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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强国梦-第3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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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那一次的刺杀，联省下令台湾的车辆厂和军工厂合作制造的装甲四轮马车，研制了两辆样品车，送到了开封。
这种车除了车窗之外，六面都是薄钢板冲压铆接，可以抵挡近距离的步枪射击，也可以抵挡手榴弹、地雷的爆炸。外表刷上油漆之后外观也很漂亮。但是这个年代没有防弹玻璃，因此，车窗部位安装了方便拉动的钢板，可以快速的封闭车窗。
这两辆车现在就全部在督军府，朱万化需要外出时，这两辆一摸一样的车都是同时出动，外人就搞不清督军大人乘坐的是那一辆车。
这种防弹车使用了两个月之后，还比较满意，联省衙门又定做了十辆，准备为尚书以上的官员配备。
新朝开国等了十个月了，等的就是宪法，经过紧张忙碌的十个月的时间，反复讨论修改终于可以定稿了。经过各方的反复确认，再也不需要修改了，开国大典就排上了日程，最后选择九月九日，上上大吉之日，在曲阜举行开国大典。
秋季的北方绝大部分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对于气候也不必担心，但是庆典还是做了阴雨天气的准备，一旦下雨，各部分因该增加什么防雨设备也做好了规划。
建国大事不能偷偷摸摸的，到此时，虚君宪政的国策以及宪法就都要公之于众了。所以从八月初一起，中华日报就开始按计划公布消息，发表评论文章，登载宪法，解释宪法的条款，还有大量的贺词、祝贺文章，诗词歌赋的也不少，总之是营造喜庆的气氛。国防军歌舞团配合的一台节目也在各省巡回演出，以烘托节日气氛。
在大明的大地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全国上下都被震动了，石破天惊！
在联省的一方也不是那么平静。联省的高官们去年就知道了，他们还参与了讨论，也参与了宪法的修改制定，因此，这一个层次震动不大。连续十个月之久，普通的官员也大多数得到了风声，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他们也属于早有思想准备的。普通了吏员、士绅、市民、农民还有部队里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联省的人们都知道一些宪政的道理，但是更多的人始终把朱万化当做自己的领袖，看做是联省的皇帝，也是他们效忠的对象。猛然间冒出来孔家的皇帝，他们都不知所措，想不通不甘心的人大有人在，部队中限于军纪，没人敢胡闹，但是市民们则没有约束。
古代没有示威游行，但三五成群的议论是有的，识字之人联名写万民上书也是有的。于是在联省衙门的要求之下，各地的官员、吏员都要按照中华日报上各种文章的统一口径对闹事者宣讲，平息地方。
当然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完全懵懵懂懂，只要有个皇帝就行了，管他姓朱还是姓孔。只要没有带头闹事的，他们都会很平稳，如果有别有用心者鼓动，这些基层的民众是极容易被蒙蔽的。朱万化懂得这些，所以他才加大报纸的宣传力度，命令各地驻军、武警保持警惕，严防骚乱。
朝廷一方的情况就反过来了。基层的民众，包括士绅都反应不大。其原因还是民智未开，他们对于宪政知之甚少，甚至是完全不懂，他们只是注意到又有了新皇帝。
按说撇开了朱家的皇帝，立一个姓孔的皇帝那就是造反，因此，谴责孔圣人的肯定有。可是新皇帝是孔圣人之后，当今的衍圣公。衍圣公固有的威望，再加上这几年孔胤植经营慈善会到处行善施恩，天下人都知道他，因此反对的声音就小了许多。除非是朱家的死忠分子，这种人不多，集中体现的就是散落于各地的朱家王爷，以及王爷的家臣下人。
朝廷的中下级官吏们本来应该是反应最强烈的人群，有人建立新朝那就是造反！作为朝廷的官员，他们理应忠于皇帝，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应该坚决的谴责、讨伐新朝，维护大明的皇帝。但是新皇是衍圣公，无论如何“造反”二字似乎用不上，再加上中华日报多年的宣传，朝廷一方的官员有不少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联省与他们又没有仇恨，他们何必反对？衍圣公倒成了不反对的借口了。因此中下级的官员、吏员中反对的声音也不高，当然也不敢拥护，多数都是缄口不言。
朝廷的大员们毕竟不一般，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虚君立宪酝酿了十个月，岂有不漏风之理，因此他们中不少人早就知道了，只是明面上谁也不说而已。
现在消息公开了，过了明路，不管是真心假意，他们表面上定然要骂几句。无君无父、僭越那是轻的了，现在要骂“大逆不道，明火执仗的造反贼子”了。
作为高层次的官员还是多少懂一点“立宪”的，也知道立宪的好处，他们盼着由崇祯皇帝来实行立宪，当然他们也知道崇祯不会答应立宪的，这是个左右为难的事情。现在联省把孔家推上皇位来搞立宪，他们只能在心里说朱万化高明，他们也要佩服朱万化能够让出皇位，这可是古之圣贤也做不到的，其圣明贤德直追尧舜。朱万化在他们心中的形象陡然高大起来。
至于崇祯皇帝本人那就不必说了，定然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朱万化越是高明，他就越发的嫉恨。
这么大的事，崇祯自然会召集臣子，想自己的对策。他感到，双方相安无事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多半要刀兵相见，朝廷要做准备了，哪里应该重点的防御，哪里应该进攻也要有个策划。他也知道，事态严重，头绪很多，大臣们也应该有所准备，有所商议，谁也不能一上来就说的头头是道。因此，他只是找来内阁首辅杨嗣昌和兵部尚书傅宗龙二人，也没有问什么，只是对他们说：
“两位爱卿，花皮们自己立了皇帝，这就是明火执仗的造反，对于花皮贼子今后只有战没有和了。列祖列宗传下来的江山能否保全，朕的江山社稷和朕的性命都托付在你们的手上了。你们下去之后，召集阁僚六部，群策群力，几日后再议把。”
皇帝如此重托，让两位臣子叩头叩的砰砰的响，他们心情沉重的去准备了。
联省出版的中华日报各个藩属国也是订阅的，只是看到的时间晚几天罢了。
至于大明的藩属国的反应就非常简单了。像朝鲜、清国、琉球等，他们对于谁来做皇帝关心的不多，他们更关心的是大明朝是强盛还是软弱。宗主国强盛了，那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生活在宗主国的卵翼之下就平安了。如果宗主国软弱，他们就缺少了安全感，在个别的条件之下，他们还可能生出异心，投靠别人，甚至有大胆的，还敢打上门来沾点便宜。
头绪万千，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520章完………
第521章：阴谋（）
联省发出对张彝宪的通缉令，朱钰指示他的党羽放张彝宪一马，其实他们都白费心机了。张彝宪此时并没有在开封府，也没有在河南，更没有回北京，他隐蔽在南直隶的滁州（现代属于安徽省）。此地在长江以北，距离浦口、南京都不远。
他为什么到了滁州呢？他又是如何逃过国防军哨卡的堵截的呢？
刺杀案的事发当天，张彝宪是在现场远远的监视着的，现场上被发现的远远的人影，有可能就是他。爆炸声一起，不管刺杀成功与否，说明刺客已经执行了刺杀的差事，张彝宪留在现场已经毫无意义，只有被抓的份了。所以他当即趁乱逃亡。
此时的他已经化妆。贴上了胡子，一身的短打扮，他事先在城外准备了三匹骆驼，带着一些货物，货物以布匹为主，他就成了一个小批量的送货之人，也叫赶脚的苦力。因为开封的纺织业发达，不少的布匹需要外运，这种送货之人很普遍。他们多数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集小老板、苦力、保镖的身份于一身，劳工的短打扮，携带木棒短刀之类的防身武器，会一点拳脚。
产品的销售方式有多种，其中就有店铺固定代销某一厂家的货物，需要定时小批量的送货，这种货物就是雇佣小运输队，送到指定的店铺。
乔装打扮也要符合本人的特点，否则容易暴露。张彝宪是个太监，太监的生活也是养尊处优的，三十多岁，定然身体很好，肥肥胖胖的，扮作乞丐定然不像，如果扮作商人，他不懂得行情，也不会做生意，一说话就露馅。不管是不是公鸭嗓，语言完全外行那是不行的。农民、雇工、地主、士绅，这些人没有个缘由如何到处乱跑？和尚道士有一套专业的言行举止，不是任何人都能模仿的。因此，这些角色都不行。
太监们整日无事，不少的人就喜欢练拳脚。他们的身体已经去了势，就相当于骟马或者骡子，体力自然就强于普通人，因此，很多的太监都是练家子，武功了得。很多武侠中都有太监高手，那是有道理的。例如明成祖朱棣的部队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做军官、士兵，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这种出身，并且是有战功的战将，他的战功很关键，救朱棣于危机之中，立功的地点叫做“郑州”（不是河南那个郑州，在河北省），因此朱棣亲自书写“郑”字，赐予他姓郑，原名“马和”由此改名为郑和，郑和在皇宫里任职的时间不足一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担任的都是皇宫外面的职务，时间最长的是军职。
因此，张彝宪扮成赶脚的苦力，带上棍棒一类的简单武器，就是运送货物兼做保镖之人，这个身份不容易露馅。语言上他可以少说话，憋着嗓子变得沙哑一些，也就蒙混过去了。他有内务府大总管的身份，什么样的身份官文、堪合也难不住他，定然是证件齐全。
他行动又是极其迅速，没等关卡严查，他就离开了开封，一路南行。
他为什么向南走呢？
二月里正是黄河的冰凌期，过黄河的唯一通道就是新建的黄河隧道，那个地方定然盘查严格，他绝对不敢去。向南不远就到了南直隶（安徽），也就出了联省的范围，自然是最安全的方向。他赶着骆驼，在大平原上什么道路都能走，也就可以避开盘查严格的重要路口，选择僻静的小路。
他的这一番算计，使得他快速的脱离了虎口，逃到了滁州。
他毕竟是内务府的总管，在内官（皇宫里面的官）中官居二品，也算是高官了，他离开北京去开封行刺是借故离职的私自行为，现在，由于联省的通缉，他想回北京也回不去了，长期的离职也不是办法。他知道长江沿岸都是国防军的势力范围，因此不敢冒险过江，只能差人秘密到南京向崇祯皇帝禀报，以求解脱这种尴尬的局面。
皇宫的内外还是有区别的，张彝宪之事，就没有通过内阁、六部的大臣们，只是宫廷内部处理。这一个小细节，却躲过了国防军的眼线。在皇宫的内外，国防军还是有不少的眼线的，但是锦衣卫（后来有锦衣卫参与）本身就是特务组织，坐探是极难打入的。皇宫里的小太监能得到的情报有限，疏漏总是有的，这个情报仅限于皇帝与个别人之间，不幸被漏掉了，联省和国防军对他们的活动都不知情。
崇祯最初觉得张彝宪太孟浪了，竟然干这种鼠窃狗偷之事，有损朝廷的脸面，很生气，想把他革职算了。但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却极力的主张利用张彝宪继续执行刺杀的事业。众所周知，锦衣卫历来惯用暗杀的手段，他们不认为有什么不光彩的。刺杀的对象是朱万化，那是皇帝和朝廷的头号敌人，有何不可？
皇帝干见不得人之事也不见得少，经骆养性一撺掇，崇祯也就释然了，能除掉朱万化毕竟是他日思夜想之事，因此，他就让锦衣卫参与谋划，这就等于是朝廷指使了。
对于此事，朝廷的大臣们可是不知道的，否则，绝对会有人阻止这种行为。首先，这种手段有点见不得人，一旦暴露出去，将极大的损害朝廷的声望，当然也损害皇帝的声望。另一方面，假如刺杀造成联省一方的伤害，则会给联省武力进攻朝廷的口实，这个后果极其严重。崇祯没有告诉大臣们，只能说是崇祯的失策，如此大事怎能对内阁隐瞒呢？这也是皇帝一人专权的结果。
可是，就算是崇祯预计到了其后果严重，他会有所顾虑吗？他会缩手缩脚的放弃这次机会吗？依照崇祯的脾气秉性，他不会收手的！
隐患太大了！隐患能否变为现实，这就要看刺杀行动的后果了。
锦衣卫的参与，与张彝宪一人单干的差别就大了。张彝宪纯属于个人泄愤，锦衣卫则是专业的杀手。但是张彝宪这个外行的杀手，却歪打正着的使用了现代的炸弹刺杀手段，这个办法又提醒了锦衣卫的杀手，再加上皇帝的支持，银子、武器、人员全都不缺乏。于是大明版的恐怖袭击就进入了计划之中，阴谋的酝酿中心就在滁州。
。。。。。。
七月十二日，按照前几天的约定，崇祯召集了内阁全体成员和六部尚书，商议对策。
各位大臣们都有了十几天的准备，个人见解应该是了然于胸，准备充分了，但是事关重大，开场还是一片的沉默，谁也不想先说话。
杨嗣昌知道自己首辅位置的重要，他不能等着皇帝催促，因此，略一沉吟，便上前一步启奏道：“陛下，依微臣之见，我官军还是取守势为上，静观其变。其原因自不待说，还是由于花皮的军力强于我官军，我官军强行征讨就要吃亏。但是我官军应该调动起来，枕戈待旦，全力做好防御之时，也要有出击之准备，一旦发生有利于我的战机，也是可以选择战场出动征战的。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有两个地点可以设为出击之地。其一就是南京对面的浦口以及整个长江沿线。这里驻扎的是花皮的第六师，他们拥有水路两军，是比较强的一支部队了，但是，他们的战线太长，每一地兵力都不多，以浦口为例，那里不过一百多人。我军的长处是人数众多，并且在直隶、湖广的官军都新装备了火炮，完全可以一战。
浦口是我京城之下，中原的核心，此地作战容易引发全面的大战，因此，开战要慎重，没有好时机就不能动。
微臣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地点，那就是察哈尔。此地与浦口的情况刚好相反，那是偏远之地，不是很引人注目，可以作为我方试探性的战场。在那里我官军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原来的宣大边军还在北京，现在被编入了京营，有四万之众，这是我官军的一支劲旅，加上北京原来的京营之兵，有十万军可用。察哈尔基本没有花皮的部队，都是蒙古兵，我军居于优势。但是宣大边防在花皮第十一师之手，这支力量不容小视，因此，如果发动对察哈尔之战，我军应该出古北口，避开宣大边关，并且在延庆设防，阻击花皮第十一师对北京的进犯。
浦口和察哈尔这两地是预选的战场，但是切忌轻举妄动，仅仅准备而已，没有战机，万万不可首先开战，引起战端。防御、静观其变是眼下的上上策。
除此之外，这半年来我们执行了新的国策，内部治理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还要继续整理内部，内部安定才能对外拒敌。农商的繁茂才能有更多的税收，府库银两充实，才有兵可用。”
杨嗣昌的一番话几乎是面面俱到，他的策略还是扎实的。但是有一个隐患他没有说，那就是宪政。由于联省的一方要建国了，声势浩大，定然引人注目，联省制定的宪法已经在中华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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