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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使命1937-第2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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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的大胜，直接刺激了地面陆军的士气，反观地面的日本守军，士气极为低落。徐财富也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指挥官，他立即发现了战场上的微妙变化，立即借助空军的威视，命令部队加大进攻力度，务必要攻占高邑县城。
战至中午十二点一刻，高邑县城的守军全面崩溃，在指挥官山田原一大佐的指挥下迅速向南突围，紧急撤往邢台。
ps：今天家里有事，第二章所以有点少，见谅！
第五百零七章：无耻的木村与无耻的日本媒体（求订阅、求月票、求各种！！！）（）
邢台是冀南重镇邯郸的北方门户，同时也是冀南最重要的物资储备基地，所以一直都是日军重兵把守的重城，另外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的师团不此时就设在邢台。
高邑攻防战结束后，木村兵太郎好容易收拢了几千残兵，加上冀南的部分伪军，邢台地区的守军堪堪达到了一万三千余人。不过不管是木村兵太郎还是第三十二师团的参谋长永田大佐都清楚，就这点兵力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徐财富可不会给日军调集兵力的时间，11月15日傍晚时分，第八战区先遣部队一个步兵团以及一个装甲营就到了邢台，并且还对邢台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不过可惜的是，被守军击退了。
尽管如此，徐财富所部还是给了木村兵太郎极大地压力，区区一个步兵团就差一点攻破邢台的城防工事，要是等支那主力部队到达的话，那邢台的守军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不过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可是一个狠人，此人是1939年被任命为第32师团长，晋升为陆军中将。随后被派到中国山东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命令士兵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1939年4月14日，木村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中国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他率队“出征”前对部队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八路军及根据地，并且施行“三光政策”。
当木村进入根据地后就遭到了中国八路军第115师的游击战的重创。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军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名老百姓关押在集中营做苦工，建立了“新华院集中营”。
每一个被送到这里的劳工，每天都会被抽出200cc的血，日军欺骗劳工们说是做化验，其实是供日军伤员输血，有很多人都因抽血过多而致死。有些反抗者会被严刑拷打，甚至被放出的狼狗撕咬。集中营的墙上围着高压电网，很多逃跑的劳工都被电死在上面，而被抓回来的。也会被日军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此后每年达10万余人的中国劳工被掳掠到东北、日本的矿区做苦工。山东、吉林、辽宁、山西等地从此出现了罪恶的“万人坑”。
就所有侵华日军的高级军官来看，其中不乏屠夫式人物，例如谷寿夫等，但是像木村兵太郎这样残忍的还真不多见。现在冀南的战局对于日军很不利。于是木村便想到了以民代兵的想法。就是以中国平民作为阻挡陈锋所部的盾牌。说白了就是将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赶上城头，如果陈锋所部坚持要攻城的话，最先遭殃的就是这些中国平民。
木村兵太郎的行动很迅速。在徐财富所部主力抵达邢台之前，日军已经从邢台附近抓捕了三千余人，另外邢台城内还有万余中国平民，当徐财富主力抵达邢台之后，立即就准备攻打邢台，他们刚刚接到潜伏在伪军中的情报人员传回来的情报称，日军在邢台城内的守军并不是很多，真正的日本兵只有五六千人，剩下的都是伪军，
接到消息的徐财富大喜，立即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且预计日军最多坚持两天，两天后日军将彻底被击溃，甚至是全歼。
果然不出徐财富所料，第一天的进攻就非常顺利，尽管日伪军抵抗的非常ji烈，但是由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日军就丢掉了邢台外围全部的阵地。截止11月16日下午五点，邢台外围的日军阵地全部被徐财富所部攻占了，邢台成了一座孤城，如果短时间内没有援兵的话，那么城内的日伪军惟一的出路就是投降，当然了，他们也可以选择玉石俱焚。
但是就在徐财富等人欣喜若狂，准备一鼓作气拿下邢台的时候，前线传来消息，日军耍流氓了，今天在邢台的城墙上站满了中国平民，看样子最少也有几千人。
徐财富急忙赶到战场的最前沿，借着望远镜，徐财富看到邢台城不高的城墙上站满了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可以看的出来，这些人都是附近的农民，有的甚至还抱着婴儿，里面虽然以青壮年为主，但是也不乏儿童以及白发苍苍的老人。
日本人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徐财富知道日本人的目的，他们就是希望攻城的部队有所顾忌，从而不敢尽全力。
事关重大，徐财富可不敢私自做主，这个问题很严重，可不是他所能私自决断的。徐财富立即命令部队原地驻扎，同时上报战区长官部，请求陈大司令给予明示。
接到徐财富的报告之后，陈锋也极为愤怒，这些小鬼子也太丢军人的脸了，打不过就耍赖，一群手拿武器装备精锐部队，竟然还需要几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做肉盾，这些混蛋都该死。同时陈锋也清楚，木村兵太郎那个老鬼子肯定是被徐财富所部欺负惨了，这是狗急跳墙没办法了。
思来想去，陈锋还是下达不了强行攻击的命令，他一边命令徐财富所部继续围困邢台，一边派了一部分战地记者前往前线，他要将日本认的无耻嘴脸公布于众。随后陈锋召集世界各国的记者，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会上陈锋将日军在冀南的无耻行为进行了控诉，同时警告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及日本陆军中将木村兵太郎，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否则的话第八战区将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给予还击。
此事一经披露，日军华北方面军顿时成了世界各国舆论谴责的对象，日军因为此事遭到了西方各国的眼里谴责，就连日本的盟友德国也对此事十分不满，认为日军的行为有辱军人的荣誉。也许唯一称赞日军行为的恐怕只有日本本国那些已经严重法西斯化的媒体了。
日本新闻媒体将第三十二师团的行为称之为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甚至有些媒体还公开称赞木村兵太郎的果断和机智，可以在那种危机关头想到如此管用地方法，以此来保全大日本皇军。
日本军队以及媒体的无耻嘴脸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公愤，在西方国家看来，战争只是军人之间的事情，和平民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许在战争过程中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总体上军队还是很少对平民出手的，更不要说像日本这样明目张胆挟制平民要挟对手了。
更让世界各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新闻媒体，他们似乎已经摒弃了新闻媒体的社会使命，已经成了政府的舆论工具，完全不顾事实根据，随意地妄下结论以及不负责任的鼓吹，可恨之极。木村兵太郎的这种无耻行为，不管是在那个国家，放眼全球都是违背军人使命和荣誉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中国也好美国也罢，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其掩盖下去，以免遭到国人的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指责，国家的面子还是要的。只有在日本这个国家，才会出现如此奇葩的事情，新闻媒体竟然将木村兵太郎吹嘘成了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滑天下之大稽。
事实上日本出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自由新闻，日本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于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明治维新前后，诞生伊始便与党派斗争紧密相连。随着党派之间斗争日益加剧，日本政府并没有忽视媒体这一强大的宣传、鼓动力量，而是把它当作了操纵局势的“门阀”。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朝野关于“征韩”问题所引发的分歧逐渐影响到报刊，于是出现所谓“官权派”、“民权派”、“帝政派”三大报刊阵营，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民权派”报纸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大批民众也加入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
面对如此强大攻势，1875年，明治政府先是颁布了“新闻纸条例”，继而又制定了“诽谤法”，并制定了对记者的刑律。此后的5年内，全国有300多名记者、报人遭受罚款或拘捕的惩处，日本新闻史上出现了空前的言论恐怖时期。1883年，为了限制正当报刊的自由竞争，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条例”，征取高额保证金，迫使几十家报纸停刊。
20世纪初的“白虹贯日”笔祸事件后，为了防止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滋生与发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至此，在经过了政府的数次强力“矫正”后，日本近代新闻事业对新闻自由的渴望被一点点扭曲和荡平。到20年代后，日本报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逐步被军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
第五百零八章：日本媒体的法西斯化以及日本民意论调（求订阅、求月票、求各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无可厚非的行为，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这样的事情再是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包括中国也一样。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同时期还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
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
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更没有像日本那样严厉的舆论压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保证政府宣传一致舆论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这基本反映了军部以后进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第二步是启动“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
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
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施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其次是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
“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
最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论法规，控制民众言论。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其中规定，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的发售、散布并查封报社、杂志社；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为维持治安、保持军队秩序，公布、实行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与此同时，内务省着手建立出版警察网。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护政治机密的国防保安法。各种情报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这些言论法规的制定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惩治对时局“散布流言蜚语者”和“蛊惑人心者”，二是将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活动从呈报制改为许可制。
通过以上措施，日本政府和军部将报业、通讯社及情报机构全面统治起来，实现了所谓的“国论统一指导”的体制。日本媒体在这种严密的言论控制下，加之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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