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迷抗日记-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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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章　羽绒服
4　　　　财迷觉得与杜重远等人在一起，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杜先生不光会经营企业，而且还保持了浓浓的书生气。他与朋友邹韬奋等人一起，办了个《生活》周刊，上面多是一些漏*点的文章，也有一些赞扬抗五军抗日的文章，以及批评政府工作的文章。
　　　　又是这么著名企业家，又这么有漏*点搞文学等事情，让人觉得很难想像。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总有一股催人向上的漏*点。不过他们说与光之老弟在一起时，他们有种要向贤弟学习为国为民干实事，要有向上直追的感觉。看来，人是互相影响的。
　　　　与黄宏林、屈国良、李明他们相见，感觉也不错。共济会已经发展成这个样了，他们还是一付忙得脚跟打后脑勺的样子。黄宏林把家从武汉搬到上海来了，屈国良也成了家。他们的感染力挺强，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李明，也变得又热血、又有点江湖义气的样子。而黄宏林和屈国良自己，则多了一点学生味，特别是屈国良。这也说明了，在一起的人总是互相有影响的。
　　　　财迷长期在北平指挥抗战，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业，一般的事都不用他管了，除了有时一些很大事情的决策。财迷在上海比以前创业时要空闲一点，除了搞一下装备的设计外，还可以与家人朋友聊一下，甚至乔装后，到上海市区逛一下。自从财迷在山东又一次被袭击后，对他的保卫工作可是很注意的。如果不乔装，就要前呼后拥的，没法上街了。
　　　　在上海，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正在进行战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上海民众对战争已经相当适应了，南北两地的战斗离自己比较远，而去年战争的创伤愈合得挺快，才不到两年时间，市面上完全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于是，文艺活动也多，晚上跳舞照常，交际花们依然如故，商业也仍旧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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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共济会的工业、农业、商业，都发展得很好，工业主要在马鞍山和芜湖发展，而农场和股份制农村合作社，则在江、浙、皖、鲁，发展较快，河南、河北、湖北等，也有发展。有些农场等，不过是共济会组织了一下，让土匪不敢再去，另外对贫困的地方，提供了一些种子、农具、家禽等，而已。这些农场有个一年半载的，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国的农民，真能吃苦耐劳！只要生活有盼头，一样的劳动给一样的分配，税收合理，他们就肯干得很。而且学习文化什么的，也有兴趣。
　　　　有不少战斗中致残截肢的军官，特别原来是学生兵的，经培训后，担任了农场的领导。这样让他们干事，比在荣军院养着他们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也容易解决家属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是共济会给的，不许拿农场的一分钱，他们照样干得起劲。只不过把农场搞得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共济会的农场，一般都给发了一个收音机，于是，大家晚上或者农闲时，就会到农场部听一下“戏文”，学一下抗五军的歌，也听一下新闻。这些事情，不光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意识，还让大家有个文娱活动，丰富精神生活。
　　　　农民们有了钱，第一个愿望就是为家里买个收音机，然后是闹钟。科辉的钟表厂已经生产出手表，不过价格比闹钟高得多，对农场的农民，一般是买不起的。加上自行车，就是当时年青人结婚时说的“三大件”了。当然，一般农民结婚时，有个一件、两件的，就相当好了。
　　　　人的“幸福感”，总是与以前的经历、自己的心理，以及环境人群的比较中得到的；这时，共济会农场的农民们，因为生活基本上能达到温饱了，幸福感高得很！像一位老农民说的，他这辈子前几十年吃鸡肉的次数，还没现在一年中吃得多！这一年中，他一共吃了五次鸡肉！真是幸福啊！
　　　　共济会的农场，是受益民众最多的企业了。
　　　　抗五军的军需，对工业和农业也有促进，例如现在抗五军主要穿的是棉大衣，比较重，财迷就怀念起他在另一时空的羽绒服来。于是，让南方一带的农场养殖鹅和鸭子，准备为抗五军装备羽绒服。开始时，生产的数量少，根本不够装备部队；成本也要比棉衣高得多，就先推上了市场，结果利用了五凤的品牌，推到了欧美市场，价钱定得高，利润率高，只是销售量还不大。现在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还没很好恢复，那儿民众也比较穷，购买力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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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货商场、农村供销社、平安联运等全国联营企业，企业本身的利润也算不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大华联合银行也一样，不光解决了共济会自己的建设资金问题，还为其他商界、实业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利便。这些企业都互相有关联的，配套运行的。
　　　　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别的老板组成一些类似的商业和运输业等，与共济会的这些企业竞争，不过共济会的这些企业本身利润率定得并不高，那些企业又是新开业的，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共济会企业的规模。例如，以孔祥熙为首开办的商业联营公司，规模也不小，但在城市竞争不过上海国货公司，在农村更没法与供销社比。加上在一些军阀控制地区，他们的发展受到限制，谁叫他们的“中央政府”色彩太浓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一家企业能与共济会企业平起平坐的。有些经营得差的，据说还在亏损！
　　　　倒是在一些地方军阀的地盘，有几家这类企业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不过他们也不会太过分压制共济会的企业。军阀们虽然不喜欢共济会在他们的地盘发展过大，但也不想得罪共济会。得罪了共济会，别说他们派几个“城市敢死队”这样的人来，就算是在经济上不与你们交往，你的地盘上商业就不行了、税收就要少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抗五军在后面呢！
　　　　抗五军的军火是自己生产的，已经被大家知道，军阀们就有来要求购买侧把子枪、机枪和子弹的。但共济会一律不卖！只要是用于打鬼子的，抗五军才考虑可以送一些！共济会绝对不参与内战！军阀们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后来一想，反正他们也不卖给他们的对手，对双方都公平，这样也好。实际上，抗五军生产的军火，也只够供应东北抗战的。5
第一百六十六章　炒美国股票
4　　　　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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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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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5
第一百六十七章　福建事变
4　　　　年底前，一般财迷会忙于年终结账和总结，不过今年年底前，财迷就不用管什么结账和总结的事了。大凤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加上卢作孚、杜重远等人，这些工业农业上的事，就不用财迷操心了。但年底前发生了“福建事件”，李济琛、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这事，也牵涉到财迷，还有黄琪翔和王亚樵。
　　　　十月份，十九路军就派人来找财迷，带来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信，说是要成立一个反对蒋中才的“联合政府”，让共济会会长才弥先生也参加、支持。
　　　　但才弥先生对他们的有些意见并不赞同。他们提出采用联邦制度统一全国，也就是地方自治权很大。这对于吸引广西、四川、贵州等地的实权人物（就说是地方军阀不就得了？）参与、支持他们新的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是必须要这么提的。但这样容易分裂国家，特别是现在日军正在找了些汉奸，制造“通州独立”、“河北独立”、“华北独立”的，这样搞，不是合了鬼子的意？如果日军全面侵华，联邦制的国家就更容易各个收买、击破。而各个地方之间，也容易相互打仗。八、九月份时，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两军还又有激战！
　　　　但这些，陈铭枢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先要把政府成立了，把蒋中才先搞下来再说。要搞倒蒋中才，这就又要有内战了！尽管财迷对蒋中才没什么好感，但这个时候打内战，合适吗？
　　　　来上海的说客对才弥先生说，他们的新政府将是一个抗日的政府。但是，为了避免刺激到福州等地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峡对面的日军，所以在政府刚成立、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先不提抗日这一点。具体以后怎么抗日，等以后强大了再说。
　　　　卢作孚、杜重远他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东北应该拖住日军南下的步伐，在关内应该抓好马鞍山等经济建设，所以，国内不能乱，不能再起内战。于是，财迷没有同意参加他们福建政府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够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搞反对蒋中才的事，现在还是先对付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但陈铭枢他们成立反蒋政府这事，干的动静比较大，戴笠他们知道了。蒋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动，让他们不要搞这个事，并拉拢他们中的人。这下子，陈铭枢他们反而决定马上成立这个政府。
　　　　黄琪翔和王亚樵与这个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过他们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大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黄琪翔还在赤峰地区指挥抗五军，只有王亚樵还是从北平去到了福州。
　　　　结果，黄琪翔被任命为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了个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是不是原来给才弥先生准备的位置？）黄琪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