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空航班-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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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炸需要轰炸机，而且还必须是远程轰炸机。但是当时中国空军购买的，能够轰炸到日本本土的马丁139wc型轰炸机，却掌握在一群外国雇佣兵手里（不是飞虎队，也不是苏联援华航空队，就是一群雇佣兵，拿钱办事，没钱走人的那种），这些人开出了执行这次任务的价钱：10万美金/人，8个人需要80万美金。

　　　　常凯申一琢磨：你们这些人的钱不要挣得太轻松啊，80万美金，够我干多少事了？再说，这是攻击日本本土，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民心士气上的好处，让一群外国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算是怎么回事儿？

　　　　于是决定了，让这些雇佣兵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我们用中国飞行员来完成这次轰炸任务。

　　　　没想到这些雇佣兵不让中国飞行员接触飞机。

　　　　按理说这飞机是我中国老板的财产，怎么处置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轮不到你一个打工仔多事，对吧？可是这些雇佣兵就愣是不让中国飞行员接触飞机，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掌握了这种飞机，他们就没活儿干了。

　　　　而国府居然没办法——痿鼋长硬不起来啊。

　　　　后来徐焕升（执行人道轰炸任务的队长）耍了个花招：他在机场上拉响了空袭警报，于是这些外国雇佣兵接到“飞机转场”的指令。他们驾驶着四架马丁轰炸机飞往成都凤凰山机场，停好飞机前往驻地休息，这时候徐焕升带人把这四架飞机包围了起来，不许任何人靠近，从而顺利底接收了这些飞机。不久以后，这支航空雇佣兵被航空委员会解散（这个事情在原来的历史上发生于3月16日，在这个时空也基本发生在同一时间。当时未来人的消息还没有公开，否则徐焕生也就用不着非要用马丁轰炸机了）。

　　　　但是这一次计划中的轰炸，没有战斗机护航。

　　　　一来是因为前期的战斗，国府空军的战斗机基本损失殆尽；二来，就算还有战斗机，那时候的战斗机也没有这么大的航程（来回将近2000公里）。

　　　　在原来的历史上，这次轰炸任务是迫不得已，没有护航也必须进行；但是在现在，中国空军有了选择：也许未来人有航程足够的战斗机呢？

　　　　抱着这个想法，同时也是为了试探一下这些未来人的态度，宋美龄这才跟着出现在长春街。

二　试探接触2（）　
（解释一下，这个故事一开始真的是一时游戏之作。地效的历史和军事知识储备其实不足以支撑构建这样一个故事，只能是想到哪儿、或者说‘学’到哪儿写到哪儿了，比如现在写的人道远征，就是刚刚看《档案》才学到的。

　　　　为了保证质量【虽然质量其实也不怎么样】，以后可能还会开一些外传之类，一方面是这些事情写起来也挺有趣，比如计划中要写的1938年1月，第12届英国温布立世乒赛，咱们派一些六边形战士去教教这些不可一世的欧洲人打乒乓【那时候的乒乓在欧洲可是大众运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地效拖延一点时间用来恶补相关知识。

　　　　但是这样可能打乱时间线，就只能希望书友们原谅了。

　　　　不管怎么说，自己开的坑，含着泪也要填完）

　　　　两辆在满载着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的卡车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嘎”地一声停了下来，不等车子停稳，车上的战士纷纷跳下车，在这栋四层小楼周围拉开了警戒线——其实没什么必要，戴笠的人早就把周围都梳理了一遍——片刻后，又是三辆保时捷轿车驶来，陆续停在办事处门前（注：查不到常凯申在抗战时的座车，不过既然他当时在大力建造德械师，那么其本人用德国车应该是比较靠谱的——等到去了湾湾后，就改凯迪拉克了）。

　　　　后面两辆车车门打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戴笠从车上下来。陈诚快步来到了第一辆车旁，拉开了车门。这辆车上坐的当然是常凯申夫妇。

　　　　不过常凯申并没有下车，他偏头看着车外，脸色阴沉。

　　　　“达令……”

　　　　同车的宋美龄看着丈夫有些失神，叫了一声。顺着丈夫的目光看去，他看到了办事处门口停靠着的那两辆东风铁甲，以及上面安装的黑漆漆的重机枪，以及……守卫的战士。

　　　　瞬间，宋美龄就知道了常凯申的想法。

　　　　宋美龄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常凯申一直为自己大力建设的德械师自豪，认为这是整个亚洲第一流的军队，就算比之日军也不遑多让，在国内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而以他好大喜功的个性，有了这么“强”的部队，肯定想要在人前显摆显摆，所以他很喜欢带着自己的卫队（他的卫队当然是德械师，这里的“师”）到处乱晃。

　　　　可是现在，曾经威风凛凛的德械师，跟那两个卫士比起来……套用一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其实只论及“人”的比较，德械师的士兵比之解放军战士不遑多让，甚至，还要更多一分杀气；毕竟这个年代的国军还不是日后那一支气温高过30度就不训练的草莓兵，他们是真正上过战场，跟红军、跟各路军阀，甚至跟日本鬼子不断血拼，百战之余淘汰袭来的真正精锐。

　　　　可还有一句话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三分长相要靠七分打扮。两边战士巨大的装备差异让那几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小战士看起来比这边的百战老兵要强得多。

　　　　“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常凯申脑子里，忽然想起老对手在文章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仔细咂摸了一番这句话，心头满不是滋味。

　　　　————

　　　　看常凯申似乎不愿意下车，在门口等着的一干工作人员逐渐不耐烦起来，董老只怕大家会搞出什么失礼的事情，于是和刘跃君老将军迎了上去。

　　　　“痿鼋长，您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灰’，让我们这些人都受宠若惊啊。”董老表示欢迎。

　　　　“好说。”常凯申本来不想回答的，不过让人家等着是很失礼的事情，于是板着脸说了两个字。

　　　　很礼貌，不过在这种条件下，礼貌也成了较量。失礼只会让对手看了笑话。

　　　　于是常凯申终于走下了车。对于董老他并不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董老旁边这位穿着漂亮中将军礼服的、正在朝自己敬礼的老人身上了（常凯申的军衔是元帅，军衔对等原则，不多说了吧。）。显然，这就是那个未来的什么人民共和国在这边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刘跃军老将军也在打量着常凯申，心中五味杂陈。

　　　　常凯申打量了老将军一秒钟，举手回礼，于是礼毕。

　　　　“我就是常凯申，在你们那边，想必没有什么好名声吧？”

　　　　旁边的戴笠，陈诚，何应钦等人都皱眉：痿鼋长这是一上来就摆明车马啊。

　　　　白崇禧愣了一下，不为人所察觉的点了一下头：老家伙这么光棍儿，倒是有了几分大国领袖的洒脱。

　　　　“确实，您的名气不太好；不过倒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刘老将军应对得无懈可击，“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那边去看看。”

　　　　“等驱逐日寇之后，我一定抽空过去看一看。”常凯申今天的表现不断刷新着白崇禧对这个老对手，老冤家的认知，“功也罢，过也罢，我常凯申，总算是让后人记住了我！”

　　　　董老手一摆：“痿鼋长，请！”常凯申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服，大步向办事处走去。宋，董，刘，何，白，陈，戴等人随后跟上。

　　　　将要进门的时候，常凯申又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看这两个卫兵，索性走了过来。

　　　　“小伙子，你多大了？”

　　　　小战士似乎很不愿搭理常凯申——这个很正常。作为那个时代、以收回台湾为己任的战士，对于造成台湾分离状况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没有好感。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边还是敌人。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现在中央发兵台湾，那么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国共内战的继续，换言之人民解放军和国民革命军其实还处于敌对状态。在敌对状态下，军衔对等原则可以无视，理论上这个战士、还有刘老将军都可以无视国民革命军元帅——那是敌方军队的人。

　　　　两支敌对的军队碰面，而两边又都没有投降的意思的话，那就是遭遇战。遭遇战的时候，一个士兵击毙对方的元帅绝对不是失礼，而是巨大的军功。

　　　　不过这是把两个时空的国民革命军看做一支军队才会有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既然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自己视为有别于八路军的另一支军队（原因在于这个时空的马列党名义上还是炮党和共产国际的下属，如果2020那边把自己视为这个时空马列党的下属，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尴尬的事实：炮党或者马列国际，是自己上司的上司，为了避免这些麻烦，202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在这边），当然也就不能把那时候的国民革命军等同于这边的国民革命军。

　　　　于是这个战士大声回答：“报告，我今年21岁——不过如果按照公元纪年算，则我现在是…61岁。”

二　试探接触3（）　
“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

　　　　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跃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社会环境有关，入前文所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他们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

　　　　自视甚高，又不肯吃苦，把这些人投入军队会是个什么结果就可以预料了。实际上，民国各系军阀都不愿招收学生兵，一来固然是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二来估计也是担心这些人拖后腿。

　　　　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那么常凯申呢？不是说“一寸河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