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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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

　　　　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

　　　　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

　　　　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

　　　　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

　　　　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

　　　　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

　　　　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

　　　　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

　　　　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

　　　　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

　　　　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在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二十年之久。这位在皇帝眼中忠心不二的宰相，实际上不过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权者罢了。在此之前，大宋朝政虽然混『乱』，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权，邪恶的风气并不浓厚。可是到了蔡京把权的时代，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

　　　　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以及《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更糟糕的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蔡京大兴土木，他有个理论叫“丰亨豫大”，就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应该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才行，这才显得帝国的气派。于是搞了一大堆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主要就是搞一些奇巧的东西，以满足艺术家皇帝对美的追求。

　　　　在这些劳民伤财的事中，以“花石纲”为害最大。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倒好，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只怕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便指示手下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这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折腾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回，朱勔在太湖采一巨石，有数丈高，乃是奇石珍品，可是怎么运到开封呢？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的地方凿河，桥挡住则拆桥，花了好几个月才运到京师。花石纲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在宋徽宗眼里，世界很美好，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层台耸翠，飞阁翔丹，优雅而艺术。可是底层百姓却没活路了，当愤怒的火焰熊熊燃起，大规模的民变已是不可避免了。

第29章　方腊起义与水浒英雄（）　
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象征『性』的标志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忽悠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底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实话，在儒家教化一千多年的影响下，中国百姓『性』情温和，对于各种压迫，一忍再忍。然而，人的忍耐力终究有个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了，势必忍无可忍，一旦反抗的烈焰点燃，将会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

　　　　江浙向来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自从蔡京一干人倒行逆施，设应奉、造作局收刮民脂民膏后，寻常百姓已被剥削得一贫如洗。再加上花石纲无尽的掠夺，平民破产，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现世几乎看不到盼头，一种宗教的兴起给无数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宗教便是传自波斯的摩尼教。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时所创建，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又称为明教。在唐武宗时，摩尼教被『政府』取缔，然而在民间仍然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认为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光明是善，黑暗是恶。我们从“明教”这个词中，便可以看出，信奉此教者，是站在光明的一方，其使命便是与黑暗战斗，直到光明世界最终到来。到了宋朝时，明教已成为重要的秘密宗教，在浙江一带有广泛的影响。方腊，便是这个秘密宗教的领袖之一。

　　　　方腊原是歙州人，后来到了睦州（浙江建德）青溪万年乡，他出身寒微，靠给当地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明教（摩尼教），对其教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笃信不疑。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法活动中，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与暗，三际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他看来，此时的大宋王朝天数已尽，正是属于黑暗的现世，必须将其推翻，以迎来光明。史书上称他“托左道以『惑』众”，许多人对大宋朝廷已失去信心，在方腊的鼓动下入教，这个秘密宗教有严格的教规，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分财互助，夜聚晓散，因而长期存在而地方『政府』却毫无察觉。

　　　　当时朱勔在江浙一带督花石纲，致使民怨沸腾，即便是深山穷谷之民也不得安居。方腊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遂纠集教众，聚于帮源洞。在这里他导演了一出戏，假装受到上天的启示而得到天符牒，这也是古代农民起义惯用的伎俩，本来不算高明，但虔诚的教众对此深信不疑，遂跟随他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开始了。

　　　　起义时间是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十一月。

　　　　从一开始，起义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而且要推翻宋朝黑暗的统治。因此，方腊马上制定了“永乐”的年号，并自称为“圣公”，把这个月改为“正月”，对广大教众来说，光明元年开始了。不过这支农民起义军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无弓矢介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以说，方腊是有备而来的，他迅速建立政权，置官吏将帅，把教众分为六部，每一部以不同颜『色』的巾饰作为区别，其中第一部是红巾。

　　　　起义军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这种最原始落后的武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天下苦于暴政久矣，起义军所到之处，许多人前来投奔，不到十天的时间，队伍已经扩大至数万人，并攻陷青溪县城。起义的爆发十分隐秘而突然，地方『政府』事先根本毫无察觉，只得仓猝应战。两浙都监蔡遵、颜坦率一支军队去镇压起义军，结果大败而回，蔡遵等人被击毙。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起义军几乎所向无敌。

　　　　方腊首先攻陷睦州，杀死官兵一千多人。此役令官兵丧胆，附近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也纷纷被义军所攻克。参加起义军的都是下层民众，对鱼肉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每当抓到『政府』官员时，必以酷刑处死，或将其肢解，或挖肠掏肺，或『乱』箭『射』死，让这些官员受尽苦楚而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但是对于某些清官，起义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比如说休宁知县麹嗣复被俘后，来自休宁县的义军将领对他说：“公身为县令，有善政，前后官员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的，我岂忍心杀害你呢？”遂将其释放。可见官员是好是坏，人心自有公论。

　　　　我们说过，宋朝军事制度是“强干弱枝”，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部队战斗力并不高。面对来势汹汹的方腊义军，地方『政府』军完全溃败。继睦州沦陷后，歙州也被义军攻占，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官吏一箭未发，弃城而逃。起义军一鼓作气又进攻富阳、新城，提出“杀朱勔”的口号，民众纷纷响应。朱勔是徽宗时代的『奸』臣之一，因花石纲而臭名昭著。起义军进军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攻下杭州，东南为之震动。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首都，重要『性』可见一斑，可是居然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

　　　　宋徽宗开始坐卧不安了，倘若不及时出动精锐部队镇压起义军，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对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