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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逆之吕布新传-第4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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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秦末的诸侯混战，再加上高帝与楚霸王的六年大战，使得人口凋敝，良田荒芜，已经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当此之时，黄老政治是大势所趋，非如此不能使得人口增长，恢复经济。要想恢复经济，便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本朝以前，赋税主要有三种，一是“田租”，或称“租”，或称“税”，即征收粮食。二是军赋，包括装备和士兵。三是征调劳动力，叫作“役”。这和战国时代孟轲所说的“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差不多。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田租、口赋和盐铁的税收，为西周的二十倍，力役则为三十倍，这等于是夺去了小民百姓三分之二的收入。临时性的税收和沉重的劳役还不包括在内。所以，始皇帝死而地分，强秦二世而亡，其根源便在于此。
汉承秦制，高帝百战百败，终于在垓下一战打败了楚霸王，定鼎长安。他谨记强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赋税极其简单，主要的两种税是“田税”和“口赋”，这两种税是重中之重，几乎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徭役”，比如营建陵墓、修建城池。
田租是本朝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主要用做百官的俸禄、祭祀、皇帝的生活资料和其他用度。高帝之时，实行“轻田租”政策，行“十五税一”之法，即国家从农民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不久，因军费开支浩大，似乎又改成“十一之税”，到惠帝刘盈时，才又恢复“十五税一”。后来，有时免除一半田租，变成“三十税一”，遇到荒年，又全部免征。直至景帝刘启二年，正式规定“三十税一”，从此遂为定制，终两汉之世基本未变。
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因修建宫室的需要，规定在“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还要计亩收钱，收多少呢？桓帝时每亩加过十钱，灵帝中平二年又每亩加过十钱，这是田租的附加税。田租，有时又称作“谷租”、“租谷”、“菽粟”，收得是实物，而不是货币。大致的做法儿，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土质、不同年景，定出不同的通产量，以此为标准来征收田租。还有一种“稿税”，即向农民征收刍稿即草料，用作官养马牛的饲料。也是征自土地，且和田租同征、同减、同免。由于刍稿笨重，运输不便，有时也用货币代替实物。
仅从三十税一的税率来看，似乎本朝百姓的负担并不重。可是仔细算来，其实不然，。本朝的政论家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将自耕农的生活做了生动的描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盛世之下的自耕农尚且如此，乱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在大地主或称“豪强之民”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要向田主交纳二分之一的产品，即所谓“见税十五”，所受剥削更加沉重。
本朝荀悦曾言：国家征收的田租，即使只有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但由于世家大族的中间剥削，农民往往要交纳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给田主，这些大地主比暴秦还要残酷。荀悦还进一步揭露：汉文帝减免田租，对少地和无地农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的收入。吕布也曾经说过，田租收到七成儿，已经算得上仁慈了。
本朝另一类重要赋税是“口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主要充作军费和对有功人员的赏赐。口赋就是人口税，其中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从西汉初开始，法令规定，人民不分男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商人和奴婢要加倍交纳，每人年征二“算”。
对商人加倍征“算”，是本朝“重农抑商”的既定国策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目的是保护确立农业，抑制商业的发展。对奴婢加倍征“算”，则是中央政权抑制豪强地主的一种经济措施。豪强和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的奴婢，这会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会极大地助长地方分裂势力的财力和能力。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叛乱发生，本朝不得不如此。
惠帝为了改变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局面，特别奖励生育，规定女子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算”。
第７５８章：赋税新政（中）（）
未成年的儿童，在本朝称为“小男”、“小女”，他们的人口税叫作“口钱”，这便是口赋。口钱从三岁起征，直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武帝之时增加三钱，成为二十三钱。元帝之时又改为从七岁起征口钱，到二十岁才开始征收“算赋”。口赋对贫苦农民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
本朝的三大租税之中，田租是实物税，算赋是成年人丁的人头税，口赋是未成年人丁的人头税，算赋和口赋都是货币税，是要用钱缴纳的。这三种税的征收唤作算缗，开始并无固定时间，正月到八月都可以征收，每月征收次数不等，一次、两次以至于多次都有。但是每年的税额是固定的，每次算缗只是征收很小的一部分，直到年税征完为止。后来官吏和百姓都觉得麻烦，便逐渐开始集中，最终改为八月征收，号为“八月算缗”，如此遂为定制。
田租、算赋和口赋，是归国家所有的，天子的私财则不在其中，另有其他赋税。
本朝负责税收的机构有两个。汉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算赋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是不能混淆、挪用的。那么，皇帝的钱不够用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就要想办法儿找新的生财之道。本朝皇室的用度，主要取自“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或称“工、商、虞、衡之入”。这些收入，原则上由少府管领，供皇室享用。这里所说的山、川、圆、池的出产，指的是皇家所有的公共土地上的出产。
早在西周厉王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便由即由农村公社和各级领主的公产，逐渐变成了王室的私产，史书上所记载的“厉王专利”，就是指这件事。周代的“山虞”、“林衡”就是主管山、林、园、池的官吏。这些皇室私产便成为天子的私财。
本朝的少府，规模庞大，位高权重，远非周代的“山虞”、“林衡”所能比拟。少府之下，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盐，又中书谒者、黄门、钧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少府丞；秩俸比一千石；辅佐少府卿治事，是少府的主要助手。
少府主管的是天子的私财，负责收取下列各项税收：
一。盐、铁税。
盐、铁是小民百姓生活的必需品，量多税高，收入自然不少。正因为它重要，所以汉昭帝时，才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辩论。
二海租，又称渔税。
鱼虾产自江河湖海，为小民百姓的重要食物，税收定然可观。春秋齐桓公因鱼盐之利而霸，汉代的吴王刘濞挟鱼盐铜山之利而反，可见海租的重要。
三。假税。
天子的园囿池苑，佃给人民耕作或采捕，佃者需交纳一定的租税。
四。市租。
即商品交易税。
五。工税。
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
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少府掌管的庞大的官手工业，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
这种赋税制度看起来颇令人惊讶，可是仔细探究，是有极深的用意的。本朝立国之初，高帝大封诸侯，光王爵便封了十八个，列侯和关内侯更是史无前例地封了四十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和楚霸王大战之时，高帝为了自保，不得不开出大价钱，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一起和楚霸王作战。得天下之后，不得不大封诸侯，以庸酬其功，实非高帝本意。
异姓王有八个：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韩信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韩襄王的后代封为韩王，把英布的岳父吴芮封为长沙王，还有一个是卢绾；也是燕王。同姓王九个：庶长子刘肥（封齐王）、二子刘盈（即孝惠帝）、三子刘如意（封赵王）、四子刘恒（封代王即文帝）、五子刘恢（封梁王）、六子刘友（封淮阳王）、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八子刘建（封燕王）。正因为异姓王和侯爵太多，才不得不大封同姓王以为制衡，非高帝愿意如此，非如此，则功臣不得安，功臣不得安，则天下不得安。这便是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实质。
其时，天下的州郡，高帝直接掌握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同姓王、异姓王和功臣手中。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将更多的赋税掌握在天子的手中，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靠着少府所提供的巨大收入，高帝才一一剪灭了七个异姓王。
高帝之后，历代天子一直将少府所出的私财紧紧地抓在手中，但是初衷早已变了，从稳固国本变成了自己享乐。少府所出，要供养皇室成员，还要用于紧急情况，譬如军费、救灾、举办某些大型活动，特殊的赏赐？？？？？？等等。先帝便曾出内帑赏赐吕布和并州军。
本朝还有一种税收被称作“献费”，或称“献”。所谓的“献费”，指的是天子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王侯国的献费，由诸侯王征收，“常以十月朝献”。究其实际，献费，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附加税。
此外，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这些都是临时的附加税。
最后，便是“徭役”。所谓的“徭役”，既不是实物税，也不是货币税，而是和兵役一样，是一种力役。汉律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
虽然律有明文，但是执行起来往往要比汉律所载的要重一些，有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
汉乐府诗中，有“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所描述的便是兵役的沉重。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世家大族有钱，可以出钱“过更”，小民百姓们无钱，只得收了“过更”的钱，代替世家大族的子弟前往边关郡国，代替他们去服徭役。
本朝的“更赋”非常严格，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汉律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本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所说的，便是本朝赋税的情况。大体而言，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便是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和入粟的收入这五种。少府掌管的是天子的私财，有六种常税和献费、算缗两种特别税。由此可见，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在朝廷上地位的重要。
作为清流派和拥汉派的代表，赵岐和荀攸受到大司马如此重要，心中感奋异常，做起事儿来便格外用心，格外兢兢业业。不到两年时间，便把国家财政和天子私财上上下下梳理地清楚明白，去除了很多积弊，革掉了许多陋规，洛阳朝廷的财政状况立刻变得极好了。
正因为赵岐和荀攸身在局中，十分清楚本朝财政的问题所在，那便是赋税不均，世家大族们用尽种种手段，将税赋转移到小民百姓身上。随着吕家军所控制的地盘儿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还有，便是去除各种陋规和世家大族的逃税问题。
所以，吕布一提出赋税新政，赵岐和荀攸便全力拥护，没想到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
第７５９章：赋税新政（下）（）
此次的赋税新政，除了澄清吏治，加强考绩，去除积弊等惯常的手段之外，最大的改变便是三条儿，朝廷将其归纳为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和官绅一体纳粮。
这三条儿新措施是大司马吕布在刚刚底定洛阳之时提出来的，与户曹篆王隗、大司农赵岐和少府荀攸三人进行了了小范围的商讨，并且在一些郡县试行过。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这才在廷议中提出来，按照赵岐和荀攸的想法，应该是板上钉钉水到渠成之事。没想到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官们纷纷反对，态度最激烈的便是太尉长史郭嘉和司徒王允。
文臣们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态度，是因为这三条儿新政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利益，自然，这实际的理由是不能在明面儿上说的。于是乎，大家伙儿只好去找其他理由了，王司徒认为，三条儿新政很好，可是目前大敌当前，当以团结世家大族为上，切莫再四处树敌了。当今的大事儿便是如何应对讨吕联军的全面进攻，打不赢这一仗，一切都是白扯，还是放一放吧。
这一句“还是放一放吧”一出口，便使得文武百官们心领神会，纷纷鼓掌叫好了。本朝官场之中，有一套儿约定俗成的语言，这一句“放一放”便是其中之一。“放一放”或许是真的放一放，或许是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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