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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诩蚁缈�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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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謇的名言
张謇
“父教育而母实业”是张謇的名言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熞�张謇挚友刘厚生语）。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1）创工厂。自1895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2）开农垦。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资、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3）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1901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煹�1918年，公司有小轮20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10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牐�1904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
（5）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1902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书馆；1909—1912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1914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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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思想转变
张謇
从张謇与孙云锦、吴长庆、李鸿章这三个淮系重要人物的关系入手，通过剖析张謇在淮系幕僚期间的人际交往，来考察他在这一时期——亦即他爱国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初始阶段——思想活动的轨迹。
一、张謇与孙云锦
孙云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咸同年间名满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后参加湘军（约咸丰十至十一年）、淮军（约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及李鸿章李鹤章兄弟信赖。他曾一度辅佐身为淮军亲军统领的李鹤章，且两人关系尤为相得（注：孙孟平辑：《桐城孙先生遗书·附年谱》稿本，藏安庆图书馆，按：孟平为孙云锦长子，与张謇交甚笃。张謇并为之作《校次孙开封集后序》（见《张謇全集》第212页）惜未编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余在安庆图书馆所见，仅杂文录存及所编年谱（过简）耳。另：孙云锦与李鹤章关系，参见金松岑编《淮军诸将领传》稿本，藏上海图书馆。）。在淮军的组建和淮系的崛起过程中，孙云锦曾出过很大力气，是淮系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苏通州知州任上，孙云锦识拔了一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有建树的人物——张謇。张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张彭年因兼祧外家吴氏，故迁居海门。张謇幼时颖异，被乡里目为神童。其父望子成龙心切，辗转托人，认如皋一张姓为同族，张謇遂“冒籍”参加县学考试，一举得中秀才，时年方16岁。风声传出，张謇为如皋人大肆攻击，并一度被县学羁押三月余。从此惹上了与如皋张氏纠缠不清的金钱讹诈和债务纠纷，前后历时近三年。张謇眼看家产荡尽，父亲心力交瘁，气愤之极，便于1871年11月向前来视学的江苏学政彭久余自行递禀，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顶回原籍”（注：《啬翁自订年谱》见《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记，第833页。），彭立刻批请通州知州查复。孙云锦是一个爱才若渴的人，当即传询张謇晋见。不巧的是，张謇到时，孙恰有事外出，于是张“候客厅一时许，屡有觇余”（注：《归籍记》，《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136页。）而张则“未尝徙倚，足未尝移易尺寸。”（注：《张謇存稿》，《南通县图志·杂纪》。）从而给孙留下较好的印象。经过孙云锦的努力，最终将张謇拨归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许多年后，他在为孙先生作的《七十寿序》中深情地回忆：“謇贯通州而居海门，弱岁为人所苦，所谓冤与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孙先生七十寿序》，《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上），第334页。）诚如张謇所言，孙云锦对他不光是“拯之”，而且还“植之”。1871年当年，张謇新从海门训导无锡文士赵菊泉授学，奉师命“尽弃向所读之古文”，而重点改学桐城派古文（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3页。）。以桐城家学渊源著称的孙云锦，对此很是赞赏。
1873年底，孙云锦得知张謇乡试未中，而又家道艰难无力向学时，便主动邀请张謇到他新任职的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实际是幕僚性质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张謇正式进入孙府，“执弟子礼”。为了给张謇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先生馆余别院，兼与其二子东甫孟平，亚甫仲平共学，给余月十余金。”而当时，“先生发审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5页。）从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孙府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张謇不仅学问大进，而且增加了历练，拓展了交流，开阔了眼界。通过孙先生的关系，张謇先后结识了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绣、惜荫书院山长薛时雨、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以及洪汝奎、杨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张謇的才气和个性，来宁之初，他即投考钟山书院，考官为丹徒韩弼元，将张文“摈不录”，张即“负气投书，求示疵垢”，但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借他名再试”，结果钟山、惜荫两书院的山长李联绣、薛时雨皆取为第一，并先后传见，同时也批评了韩弼元。此事为孙云锦得知，索观书稿后说：“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须善养。”并代张謇向韩道歉，使张謇又惭愧又感动，获益匪浅。除了砥砺文学，张謇还伴随孙云锦赴淮安查勘渔滨河积讼案，赴江阴鹅鼻嘴炮台查勘工程进展。负责该项工程的，是号称儒将的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他对孙云锦执子侄礼，对张謇则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当孙云锦1875年冬因河运差委暂时离宁，吴长庆千方百计将张謇罗致自己幕中。此后，张謇虽然离开孙府，但仍书信通问，往返不绝。孙云锦回任江宁知府时，他虽在庆军军幕，仍一如既往，协助老师整理文案，起草书信；当孙云锦在1882年初因猫儿山命案牵涉暂时系狱，他即前往探视，并表示“公如被冤，愿生死从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对于这位集恩公、幕主、老师三位于一体的孙先生，张謇始终充满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孙云锦对他的教诲“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注：张謇日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记：“海师来谈，谓为人必从有据做起乃成，此见道语也，敢不服膺。”《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页。），他奉为终生服膺的圭臬，并身体力行。
1887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入幕相助。这时正值黄河郑州决口，张謇奉孙之命与其子孟平乘舟由开封至中牟查看水势，归后作《郑州决口记》，指出官吏贪墨中饱，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决口的主要原因。随后又以“论河工”五次向当时的河南巡抚倪文蔚致函（注：参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经济《郑州决口记》及《论河工五致倪中丞》诸函，第1－9页。），情痛词切，议论得法，很受倪氏重视。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进士出身，同治六年为李鸿章调入淮军襄办营务，是淮系重要官僚，和孙云锦有同乡袍泽之谊。他属意孙希望能将张謇延至自己幕中，并请张代拟《疏塞大纲章程》。在《章程》中，张謇力主参用西法，乘全河夺流，复禹故道。但当时督办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鸿藻和李鹤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门。张謇见意见不被采纳，而孙云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于是师生二人于年底年初先后返乡（注：据张謇日记，张约在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孙约在该年正月各自返乡。《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279、282页。）。
1892年2月，孙云锦与世长辞，讣告传来，张謇“为位而哭”，泪如泉涌。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顾了孙夫子的一路扶持。“悯其未学召置门下，念其有亲而资分俸余。”认为自己“不见吐弃于贤豪长者，而人间犹知有謇也其人于泥尘之底，谁之赐欤？呜呼公乎！”（注：《祭桐城孙夫子文》，《张謇全集》，第468页。）在挽联中，他又写道：“师无疚乎亲民官，所见去思，旧政寻常皆治谱；我何为者报恩子，悲来横集，行年四十尚公车。”（注：《张謇全集》，第五卷艺文（下），第553页。）既客观表述了孙云锦一生为官清正，为百姓思念的业绩；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师谢世前，尚未走完科举的最后一程。在他的倡导下，通州士绅合词上禀督抚，请将孙事迹奏付国史《循吏传》，并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孙麻山先生传第八十八，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12页。）。算是完成了学生对老师的最后一桩心愿。
张謇
二、张謇与吴长庆
张謇初识吴长庆，是在到江宁孙府后不久。据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日记：“饭时遇吴小轩（长庆）军门，吐属尚风雅。”（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19页。）此后，两人来往日益密切。吴长庆十分器重张謇的文才，知道他有志于功名，便劝他去应顺天乡试，并答应资助行囊，张謇起先认为这只是虚语口惠，不料三日后吴长庆即遣部下送来“朱提百两”（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51－52页。），不由得使张对其刮目相看。
早在1875年7－8月间，因经商而致富的李鹤章就通过孙云锦以重金相聘张謇，并许诺次年陪他一同入都，助其应试，但张謇坚辞不受，“盖不欲以能贵能贱之权授赵孟也。”（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64页。）是年底孙云锦离任前，也曾询问张謇是否愿意跟赴河差新任，张謇因父母有命不远行，同时也因心目中始终以科举正途为重，故也婉辞了。吴长庆得知后，便一再相邀，“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月俸二十金。”第二年闰五月，张謇在再一次科考落榜后如约而至，吴长庆大喜过望。“乃为特筑茅屋五间于其后堂，为读书治文书之所。”（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38页。）从此，张謇开始了在庆军幕府长达八年（1876年夏至1884年夏）的幕僚生活。
甫入军幕，张謇似乎并不能立即适应。他曾经向一位姓贾的朋友追述：“某于光绪初年，初入吴武壮幕，时已下午，室中仅置铺板一付，粗木桌椅各一。适值大雨如注，未几水流入房中，深至数寸。盘膝坐于板上，一灯如豆，万念皆灰。遥闻中军帐中，拇战仍正豪，武壮宴客席未终。回思此境，实觉难堪。”（注：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三笔卷八，第628页。）所幸次日吴长庆即将其“移榻中军帐”（注：《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133页。丁丑（1877年）年五月二十三日记：“大雨。水深两寸，渐长至五六寸。坐卧一榻，困不可状，有《苦涝行》。”二十四日记：“雨少住，延陵移榻中军帐。”按：词是入幕次年，与《苌楚斋随笔》所记稍有出入，然实有其事。），以国士相待。双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吴幕中，身为幕宾的张謇获得了较好的历练和机遇。一方面，通过为吴长庆帮办文案，使他和各层人士尤其是淮系的中上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从这一时期的张謇日记看，他为吴长庆通信联系的有：李鸿章、李鹤章、唐定奎、周盛传、刘铭传、卫荣光、吴元炳、沈葆桢、刘瑞芬、赵子芳（即赵继元、李鸿章内兄）、吴汝纶、李凤苞、潘鼎立、方宗诚、程文炳、吴赞诚、靳方琦、丁汝昌、龚照瑗等一大批官场要人，同时和庆军各部将领曹德庆、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刘长蔚、吴兆有、班广盛、杨歧珍等均过往很熟，和朱铭盘、吴长庆之子吴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结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于1881年投奔登州吴长庆军营时，吴以故交之子，“命在营读书”，并嘱托张謇“为是正制艺。”（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这样的交游和联系，使张謇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状况，尤其是淮系网络内部的运作情况，有了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吴长庆对张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张謇能直接参与高层的军机决策。1880年5月吴长庆入觐，即带同张謇一同赴京（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2页。）；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发生，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急招吴长庆入津商讨对策，在座的仅有张謇和张树声的幕僚何嗣琨（注：参阅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页。）。可见，兵贵神速赴朝鲜，相机诱执大院君的“奇计”应该出自何张二僚，而主要出自随吴长庆亲临朝鲜前线料理军事的张謇。否则，吴长庆也不会和张树声联衔，专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张謇了；同时，他还自践诺言：“有建策速定其乱者，酬赏三千金”，而于次年“属苏松太道刘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张家（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页。）。对于保案，张謇“坚谢而寝”；对于奖金，张謇声明“作为无息之贷款”。在其内心，既是为报吴长庆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运对自认建此奇功的吴长庆却十分不公。中断丁忧回任的李鸿章，对果断处置的吴长庆，虽口头表示“佩慰”（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29－30页，“复吴筱轩军门”。），但并未有任何实际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令吴长庆回天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恨不已，尤其张謇更“力劝公引退，并请奏解本职住京。”吴长庆“初韪之”，这就势必造成与李鸿章的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没有告退。张謇看透了这种官场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鲜善后六策》不为当政的李鸿章所用，所以在吴长庆逝后，毅然南归。
三、张謇与李鸿章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张謇并未与李鸿章直接见过面，而且他本人也从未与李鸿章有只字通问。但两人之间似乎有着多层夹缠不清的关系：张謇与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内兄赵继元的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他因孙云锦和张裕钊的关系，与李鸿章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