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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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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５笔逼鹱胖饕饔玫模且园拿攀ケＢ薮笱В╯t。paluscollege）为基地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前文提到过的利玛窦。
西方公认的第一位汉学家是尼古拉·米列司库。1636年，他出生于东欧的摩尔达维亚。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霸期间，这个东欧国家站在了俄国一边。1675年，米列司库作为俄国大使出使北京，并觐见了康熙帝。他在中国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写的《游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以及上呈俄国外交部的共三卷的《旅行笔记及中国概况》，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经典素材。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哲学、道德及法律体系以及美学方面的知识被欧洲汉学家传到了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当时西方学者们最热门的议题。在这段时期的欧洲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中国元素。比如，1755年，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chine），就是基于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马国贤（matteoripa）在1732年创办的中国研究院（chineseinstitute）。这个学院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马国贤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传教士。在1710年至1723年期间，他在中国停留了13年的。在中国，马国贤的名气远不如比他晚五年来中国的郎世宁响亮，但是，在欧洲的汉学界，他却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从中国返回意大利时，他带了4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同行。在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popeclementxii）批准建立的中国研究院中，这几名中国人教授中文，他们的学生是即将被派往东方的传教士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中文和满文教席。自学中文的巴黎年轻人让·皮埃尔是这个学院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同时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中文教授。在俄国，曾在北京居住14年的传教士尼基塔·比丘林于1837年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
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比法国晚。根据19世纪英国外交家及汉学家戴维斯的说法，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帝国的语言、文学、制度及习俗进行研究。但是，英国很快就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权威的国家。
第19章 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情报中坚！（）
如果说法国、意大利或俄国对中国的研究，或者18世纪之前欧洲对中国的研究，起初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们进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对中国的了解或研究，主要通过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的商人来实现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例子，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船员们带来的信息，19世纪初的英国人就能从海盗肆虐、海防松弛、地方无能、社会动『荡』以至于皇宫竟被叛军占据等报道中大致了解到，同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
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的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如果能够产出它所企望的结果，那就一定会陷国外贸易于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的地位。
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更广泛的对外贸易可以使中国的制造业大大增长，能极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商人在情报的收集和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近现代史——当然包括晚清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商人在欧洲的政治地位有关。
至少在20世纪初以前，欧洲的商人比中国的商人要幸运。尽管在文学作品中，比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商人备受戏谑和嘲讽，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比较受到尊重的，因为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欧洲所具备的先天条件使贸易成为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
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欧洲的商业与政治文化，使欧洲社会具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阶级流动『性』”。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出版的《地道的英国商人》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绅士参与商业并不丢人，商人加入贵族行列也并无不妥：
简言之，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并已使绅士布满这个国家。因为就像那些出身最高贵和出身最古老的家族的人一样，商人的子辈——或者至少是孙辈——开始成为地道的绅士、政客、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
这种阶级流动『性』使商人与贵族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利益”（asimilarityofinterest）。当商人也能成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时，这种“相似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加强。正是因为贵族与商人具有“相似的利益”，换句话说，正因为贵族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勋爵才不远万里出使中国。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欧洲商人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所希望的对华政策，就不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政客和议员们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阶级流动『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处理系统。基于这套系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可以及时地发送到公司决策层的办公桌上，经过公司决策层或者专门的智囊机构——比如独立的汉学研究机构或者『政府』所属的汉学研究机构——初步分析后，又呈送到国家决策层的办公桌上，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
重要的是，因为公司决策、国家决策建立在情报分析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公司利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的可靠程度，以及情报分析的准确程度之上，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的决策层，都会要求基层情报提供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因为“相似的利益”的存在，它同时成为基层情报提供者的自我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情报收集及分析处理过程中对真实『性』的追求，与情报对外公开发布时的真实『性』是不同的概念。出于各种目的或动机的考虑，比如出于党派斗争或集团利益的需要，公开发布的情报往往已经过修饰。
而在专制国家，比如大清国，因为个人前途往往取决于上司的喜恶，因此，欺上瞒下成为一种必然文化。于是，最高统治者看到的信息往往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而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的决策往往误国误民。
通过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舆论引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贵族、议员、政客、商人们等——可以将“利益共同体”的圈子不断扩大，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还可以调动更多因素来贯彻自己的决策。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伦敦的董事们日常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和作出经营决策，再就是处理与海外的分支机构的关系，既要让海外的雇员们踏踏实实做事，又要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与设在雅加达、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广州等地的分支机构之间，是通过商船往来传递彼此的文书来进行沟通的。这些文书已经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身在伦敦总部、极有经济学素养的董事们来说，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分析并作出经营决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办的事情在于，让海外的高管及雇员们努力并且忠心地为公司卖命。
在1816年2月刊上，《亚洲杂志》披『露』了东印度公司涉及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力资源的部分情况：
除了大约8万名水手之外，在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上还有大约1。4万名指挥官和军官（官员）。在泰晤士河为公司航运提供日常品供给的店主有大约1。2万家，他们雇佣了大约1。3万名劳工，所有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仅在泰晤士河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人数就在3万人以上。
在17世纪初期，海外雇员们的薪水并不高，比如，负责撰写文书的文员的年薪大概是20英镑，一般经理的年薪大概是30英镑，总经理（比如前面提到的在广州的罗伯茨）年薪大概是350英镑，个别的年薪为500英镑。因为薪水平常，在东印度公司，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的事情十分常见。比如，根据公司档案，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wickham），一位在日本工作过5年的普通职员，年薪最多不过55英镑，但是，在他于1618年去世之时，遗产中的现金达到了1400英镑。最终，他留下的不动产被公司以调查之名扣押。
为了在公司内部杜绝秘密的私人贸易，1674年，东印度公司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允许在印度的海外雇员及自由商人（多数是前雇员）在亚洲范围内从事港到港之间的贸易，但规定有些商品则只允许公司进行贸易。他们还可以将宝石、麝香、龙涎香、某些香料、『毛』毯、贵重的丝织品等商品卖到英国去。根据档案，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商船从中国返回英国时，指挥官可以将38吨重的私人货物装载上船。
1834年，英国『政府』结束——无论是否不得已而为之——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更是扩大“利益共同体”另一种努力。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之间，贸易关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个散『乱』的商人的利益，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利益。
第20章 马嘎尔尼的收获（）
100多年前，英国人对中国军事情况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仍然得从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说起。前文已经交代过，如果从是否完成出使目的来看，这次出使并不成功，有关增加通商港口、在北京派驻代表等要求全被乾隆拒绝。但是，他们此行并非没有收获。
他们得到大量有用的情报。
1797年，马嘎尔尼勋爵与陪他出使中国的另外两名贵族——乔治·斯汤顿以及伊拉斯谟·高尔爵士（sirerasmusgower）——一起将出使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们不仅列出了中国各省的人口数、面积、财政收入（含土地税、盐税及其他税项）、农作物产出的情况，还列出了上至总督、下至县官的收入情况，列出了中国的军事开支情况，包括各级军官、各兵种士兵的数量及其收入情况。
书中列出的各级军官的数目，以及每位军官的年薪情况是：18位提督，年薪4000两银子；62位总兵，年薪2400两；121名副将，年薪1300两；165位参将，年薪800两等等，其他各级军官的人数及年薪也一一详列。军官们的年薪总数为1，974，450两。
书中列出的中国各兵种数据是：步兵100万，每年军费2400万两；骑兵8万，每年军费3840万两；每年花在马匹上的开支是160万两；军服上的开支是720万两；装备、武器的磨损以及应急事项每年180万两。所有这些开支加上军官们的年薪支出，每年军费总数为74，974，450两。
马嘎尔尼等人掌握的情报来自一位名叫van…ta…zhin的清朝官员。van…ta…zhin可能是“王大臣”音译，既可能指王姓大臣，也可能指某位亲王大臣。至于后者是无偿提供情报还是出卖情报，我们不得而知。
英国外交官亨利·埃利斯则告诉西方人，清朝的军官们对国家的军力毫无信心。1816年，埃利斯跟随阿默斯特勋爵出使北京。次年，他将出使经历集结成册。他写道：“中国对军事的无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军官们——无论其级别多高——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
英国人总是从各种渠道收集并更新情报。
1823年6月出版的伦敦《绅士杂志》引用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的数据：中国有步兵60万，其中，旗兵35万，绿营25万，另有骑兵24。2万人。不过，这篇文章的编辑者评论说，德圭格尼斯有关旗兵的数字过高，因为中国喂养马匹有限，同时很难从外国购买战马。文章写道：“中国骑兵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手枪，只有长矛和马刀。”文章甚至提到旗兵与绿营在体罚制度上的不同，“汉族士兵受杖刑，八旗士兵受鞭刑。”
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海军与军事杂志》引述了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法国人黎恩济（m。derienzi）提供的中国各兵种的数据：常规步兵，300，108人；非常规步兵，40万人；常规骑兵，22。7万人；非常规骑兵，27。3万人；炮兵（装备可怜），1。7万人；常规军军官，6，892人；非常规军军官5，201人；水军，32，440人。
1834年10月的英国《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引用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提供的情报：
中国陆军数量惊人，但是，其胆怯及效率之低则更为惊人。他们的士兵报酬极低，装备极差，有的只有火绳枪，有的使用长矛，有的使用弓箭……炮兵十分可怜。戍守北部边境的军队可能比在南方省份与欧洲人有接触的军队更勇敢、更有效率一些……火『药』非常糟糕，枪炮保养不善，运用不熟，火门非常大，制式比例失调，我十分相信，有些枪炮给炮手带来的危险比给敌人带来的危险还要大。中国享受了很长的和平时期，他们所有的军事工作都已经陷入衰退。他们甚至渴望所有军事工作都化为乌有，认为战争应该从记忆中抹去。
美国《伍斯特历史杂志》在1826年4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俄国旅行家蒂姆博斯基（m。timbowsky）的情报：“蒂姆博斯基在中国停留期间收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有关这个国家当下军力情况的数据。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兵力似乎非常强大，但事实远非如此……军队的士气与纪律处于不可思议的低『潮』，因此，中国的上一位皇帝嘉庆在1800年发布诏令，以先辈的英雄事迹激励满族人，他责备军人们战备不精练。”
尽管《伍斯特历史杂志》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杂志，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会忽视这份杂志。
有证据表明，最迟在1831年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讨论过与中国作战的可能『性』，并且极有信心击败中国。这一年4月出版的《亚洲杂志》写道，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英国人一直在讨论与中国作战的话题，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2。5亿，但是，2万名英军就可能从广州一路达到北京，不会遇到阻碍或干扰”。
因此，当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若干年，一首被作者称为“献给即将被派去打击中国的军队”的《战歌》（warsong）刊登在多家西方媒体，比如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文学、娱乐及教育镜刊》以及1834年3月20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报》上，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尽管这首战歌不无戏谑意味——它似乎以“圣洁的女战士”（virginamazon）为鼓动对象，但它完全反应出了英国商人对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的渴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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