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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权力:仕途成长记-第7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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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政策政策支持。”
“比如说？”舒晴刨根问底。
彭长宜笑了，说道：“舒教授啊，有些问题我可以满足你的刨根问底，有些问题就靠你去意会，去研究了。其实，踏踏实实地研究点问题，研究农村的问题，我还是支持你的。”
“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深思熟虑后准备研究的，难道我不踏实吗？”舒晴还在为刚才彭长宜的态度耿耿于怀。
彭长宜说道：“是，我承认你刚才那个选题也算是个问题，甚至还是学术领域里没有涉及过的问题，但是，你的这个问题不会得到我的支持，就因为，你的视角狭隘了。”
“视角狭隘？”舒晴有些不解。
彭长宜看了她一眼，说道：“是的，首先，你是对我个人感兴趣，进而对我们这个群体感兴趣，这本身就禁锢住了你的深意，其次我刚才就说过了，你的这个问题不会得到我的支持，我相信没有人会配合你。”
舒晴说：“既然你承认这个领域是空白，那为什么不许我搞？”
“我刚才就说了，基层的事干的说不得，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舒晴理了一下头发，盯着他说道：“如果我把这篇论文些成，递交给中组部，或者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给组织部门在今后选拔干部或者制定标准的时候，起到一个参考作用，让他们更多的关注基层干部的生存状况，这有什么不妥吗？”
彭长宜看了她一眼，说道：“别忘了，我就是从组织部走出来的干部，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论文拿去公开发表还行，对于不了解体制内情况的社会人士会觉得新奇，但的对组织部门，没有丝毫用处，因为，你感兴趣的那些情况，他们都清楚。我这样说你要是还不理解的话，那就是你的智商问题了。”
舒晴笑了，说道：“行，为了能更好得到你的支持，我尊重你的意见，放弃这个选题，我可以改选别的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但是，你能不能把我当做一个学者来跟我谈谈基层干部的生存现状问题，我以党性保证，绝不当做公开研究的例证，也不把这些写成论文发表，这样可以吗？”
彭长宜笑了一下，说道：“你来了也有段日子了，这些问题你也都看到了，有什么好谈的，再说了，这个问题太宽泛。”
舒晴眼珠一转，说道：“也可能是我的提问方式有问题，这样吧，以你一个基层市委记的角度来看，目前基层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还是我刚才说让你关注的那几个问题。”
舒晴怔了半天，她感觉这个彭长宜太聪明，脑袋反应的太快了，而且滴水不漏。她这个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的人，居然思维缜密不如他这个在职研究生出身的干部。她笑了笑，说道：“除去你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还有什么？”
彭长宜不想再跟她兜圈子，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还是脱不掉农耕文明的本质，我们还是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决定了华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的游牧文明是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这是我们的根源所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农业哺育了我们的工业文明，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哺育了现代化的工业，所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特别赞成中央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决策，为什么用了‘反哺’这样一个仿生学上的概念，显然是为了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已‘长成’，应该回报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对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农业哺育工业’的升华转化，是对农业近似毁灭性掠夺后的反省行为，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反哺农业，是一个多么明智和亟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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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第111章掉进她设的“套”中（）
彭长宜这个开头的话，让一贯专注政策理论研究的舒晴感到很深奥，她不敢打扰他，而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彭长宜继续说道：“说的现实一点，除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养老和教育问题，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有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村庄规划建设水平较低。村集体缺乏公共积累，村级组织管理弱化等等诸多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县级基层能解决，有的就解决不了。哎，说起来太多了，你要真想研究这些问题，没有几年的功夫是研究不透的。”
舒晴感慨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基层工作的难度，感觉到了基层干部们的辛苦。在我去年底给干部家属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属跟我抱怨，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她说，悔不该当初嫁给干部，说他的丈夫是一个乡镇的副镇长，几乎不着家，家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由此我想到那些异地任职的干部，夫妻两人常年两地分居，即便没有异地任职的干部，也几乎是不着家，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情感的缺失，对孩子教育的缺失。还有，就是基层干部喝酒成风的问题，说真的，我很反感干部们顿顿泡在酒桌上，也从内心很讨厌这样的干部，但来到亢州后，我弄明白了，没有一个干部愿意天天这样喝酒的，没有一个干部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整天泡在酒里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喝酒，那么为什么公款吃喝的风气屡禁不止呢？”
彭长宜说道：“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
舒晴一愣，一时没弄清彭长宜是什么意思。
彭长宜笑了，说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问我？”
舒晴这才意识到什么，她急忙说道：“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长宜笑了，说道：“没什么，这倒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可以回答。不过你这问题的确问对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首先，我异地任职过，即便之前没有异地任职，就像你说的也几乎不着家。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方式，极易导致我们这样的人逐渐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甚至极易淡化我们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也这是之前我家属经常抱怨我的，大人顾不上，孩子顾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这是你们象牙塔里的人无法想象的。至于为什么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问题，我有切身体会，我不是为基层干部们开脱，更不是为我开脱，有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饭桌，已不单单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范畴，甚至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许多以私人名义上的请客，往往都是因为工作，很难分清哪是公哪是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拿我的电话来说吧，你说这一天我接了多少电话，有几个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说下班后甚至睡觉后接的电话都和工作有关，公私从时间上就很难划清，你能说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电话了？真跟美国警察一样，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钟声响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层干部首先在时间上就分不清，下班处理政务的有的是。”
彭长宜顿了顿又说：“还说基层公款吃喝问题，你刚才说的对，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泡在酒里的，基层的干部，接待任务太重，这也你都看到了，不说省委，就说上级市委、市政府，那么多的部门对你一个基层县市，哪个部门来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别说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个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来客往问题，这个的确和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细究仍然说不清。比如，前几天朱市长招待的一拨客人，是南方电厂的，早先跟亢州谈过合作的事，他们去北京路过咱们这，给朱市长打电话，朱市长招待了他们，你能说朱市长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像这样的客人，他一个月接待两次就差不多工资就光了，再有，朱市长怎么认识的他们？他们家该不会要建个电厂吧？当然，也有基层心甘情愿招待的，因为有许多公务招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久而久之，这种应酬，就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没办法，大气候是这样，具体到基层干部个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你不这样，你就是另类。”
舒晴说：“你刚才说的对，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出现这么多看似合理其实是违规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风气，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当我们的社会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转化后，这种情况，就会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会都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后，基层乃至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一些不正之风了。”
彭长宜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表态。
舒晴扭头看着他，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彭长宜嘴角向上一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说的对，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达到的，但是，凭我一个基层干部的经验看，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做。”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党员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感觉彭长宜不那么抵触她了。
彭长宜说：“尽管我抵触你的研究论题，但其实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这种苦恼是无论如何不能对外人讲的。我现在比在乡镇的时候好多了，我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咸。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干部，什么叫地板干部，就是最底层的干部群体。处在最底层，却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这些基层干部们的行为，是最具体而直接地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问题。然而，这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身心压力没有人更多地去关注、去关心。”
舒晴说：“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长宜点点头，接着说道：“这是咱们私下里讲，基层干部，真的是苦恼多于快乐。当年我在基层的时候，总是抱怨上级不理解下级，现在我有幸到了原来上级的位置，也烦他们跟你诉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务先搁在一边，他们先跟你强调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苦。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听了，我经常这样说：困难有呗，的确有，我知道，因为我也在基层干过，殡葬改革期间，黑天半夜，我亲自抬过死人，清理整顿五小的时候，我带着人，蹲坑守候，风餐露宿，防止冒烟，甚至遭人暗算，基层工作，能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国家天天给你开着工资，就是让你喝茶看报纸吗？还有一点，就是山区的干部好管理，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干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问道：“依你看，基层最大的工作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干群关系吗？”
彭长宜摇摇头，说道：“干群关系称不上是最大工作难点，最大的难点我认为是权小责大。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种矛盾比喻成小马拉大车。”
“哦，怎么讲？”舒晴对彭长宜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彭长宜驾驶着方向盘，在稳稳地超过一辆车后，才心平气和地说道：“首先，经济发展是基层最迫切的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恐怕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级有没有这样任务指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个基层干部的心愿，因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党委记和乡镇长们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再有，就是现在时兴搞一票否决制，这个压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担任政府一把手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区政府就跟市里一年签过23项责任状，哪一项都能将你一票否决了。”
舒晴点点头，这个情况，确实是基层的实际。
彭长宜又说道：“再有就是稳定的压力也很大，谁都知道，信访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维护稳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个你该有一些体会了吧，你参加过信访接待日。还有就征地拆迁是最难做的工作。基层要发展，离不开工业，离不开土地，特别是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拆迁是避免不了的，是基层干部必须面对的难题，我曾经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对付过一个拆迁户，从计划生育、侵街占道都没有找出人家的毛病，没有借口能降服他，无论你怎么给他提高补偿数额，就是不同意拆迁，还聚众到市委大院闹事。”
舒晴笑了，说道：“是你要跳河的那个拆迁户吗？”
彭长宜说道：“是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如果他不拆迁，工作就进行不下去，头前那些按规定拆迁的人家，议论纷纷。我真是急了，豁出去了。在他最后一次聚众围堵市委大院，我听说后立刻火冒三丈。朱市长那时是北城党委记，他见我火了，还嘱咐我，要讲究策略，千万不要激化矛盾，毕竟是在市委大院。我哪还顾得上策略啊，心想你他妈的不就是滚刀肉、油盐不进、荤素不吃吗？我就不信我彭长宜制不服你到了市委大院后，我二话不说，拽着他就往摩托车上塞。我当时我骑的是挎斗摩托车，带着他一路狂奔，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同意拆迁吗，你不同意拆迁，我的官也当到头了，我也没活路了，因为我跟市里签订了责任状，一票否决，我活不下去了，你也别想活，咱俩今天就跳万马河我直接把他拉到了万马河的大桥上，把他拽出来后，就往桥下扔他，他死活不跳河，直跟我说好话，就这样，才算降服了他，最后我们俩还成为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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