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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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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以公民资格问政，他的职业还是哲学教授。到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1936年，他在《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说：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他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244—245、246页）
那一刻，他确实为『共产』党《八一宣言》的联合抗日主张打动了。细究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也不无关系。
早在1919年9月1日，他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长文，不过他信仰的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筹备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了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持续一年多。
他从来不讲唯心、唯物，但1931年以来，因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人。光是论战双方的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返回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这个“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包括他和许多教授、司徒雷登在内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4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他被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叶笃义为私人代表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定“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内容共三条，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从“五四”时代他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赞同“联合『政府』”，倾向与『共产』党合作。1946年10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他到南京劝蒋介石缓开“国大”，原本说好个人会谈，结果变成了茶会。蒋虽到场与他握话，并劝他不必回北平，但因人多，不方便交换重要意见。他非常失望，次日即悄然回北平，拒绝出席“国大”，为此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劢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对于蒋的电催，他以“燕京课忙，不克分身”予以回绝。
1946年12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之后，董必武仍留下在南京，张东荪觉得和平还留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先做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原载1947年6月出版的《现代新闻》第五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回忆：“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
……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他说将来和谈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42—43页）见蒋时叶笃义没有同去，张东荪后来曾对孙子说，蒋请他吃饭，请他参加『政府』，他拒绝了，“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369页）
当然，张东荪也和『共产』党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在1952年写的《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同上）他“始终认为只有国共和谈是中国的出路”，“谈判断了几次，我还希望能够恢复”，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像法共一样，“在议会中做斗争，所以以为必须由谈判来解决”。因为国民党方面不肯让步，所以，“应要求美国去压他”。他在这时期写的几篇文章，全是为此。（1952年检讨手稿，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335页）
第24章 “应笑书生不自量”： （3）（）
1947年3月8日，也就是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此前，1946年与1947年之交，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就是做“调人”，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正在欧洲访问、倡议和平，有人甚至将张东荪和华莱士相提并论。直到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一文说：“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因为破裂的结果，我们早知道国民党并不能得到便宜。”（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370页）
当时，张东荪的想法就是政治上选择英美式自由民主，经济上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他自认为不偏不倚，采双方所长，融于一炉。早在1932年，他起草的《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时，这个思路就已形成。1946年6月，他公开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建立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著名提法几乎一致。
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认为『共产』党所提出的“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不能忽略的是，他始终强调个人自由，警惕“全体主义”：“政治家往往知道侧重于个人自由不易驱使人民，所以凡是政治家无不欢喜提倡全体的重要『性』。……他们于是提出全体主义的理论，而高呼‘国家至上’。”
包括张东荪在内许多代表“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背后固然有现实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当时他们普遍认为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制度模式。这并不是张东荪等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类似的言论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计划经济以及可能带来的平等让千百年来怀抱大同梦想的中国人心向往之，他们理想中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方案迅速产生共鸣，决不是偶然的。
“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派的人。胡绳晚年《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第一节就是《关于“中间势力”》，“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胡绳全书》第七卷，45—46页）
毫无疑问，张东荪就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这有他当时在《观察》《再生》《时与文》《文汇报》等报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正式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而再地倡导“中间路线”，而且在内战全面爆发前夕为斡旋和平竭尽全力。
张东荪至死都为自己参与北平“围城解纽”、“保全人民古物”而欣慰，他不可能看到『毛』泽东给党内的那些电报指示，胜券在握的一方之所以选中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有社会声望的书生在场，亲眼见证他们的“宽宏大量”，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是“仁义之师”。那时，他也曾是李宗仁最为看重的“第三方面”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李济深和章伯钧）。
他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读书、教书、著书、译书，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书生。他之所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南飞，其中—个重要原因，就是“离不开他在北平执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6期）当然，他留下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在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他留下的一声沉重叹息。
1946年，他在60岁那年说：“自问一生是专为思想自由而争，……今天要争自由自当先从其反面入手，就是必须先将一切妨碍自由的制度，例如特权阶级与特务警察等，完全撤废，这是消极方面。至于积极方面，则尚有待于教育的推进，并不是不受高尚文化的熏习就配有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一个关于全体的道德问题。”
俞颂华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者说中间偏左）的一翼。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
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20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尊的学说与思想。其实，这些观点与胡适并无分歧，可是当1948年11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这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
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在他看来，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整个的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汉『奸』特别多？他说唯一的答案，“是由于社会组织使然，即他们的生活根据只是做官，除了做官以外，无法另外得到生活。所以为了做官只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得去做官。这个情形却与民主的社会根本上相反。”他一生参与那么多重大政治活动，说到底他还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其实出发点无非为了追求这样的民主。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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