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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中华-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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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与冀东两府只有一墙之隔的关外，那么大片的土地上，却没有派驻真正有战斗力的营兵，只有卫所内迁之后残留在部分墩堡上的一部分卫所兵，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就是看守曾经属于沿边卫所的一些农田，顺带着发挥一点瞭望示警的作用，毕竟那边的烽火台还没有完全被废弃。
对崇祯皇帝来说，孙承宗等人的建议，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他很清楚辽西走廊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迎来相对的稳定，而蓟镇的正北面，包括宣府镇的北面沿边关口，将会是下一步建虏进攻的重点区域，孙承宗带人巡视宣府、蓟镇沿边关口卫所及营头，他是非常支持的，对于加强沿边各口的防务，修缮关城等防御设施，他也是非常赞成的。
所以孙承宗等人的奏折一上来，他马上就批准，并从内帑之中再拿出六十万两用于重修部分破败不堪的关口，比如古北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等处关城。
同时，崇祯皇帝还给李邦华再次拨银二十万，专门用来修筑白冶城的外围城墙，确保白冶城内铁厂、水泥厂、兵器厂、火药厂等各个矿厂及仓库的万无一失。
虽然如今这位知晓未来历史走向的崇祯皇帝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历史上黄台吉带领后金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等地破边而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万一没有防住，后金军再次从这个地方侵入，那么白冶城这个正在复兴的军工基地，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这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即便遵化城像历史上一样被攻破，那么遵化以南七十里处的白冶城，也必须万无一失。何况现在大明的财政状况与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相比好转了不少，倒不是经济上有多大的起色，而是之前的抄家政策被执行的很好，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拿出百八十万两银子，用于整顿宣府和蓟镇的军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九十三章 货币问题（）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中旬的时候，此前对于朝廷上下阉党的处理已经结束，按照当时的定罪，该抄家问斩的一个不留，给充军流放的也都押解上路，需要交银恕罪的也都全部完成，处理里四五百个文武大臣，共抄没银子九百余万两现银，而其他财物、田产、宅院还在处理之中。即便是这些银子也够崇祯皇帝花销一阵子了。
虽然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卢象升等人，募民屯垦、编练新军需要花费大量银子，开军校、修营房、推广新型作物等等，都需要花费银子，但即便是加上年前补发给九边的四百万两军饷，这前前后后也不过是花掉八百万，与崇祯皇帝累计抄到的银子比，也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
应该说，十七世纪之初的大明，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只是朝廷罢了。当时中国对西方出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因此从西方流入了大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被民间窖藏，没有进入流通，所以才造成市面上的通货紧缩。
比如当时一个姓周的扬州盐商，家资豪富，但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死的时候把子孙叫到跟前，跟他们说自己赚钱的秘诀，两个字“不用”，因此积攒了大量的银子，请了许多看家护院的守着，结果到了满清军队屠城的时候，上千万两的家产都被清军抄了去。
如果大明的富商都是这样的守财奴，那么不管从海外流入多少白银，大明也依旧会陷入持续的通货紧缩之中。
明朝的灭亡主要是亡于财政上的崩溃。对此，拥有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清楚，毕竟大明这么大，而朝廷每年的现银收入才不过五六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辽饷也不超过八百万，这是很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食盐专卖的情况下，一些大盐商的家产，居然比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收入都要多。比如寓居扬州的秦晋盐商，比如陕西三原梁家、西安申家，山西太原的张家、郭家，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当然最富的还是徽州江家，在扬州的盐业资本就超过了两千万两。
如今这些两淮盐商们多年积累的财富，都被鹿善继、骆养性以阉党余孽的名义抓捕下狱，个个判了个抄家斩首，全数都归了皇帝和户部。
三个月来，鹿善继带着锦衣卫，在骆养性的配合下，仅在扬州、南京两地，以查抄阉党的名义抄到的银子，就超过了四千二百万两。
其中拿出一百万两，就地派给了朱燮元充作平定奢安之乱的饷银；拿出五十万两给温体仁，令其在闽浙总督的任上赈济灾民，募民屯垦，并编练总督标营。
当然，崇祯皇帝收到鹿善继和骆养性的奏报之后，也拿出了五十万两给了如今在淮安的漕运总督袁可立，用来募民屯垦，编练漕营。
当然，为了堵住南京各部尚书侍郎和御史言官的嘴，崇祯皇帝很慷慨地拿出了五百万两银子留存在南京户部，由南京户部尚书钱龙锡、新任南京守备太监王之心和移镇南京的锦衣卫南镇抚使骆养性共同掌管。
而剩下的，如今正陆陆续续地从扬州启运，走大运河往京师运来，随同回来的还有巡盐御史、钦差大臣鹿善继。鹿善继是奉皇帝之命回来的。
对崇祯皇帝来说，如今的盐政整顿已经差不多了。他整顿盐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可就是吃大户，捞银子，采取这种超常措施，尽快筹集到一大笔银子，以应不时之需，如今这个目标早就已经超额实现了。
可以说，鹿善继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把他派出去时的想象。如今财政问题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的同一个时期那么紧迫了。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鹿善继这样的军事人才，当然不能总是搁在南边帮皇帝捞钱。崇祯皇帝对他自然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是蓟辽督师的位置。
至于财政问题，崇祯皇帝有自己更为长远的想法，那就是铸新钱。如今的大明，是铁钱、铜钱、宝钞与银子共同流通，而且银贵而钱贱，铁钱和宝钞更是没有价值。而朝廷印制的宝钞，成了圈钱的一个工具，是明末的一个弊政，百当一都没人要。
朝廷给文武官员们发的俸禄里面，除了一定的折色也即是银子以外，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本色，即米、布和宝钞。这也是朝廷上下官员们对皇帝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官员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你要求他们清廉如水，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十年寒窗为当官，当了官仍然要忍饥挨饿给皇帝打工，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对这个朝廷有感情呢。明末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很多就是因为对大明皇帝和朝廷没有感情。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官员的待遇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今通过抄家这个手段，搞到了一大笔银子，除了用作给九边的军队发军饷，另一个应该提上日程的就是给官员们涨俸禄了。这也是堵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嘴巴的最有效办法。
对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或者抄没阉党、盐商家产这个事情，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负罪感或者道德上的不安，毕竟这些人的财产多数，都不是靠正途得来的。但是朝廷之上的其他官员可不这么想，有的是不敢公然说皇帝贪财嗜杀，但有的官员则上书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甚至个别的还弹劾鹿善继、骆养性等人，迎合上意、罗织罪名，抢掠搜刮民间财富。
对于这些极少数的弹劾，崇祯皇帝当然是不予理睬。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要争取的，少数才干杰出的官员固然重要，然而大明的天下，毕竟还是要靠绝大多数的官员来支撑。
而要收买拉拢绝大多数的官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他们中的部分人所说的“带血的银子”，给他们涨俸禄。当他们拿到手中的俸禄，也是来源于这批银子的时候，想来他们就不会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对于给官员涨俸禄的事情，崇祯皇帝当然找过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几个人对涨一涨官员的俸禄，自然都没意见。
对于这样的问题，哪个大臣也不敢站出来反对，你反对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了全天下官僚阶层的对立面。
但是当崇祯皇帝说出要铸新钱，用铸成的新钱作为发给官员涨薪后的俸禄时，三个人都有点担心，以为皇帝是不是又要借机敛财，名义上是涨俸禄，而实际上是减薪资。
因为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万历时期和天启年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拿更多也更大面额的宝钞，来折抵朝廷欠官员的俸禄。
看着自己比较信任的三位大臣，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崇祯皇帝笑了笑，对他们说道：“朕所说的铸新钱，可不是印宝钞。而是拿银子铸成银钱，到时候也可以命名为崇祯银元，一元合十角，一角合十分，一分合十文。
“这样，一个银元铸造的时候，含银八钱或九钱，就可以这算铜钱一千文。既方便携带使用，又省去了火耗损耗。再加上一个银元的含银量只有八钱，天下大大小小的守财奴，也就不会再把银子铸成银锭藏起来，天下也就不会再缺银。这是朕的一点想法。三位爱卿看看是否可行？”
第九十四章 崇祯银元（）
明末整个社会的崩溃，固然有着内有流贼、外有敌国的因素，但究其实质，还是源于社会经济上的崩溃。然而这种崩溃却又并非后世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明末社会普遍的贫困。
事实上，自从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启以来，早期几个大的殖民帝国，比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他们在南美洲、东南亚通过殖民掠夺得来的白银，多数都是流往大明的。
尤其是殖民主义早期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占领了中美洲、南美洲几块白银产量最多的殖民地，比如墨西哥，而他们驱使美洲土著开采出来的大量白银，基本上最后都运到了中国，换取了大量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根据后世西方人的统计，仅仅是十七世纪的头三十多年内，平均每年从全世界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就达到了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公斤。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度量衡，一公斤按二十两来计算，那么当时每年光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五百万到六百万两。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按较短的一个时间，即三十年时间来计算，那么到了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光是从海外流进中国的白银，国内至少就已经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存量。
可以说，这些从十六世纪末期从西方流进中国的白银，一直在中国留存到十九世纪的晚期，由于满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一败再败，这些白银作为满清政府给西方列强的赔款，才又流出中国，流回了西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
而在十七世纪前叶，至少是崇祯皇帝在位时期的那种贫穷，并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赤贫，而只是大明朝廷和中央财政的赤贫。当时是有大量的白银，留存在民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历史上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政权农民军攻进了北京城，当时崇祯皇帝的内承运库一两银子也没有。
为了维持大顺政权的运转，自诩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大顺政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撕下伪善的面具，公然抢掠京城民间的财富，一个月左右，搜刮出来的白银就超过了七千万两之巨。这还仅仅是一座北京城，在当时明末的中国，这还不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
由此可以想见，明末时期民间富而国库穷的整个状况。若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的够狠辣，又怎么会没有银子花呢？想一想最后闯军围城，而崇祯皇帝向百官和勋贵募集银子犒赏守城士卒而不得时的那种绝望，真是替他感到由衷的悲哀。
话说回来，既然明末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商业日渐繁荣的情况之下，明朝晚期时候的中国社会应该不缺白银才对啊！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明末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恰恰就是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并行。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市面上普遍缺乏银子这种人人信服的硬通货，而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朝廷缺银子而不得不大量印制宝钞和铸造铁钱或者含铜量很少的劣质铜钱来充数。结果，整个社会上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一世的崇祯皇帝知道明末社会的这个症结所在，自然就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因为朝廷没有银子是绝对不行的，而像历史上那样先是为了平辽而加派辽饷，后来为了平贼而征收练饷，不仅收不到多少钱，而且搞得天怒人怨。
因为加派和征收的这些银子，最终实际上还是落到了穷苦老百姓的头上。原本的崇祯皇帝每次加派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再累吾民一年”。
崇祯皇帝本人也像老百姓一样，先是把皇宫大内收藏的金器银器，交给大内的银作局熔化成金锭银锭，充作军饷和百官俸禄，到最后连自己身上的龙袍破了都没有钱换新的，只能是让皇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龙袍上都打着一块块补丁的皇帝。可是结果又如何？百官并不领情，而老百姓也不想再忍，纷纷造了他的反。
既然如此，又何须估计那么多！他的套路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抄家弄银子。如今效果不错，最起码有了基本的起步资金。
然而，有了成块成堆的银子还不行，若是让他们作为库存，静静地在内承运库里躺着，那样也不行。这就是铸造银币，解决好通货紧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皇帝的这些想法很多很丰富，而能说出来给大臣们听的，就只能是铸造崇祯银元了。
李国鐠听完了皇帝的话，其实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意思，既然皇帝想的都这么细了，那就说明此事已是势在必行，于是坦言说道：“陛下，臣对铸钱之事所知不多，实在并无多少好的意见。但是臣听陛下所言，颇觉有理。银子既然已经流通天下，以银铸钱，自然也是顺利成章。”
崇祯皇帝一听，知道首辅李国鐠对货币流通等问题的确是个门外汉，于是也不多说，直接问徐光启、毕自严二人：“徐爱卿、毕爱卿，怎么看？”
徐光启说道：“陛下，以银铸钱，在我大明自然未有过，然而臣尝与西洋传教士交往，听闻西洋各国自来就是以黄金铸金币，以白银铸银币，通行已久，官民两利。臣以为，陛下提议铸造通行崇祯银元并无不妥。”
听徐光启把话说完，毕自严随即说道：“徐阁老所言极是。臣以为陛下此议正当其时，天启以来，南北各地银价上涨，从而造成物价腾贵，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各地豪富之家，素来以窖藏白银为乐事。赚到的银子化为银锭，藏于家中、埋于地下，以图传给子孙，以保家门富贵不堕。这就是我大明银贵钱贱而物价不断上涨的原因。是以陛下所言，臣完全赞同。只是若依陛下所言，按照元、角、分，以银铸钱，那么宝钞和铁钱是否继续流通使用？”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早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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