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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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登陆，又为中国伏兵击退。明年犯大安港时中国募渔船防敌船。有粤人伪通英船所携粤中汉『奸』，诱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触礁，官兵乡勇奋击，获白夷十八、红夷一、黑夷三十、粤东汉『奸』五。事闻，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赏姚莹二品顶戴。台湾本属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备道三品衔，与总兵皆得专折奏事。基隆之捷陈明事属隔海，恐督臣转奏稽滞，由驿递径行呈奏。奉朱谕嗣后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闻。自是驿递相望，督臣怡良颇惎之，又虑英人报复。时俘获监禁台湾者百六十余人，镇道谓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明倘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闽督怡良闻之惧，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镇道不听，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时英人尚据鼓浪屿，闻之大怒，遍张伪示，谓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见姚莹致刘韵珂书）。及和议成，订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谓两次俘获均遭风难，夷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诏怡良渡海查办。甫至，兵民即诸行营为镇道诉冤，全台士民，陆续奔诉者甚众。怡良虑激变，受其词而迫镇道自认冒功，奉旨革职，逮入都交刑部审讯，旋以业径革职，免其治罪结案焉。此事措置盖迫于势不得不然，论者以此咎怡良，未为平允。然谓镇道冒功则实诬。当时兵勇确曾协力战斗，革镇道之职，已足以全和局，乃并因此议叙之官绅概行撤销，则亦稍过矣。达洪阿、姚莹多杀英俘，自今日观之，诚不免于野蛮，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执此以议昔人。莹致刘韵珂书谓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颇有大臣之风概也。

　　　　英人用兵实缘种种积衅，鸦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挟兵力以求仇，则究为义所不许。故当时虽许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烟，而诸臣不明外情，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烟禁遂暗中解除。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各省竞行抽厘以充军饷。八年（1858），乃以洋『药』为名，收百斤三十两之税，除官员、兵丁、太监外，人民概许买用焉。

　　　　第十章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一曰朝政之非。此役之主和论者，皆以为穆彰阿、耆英等数人，罪几诋为宋之秦桧。秦桧之为是为非姑措勿论，即以桧为误国，要不失为始终一贯之人。此役则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和战既无定见，任使亦复不专，试问宋时有之乎？此可见宣宗之漫无成见，而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清朝之不足为全国重心，已见于此。

　　　　二曰兵力之不振。外洋之船炮诚非我所能敌，然客主之形概不相如，众寡之数又复悬绝。果能尽力战守，断无败坏至此之理。当时所夸者林则徐广东之守，姚莹台湾之捷，然亦幸而英人未曾尽力猛攻耳。否则广东之防，未必可恃，况台湾乎？王廷兰致曾望颜书述当时各处调到之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往往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难之百姓，或指为汉『奸』，或劫其财帛，内外汹汹，几至激变”，甚至“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讨要口粮，竟有城外各处将逃兵数千重新应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为词”。（见《中西纪事》卷六）有兵如此，恃以应敌能无寒心乎？

　　　　三曰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言高论、轻挑强敌。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当时于外国情形，可谓暗昧至极（当时诸臣，唯林则徐能求通外情，日译外国报纸读之。然当英人向索烟价时，则徐复文有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抑何可笑！台湾获英俘后，上谕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云云。则更堪发笑矣。按世界情形，当明末艾儒略等即已著有《职方外纪》等书，而当时中国之人漫不留意，纪昀修《四库书目》，且疑其书为妄说。暗昧如此，安得不败绩失据耶？）而一切情势之妄论，则弥漫一时。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如诋耆英、伊里布、牛鉴至英舰拜谒英国主像。又疑为天主像之类，见《中西纪事》卷八）。且如余葆纯不过一知府，而能弭衅端于众怒难犯之时（三元里之众围义律时，葆纯亲出慰解，义律乃免。粤人指为通夷卖国，葆纯告病去。见《中西纪事》卷六）。江寿民不过一游士，而能挺身说谕洋将，保全一郡生灵（英临镇江后，讹传将因粮于扬州，淮商惧，将尽室行。寿民请身至英营诇之，乃成纳赂之议。其后在第一期赔款中扣去。兵不能御敌，不能责人民以不保全也。后太平军下镇江，寿民亦欲赂，令过扬不入，以身质其营中。太平军以数百人入城，果秋毫无犯。而清兵有续至者，太平军疑寿民陷之，鞭之，贯其耳，驱登城令退官兵。寿民乘间『自杀』，亦可哀矣。而《中西纪事》反诋为乘危邀利之市佣，寸磔之曾不足比死者一洒）。即至鲍鹏（广东人，识义律，为英商馆买办，粤督以查办私枭入之访案。鹏匿迹山东。琦善赴粤，沿途访通英语之人，知潍县招子庸以鹏荐，挈之至粤，于交涉事，数往来其间。见《中西纪事》卷六。案鹏非必端人，然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用之亦不得已也）、张喜（伊里布家人。伊里布在浙时，曾使犒英师海上，坐此革职，及再起议和，喜仍往来其间。《中西纪事》卷七，记其闻英人索赔款，喜拂衣而起，则亦非小人也）以市侩仆役，而能尽力国事，皆有其难能可贵者。而论者一切加以丑诋，掣当局之肘，灰任事之心，此等议论既多，往往国是因之动摇，以道谋而败大计。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奏言“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固由君主之昏庸，辅臣之选耎，然此等高谈激论之士，亦不容分任其责也。

第7章　讲义（6）（）　
四则民心之不靖。王廷兰致曾望颜书云：“粤省自少翁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私贩之莠民亦怨之。当积重之余，以为绝我衣食之源也。故当逆夷蠢动之时，群相附和，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复蹈。而该逆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虽督抚晓谕，示以能擒逆夷者，赏有差。数月以来，绝无成效。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设使当时被围不解，迟之数日，必有内应而开门迎贼者。食『毛』践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为痛哭者矣。”《中西纪事》谓“关吏水师，无非汉『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后已。闻虎门失守时，水勇奉提督命开炮，无不杂以沙土”。此或传闻之辞，未必得实，然刘韵珂与金陵三帅书谓“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证以各种纪事，前后各役，无不有汉『奸』为外人效力，则其言不尽诬矣。国民『性』丧失至此，能不惧乎？

　　　　此役之败绩，尚有一远因，历代与外国通商，多在南海，其地距中央远，为『政府』监察所不及。南方开辟晚，或以处左迁贬谪之人，或则用孤立无援之士，志气颓唐，能奋发有为者少，甚或不矜惜名节。而多见异物，足以起人贪欲之心，故岭南官吏贪黩者多，因此激变之事，历代有之，特其贻患皆不甚巨耳。中西启衅，名由烧烟，实因商务，今录《中西纪事》议论两节于后，此书见解诚稍偏激，然此论则皆情实也。

　　　　附：《中西纪事》节录

　　　　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二百年，互市之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惧。一自贪吏渔侵，『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

　　　　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行『操』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始则取之在吏，继则取之在官。如据《澳门月报》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过三。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禀控之词，言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则初定税则，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其后每石行用，加至二两，几十倍之矣。又言茶叶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石抽费六元至九元不等。计茶叶出口之价，不过三四倍于八两一石之棉花，而税用两行，已亏折其十之三，则增设名目之渐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木之有由蘖。语曰：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打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嬴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黄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吏抚夷之策，似无逾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图塞其流，一旦决堤溃防，而莫之遏。虽藉十七省商民废著之资，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有识者观于鸦片之流毒中土，未尝不扼腕长叹，以为其戎首兴于关市，其厉阶梗于封疆，则甚矣。漏巵之失轻，而养痈之患大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三）英人自闻烧烟之信，举国皇皇，皆以此为非正经贸易，其曲在我，因请其国主先禁栽种。若乘之机会，照会该国，询其关税行用，如何扰累，为之酌量裁减，则义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办此案，计其到粤未及十日，发令太早，蒇事过速，转令善后事宜，益形竭蹶。汉晁错之劝孝景削七国也，曰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制使当日烧烟之举，毋乃类是，故其请罪奏中，谓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趋，度非有不轨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师废弛，彼强我弱，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毋宁沈几观变，以徐视吾力之所能为，甚无取乎持之急而发之暴也。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今使发令之始，拟斩则必斩，拟绞则必绞，吸者先严于官幕，贩者先治其牙窑，内地之禁既严，则外来之烟自滞。然后仿盐法之减价敌私，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数年，然后与之申明烟禁，有不羁首系颈而就衔绁乎？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坐失，而别寻他衅，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各省防范，皆如粤东，则反迟者又安见其祸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语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四）

　　　　第十一章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五口通商以前，中西隔阂极深，是役虽以劫于兵力，允许西人通商，然实非本意所欲，其终不能免于冲突者，势也。果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

　　　　《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于是诸国麇至，法、美且遣公使，皆求订约通商。清朝仍命耆英主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中美条约》成，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条约》成。惟俄国于二十八年（1848）附英、美船来沪，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1806〉到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不许。监督延丰不俟札覆，遂准一船进口，议降七品笔帖式。后任阿克当阿仍准后船进口。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未经查明，率准三船回国。诏熊光、玉庭、阿克当阿均交部议，处延丰革职。嗣后该国商船来粤贸易，仍当严行驳回）。

　　　　五口通商以后，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惟粤人仍援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合词诉于大府，欲申旧禁。大府知其不可，不许之。于是南海、番禺之绅士耆老，传布义民公檄，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以办团练，众议汹汹，浸与官为仇矣。道光二十三、二十五（1843、1845）两年，英人欲入城见制府，皆为粤民所阻。二十五年（1845）英人之来也，耆英使广州知府刘浔登其船，告以将晓谕军民，约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会浔自英船归，担油者犯其前道，隶执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劫府署，出浔朝服焚之庭，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督抚惧激变，出示安抚之。英人闻之遂去。粤人益自得，外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外人数贻书让大吏。大吏谋于绅士，绅士则曰，此众怒，不可以说动也。大吏无如何。二十六年（1846）赔款既清，耆英会英戴维斯于虎门，请撤舟山、鼓浪屿驻兵。戴维斯求舟山不割让他国，又以入城为言，于是订约五条，首申入城之旨，第三条申明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与他国，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英必出而保护，毋须中国给予兵费。光绪十一年（1885），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衅，法舰游弋舟山时，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兼理防务，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