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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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亲自带兵，才能在军队中形成长久的影响力，才能在将士心中形成崇高的威望，才能在将领中形成死忠自己的嫡系，也才能『摸』清楚前线后方整个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才能不为部下所蒙蔽……有雄猜的主子在，当然是“元勋以融”，哪个军头敢随便尥蹶子？

　　　　可以这么说，司马睿要摆脱王敦、王导的控制，坐卧建康是做不到的。王鉴认为可以委王导以萧何之任，皇上亲自率众北伐，这样才能彻底解开这个纠结。

　　　　不光是晋室，诸胡政权也是如此，皇二代皇三代基本上都只能驰骋床笫（zi）而不能驰骋疆场了，搂着美女娇娘遥控骄兵悍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两晋以降，只要拥有一支差不离的军队，就能称王称帝，反过来，如果两三代不能皆是雄主，也就被新兴的军阀势力灭掉了。这个时期，朝代更迭之速，国祚延绵之短，原因皆在于此。

　　　　慕容廆对司马睿的任命，有选择地接受了。在他内心，早已失去了对晋天子的敬重。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读中国史书，很难对北方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们用个懒办法，就记住鲜卑是五胡之一，而且是势力最大、对中国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族。

　　　　鲜卑又分慕容氏、拓跋氏、段氏、宇文氏、秃发氏、乞伏氏等部落，从辽东到西北广泛分布。

　　　　从八王之『乱』到刘渊、石勒叛衅，晋室就一直向鲜卑借兵，尤其是都督北方军事的封疆大吏，如王浚、刘琨，都和鲜卑人打得火热，但是他们处在鲜卑人内部的矛盾之间，又处在汉（匈奴、羯政权）、鲜卑的矛盾之间，而王、刘二人也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游戏。最后试图利用他人矛盾的王浚、刘琨先后被淘汰出局，王浚被刘琨变相出卖被石勒杀了，刘琨父子亦被盟友段匹杀害。

　　　　在司马睿、王导的棋局里，刘琨是炮灰团，祖逖也未尝不是，当然他们希望诸胡也能相互砍杀，都做炮灰。

第4章　何以救世（）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司马睿在位六年，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动。

　　　　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察治区，然后一一听取他们汇报，主要是想借此评估一下地方官的得失。

　　　　顾荣的儿子顾和也在“八部从事”之列，他回来向王导汇报时，没有什么材料，反而振振有词：“您作为宰辅，应该抓大放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真要网织查访地方官员的过失，也应该是‘网漏吞舟’，怎么能听取这些中央巡察大员走马观花后的一面之词，老揪下面的小辫子呢？人至察、水至清可不好啊。”

　　　　王导听罢，一边做恍然大悟状一边点头“咨嗟称善”。

　　　　其实，王导要抓人事权，“察察为政”是必需的。在权力场，任命、提拔官员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但是你要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需要有知情权和考察权。按照正常状态，两千石官员的任免皇帝应该亲自过问，皇帝如果不够勤政，他只能向王导这样的宰辅咨询。王导这时肚子里绝对“网漏吞舟”，而且是要将帝国的高干档案全部码整齐了，随时以备调用，他在关键时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所以，很多情况下，决定权又决定于知情权，要想把官场生态人事派系整明白，必需为政察察，把省部级干部全装在自己夹袋里，地市级忽略不计，这就是抓大放小。在清朝，皇帝比较勤奋，都声称要“打好这份工”，所以像雍正皇帝几乎和所有重要的地方大员都有密札往来，连知情权都不假外人掌握，都是自己一手『操』办。慈禧太后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品以上官员外放时，她都要亲自召见。所谓人事权，就是老板脑子里有人，有事的时候可以找到做事的人，倘若老是事到临头才张罗人，这个权力肯定会旁落左右。

　　　　王导还要对顾和的批评点头称善。首先，宰辅的大度客气是要有的，顾荣、纪瞻、贺循等，都是江南地方派，对地头蛇二代客气一点没有损失；王导和顾和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也不在一个频道，他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取得对方的理解；王导只是要了解地方的情形，并不一定要对地方的各种贪渎违法事由全部一一处置，这又涉及为政宽严的老话题上了，在这个层面，“网漏吞舟”也许确实打动了王导。

　　　　永嘉初（307年），司马睿南下过江，就有录事参军陈（yun）向司马睿和王导建议：改革西晋之制，破除流风相染的恶习，要求官员小心恭守，不要再放肆清谈，明信赏罚，严正纲纪。

　　　　陈“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王导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出为谯郡太守”。

　　　　西晋亡败，洛中浩劫，如此惨痛的教训，按照常理，当局者应该深刻反思，南渡之后也应该有一些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之举，但是主导内政的王导，遵循的是保守路线，不是改革路线。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却没有想着改变什么。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马绍，“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yi）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司马睿不仅让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韩以救世”，而且为太子指定了“太子党”，其中庾亮后来就和王导针锋相对。

　　　　司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但是他对陈综名责实的建议却没有采纳，或者说隔着王导也没法采纳，是不是自己无法作为，才向太子赐《韩非》书？

　　　　是年六月，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wěi）俱为帝所宠任”。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干了些什么呢？“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这些人和他们做的事“为王氏所疾”，并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刻碎之政”，这显然和“网漏吞舟”是两种政策两种政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王导和顾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张不折腾，不改变，甚至是不作为，因为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刘隗和刁协主张“崇上抑下”，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加强君权，针对的正是分享君权的王氏。因为政治主张是严肃纲纪，强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刚忤，刁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不像王导这样温润如玉讨人喜欢，所以政见之争最后肯定变成人品『性』格的冲突，结果是没有对错，只有一地鸡『毛』——中国的政治大抵如是。

　　　　是年，除了提拔任用刘隗、刁协，司马睿还发起过一次反思论坛，“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的上疏，以为：

　　　　“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

　　　　“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

　　　　熊先生沉痛地指出：“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锐圆哥哥只能点头附和：“难矣！难矣！”

第5章　老丈人造反（）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汉主聪寝疾，征大司马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固辞。乃以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以上洛王景为太宰，济南王骥为大司马，昌国公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

　　　　癸亥，聪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无礼，无复哀戚。

　　　　在晋国重组朝廷欢庆伟大复兴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匈奴汉国的h1n1猪流感开始失控。刘渊开创的革命事业仅传到第三代，就遭遇清洗和篡夺。

　　　　小时候曾经和小伙伴讨论过皇帝的日常生活：

　　　　这个说：“皇帝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说：“皇帝天天吃炸油糕。”

　　　　“不，天天吃扁食（饺子）。”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皇帝的奢侈。

　　　　更成熟的则说：“皇帝可以天天娶媳『妇』。想娶几个娶几个……”

　　　　我们关于皇帝的幼稚的想象其实相当地符合事实，起码符合匈奴汉国的皇帝生活。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娶谁家的姑娘就娶谁家的姑娘。他先是占有年轻的庶母，后来就是收罗大臣的适龄女子，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辅汉将军张实的两个女儿，中护卫靳准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因和侍卫偷情被『逼』『自杀』）……到了后来，口味又转了，开始喜欢内侍太监的养女。刘聪骄奢『淫』逸，那当然也和司马氏的子孙一样，不可能到战争一线亲当矢石，结果就是刘曜和石勒两大军头尾大不掉。

　　　　刘聪死后，儿子刘粲继位，刘粲尊靳准的女儿、自己的庶母为皇太后，随即纳为己有，文辞叫“蒸”，此儿极肖乃父，蒸了靳太后，又娶了靳准的第三个女儿为皇后。蝉联国丈的靳准先生此时升任为大将军、领尚书令——这个职务自霍光担任过以后，位居此职的人物仿佛得了老天的授权，可以撤换皇帝。

　　　　靳大将军冷不丁地发动了一次政变：他先让两个女儿忽悠刘粲同意收捕了几乎所有的核心高层，然后杀掉。继而又把刘粲逮捕，狠狠数落一通，然后杀掉。

　　　　靳准凭借自己的女儿服侍两代帝王，混到了人臣之极，实践了古往今来外戚掌权的标准路线图。但是，他没有做好篡夺的准备，而且真要篡夺也很不具备可行『性』，刘曜、石勒拥兵左右，岂能不加干涉。是贪图更大的富贵还是不堪再忍屈辱？靳准在极不靠谱的情况下突然杀死“宿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石勒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投靠的刘渊，他们臣服刘渊没有问题，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表面上再臣服刘聪也没问题，但是到第三代刘粲就不好说了，即使没有靳准诈胡，这把牌打到最后也肯定是刘粲下庄。王敦、苏峻等拥兵自重，司马睿父子不能控制他们，刘聪刘粲父子也不能控制刘曜、石勒拥兵，石勒、石弘父子同样不能控制拥兵自重的石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玩到极致就是刚玩完人就被人玩，这局一直玩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算是对历史教训有所总结。

　　　　治时文官爱钱，『乱』时武将擅权，对于老百姓来说，前者先要财后要命，后者先要命后夺财，反正是没有活路只有死路。我们这一代人对贪污腐败恶政害民算是有所见识了，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遭遇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情况，不过，这两种状况存在于一个硬币的两面，腐败黑暗到末了，就是社会失范，就是兵匪横行。

　　　　杯酒释兵权不过也是重申皇帝指挥枪的原则，被犬儒文化浸泡过的军队，对外抵抗侵略你是不能指望的，但是欺负老百姓参与内部争权夺利，那还是绝对好使。

第6章　选举（）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为：“近郡惧累君父，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

　　　　南渡之后，东晋司马睿政权疑似积极于国家治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恢复选举秀才、孝廉的制度。经明行修者为孝廉，看重的是德行，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后汉为避刘秀的名讳，也叫茂才，看重的是才华。

　　　　首先，建康铺开朝廷的摊子，部委编制一下来，必然要大量补充干部；其次，通过这个制度的执行，可以大大增强东晋政权的正统权威；第三，恢复这个制度，应该也有安抚江南精英的考虑。总之，和“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意义差不多。大『乱』之后，拨『乱』反正很容易获取人心。

　　　　对东晋来说，当时有根据地，有游击区，有敌占区，即在平常，官缺也是有瘠有腴，何况战时，靠近敌占区的某些领导岗位恐怕安全系数很低，所以，从民间选举干部，也有替士族高门贴心考虑的一面。自从有了领导干部必需带班下井的规定，估计就会有一批领导从一般职工中选拔出来。

　　　　根据魏国最初的制度，孝廉每年每十万人推举一位，秀才则不按人口比例来，有则举之。选秀举孝是汉代的制度，晋沿汉制，同时也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秀举孝充实公务员队伍，九品中正制推举的上品充实领导层，大概如今天人事部门管一般干部，组织部管领导干部。

　　　　可能是干部缺乏，也可能如史书所讲，是司马睿为了慰悦人心。最开始的选举的秀、孝，不用考试，全部安排工作，后来陈上疏说：“皇上啊，这样不行啊，没有质检把关，水货太多啊。”司马睿一听也是，于是决定恢复旧制，选举上考一下，然后根据成绩安排工作。问题是司马睿又画蛇添足加了条规定：如果考试不合格，推举他们的刺史、太守一律撤职。结果导致三年没有人报名考公务员，这个规定让主持基层选举的地方官风险太大了。

　　　　古代也搞问责制，甚至有严格的连带责任，但官场向来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下级糊弄上级，地方忽悠中央，各种连带责任往往是落实不了的。

　　　　司马睿一看不行，又要掉回头来实行免试政策，主管这项工作的尚书孔坦（孔夫子后人）说：“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于戈载扬，俎豆礼戢（ji），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意思是十多年浩劫，到处武斗，学校都惨遭打砸抢，到处盛行读书无用论，家长也不关心学习，国家也不关心教育，现在突然要严格考试，恐怕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考也不行，会失去公平，所以孔坦建议让他们先回去上补习班，过若干年再考试录用。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