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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7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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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是从二品，部院尚书是从一品，就是说，阎敬铭连升两级。而且，户部——那是什么地方？！
而丁宝桢原来仅是一个“署理布政司”，且刚刚上任，资历尚浅。可他接的山东巡抚，反倒没有“署理”二字，真正是一步到位。虽然布政使和巡抚都是从二品，但大家都晓得，这也叫“连升两级”了！
这两个出乎朝野意料的任命，全出于关卓凡的一力主张。
把阎敬铭调离山东，就算是对山东地方最大的交代了。不管有没有“杀良”，天底下从来没有打胜了仗，反倒处分主将的道理。山东士绅以及山东籍的京官们，应该满意朝廷的处置，不会再唧唧歪歪了。
阎敬铭是升官，不是平调，更不是降级，因此，山东绿营的士气，也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用阎敬铭，切实整顿户部。
“奉旨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是宝洌АＦ叫亩郏︿＇管部，还是称职的。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比如，慈禧和安德海想修圆明园，宝洌Ь筒桓桑淮褥氚涯谖窀霉ィ︿＇也把着不肯放。
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制度”的范围内，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当然，改革“制度”，比如，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就不是宝洌巳に冢喾瞧淠芰λ啊�
但是，宝洌Ч懿浚芎玫闹皇恰安客狻保换Р磕诓恐种直锥耍︿＇却当做看不见。国家的钱，从户部出来之后，固然大致用得其所；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却被“内部人”上下其手，狠狠先过了一刀。
宝洌Р还堋安磕凇保蛘咚邓懿焕础安磕凇保怂话烧庵帧八鹑瞬焕骸钡氖虑椋档降祝故且蛭︿＇本人就不是个清官，贪贿卖官，样样不缺，指望他“兴利”也许可以，指望他“除弊”——本质是整顿吏治，当然没戏。
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可以担负户部“除弊”任务的，阎敬铭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了。
首先，阎敬铭不但清廉，而且简朴。
晚清高级官员，尽有清廉的，如曾国藩、沈葆桢、丁宝桢，等等。但开府建牙，迎来送往，得维持必要的排场，真正做到“简朴”的，可就少之又少了。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二合一”的程度，在晚清衮衮诸公中，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
原时空光绪三年，即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连布”做成的官服，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有穿绸缎者，自然是钱太多了，那就“罚捐饷济灾”吧。
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活人无数，晋人交口誉之“阎青天”。
光绪八年，即1882年，阎敬铭奉调入京，也是布服敝车，只带一个小家童，一老一少，悄然进京。
关卓凡想，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这个级别的官员，正俸加养廉银，根本不需要贪污，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
*（未完待续。。）
第一二九章 重要的副产品
其次，阎敬铭的刚正，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了。
前任湖广总督官文在任的时候，宠爱一个姓张的娈童，七保八保，这个一仗没打过的家伙，居然“积功”到了副将。此人仗着官文的宠爱，骄纵不法，有一次领着几个兵，闯入一户民宅，欲强污人家的女儿，女子哭叫不从，竟然被他们一刀杀了。
死者父母入城告状，府县都不敢过问。时任湖北按察使的阎敬铭闻讯大怒，带着臬司衙门的人，满武昌城抓“张副将”。张姓娈童吓得赶忙逃进了总督府，求官文庇护。
阎敬铭闯进总督府，点名要人。官文推说自己有病，拒不接见。阎敬铭对随从说：“拿我的铺盖来！我就在总督府的花厅住下了，侍候大帅的贵恙！”他说到做到，真就在总督府打起了地铺。
总督府上下目瞪口呆，整个武昌官场都轰动了。官文暗地托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向阎敬铭疏通。严、李都是阎敬铭的陕西同乡，但不论二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唇焦舌敝，阎敬铭总是不允。
到了第四天，官文实在没有法子了，只好出见，他向阎敬铭打躬作揖，求他放过“张副将”。阎敬铭仰面向天，岸然兀立。
最后，官文竟然跪了下来：“丹初，好歹卖我一个面子！”
旁边的严树森、李宗寿都说：“丹翁，你太过分了！”
阎敬铭至此亦知杀“张副将”不了，提出：立将该犯剥去一切品级职务。遣送回籍。不得逗留片刻。
官文虽然不舍。但情人的脑袋总算保住了，只得答应下来，然后叫“小张出来，谢过阎臬司不杀之恩”。
张副将期期艾艾地挪了出来，刚刚跪倒磕了一个头，阎敬铭就翻了脸，大喝一声：“来呀，剥去衣裤。重杖四十！”
臬司衙门的衙役立即上前，将张副将颠翻捆拿，就在总督府的大堂上，一杖一杖地打了起来。
张副将哀叫“大帅救命”，官文心痛如割，但势不能开口求情，只好掩面内进。
打完了板子，果真“即时发遣”。但阎敬铭并未完全遵守对官文的承诺，没有将犯人“遣送回籍”，而是远流边疆。
有意思的是。官文并未因此事恨上阎敬铭，反而上疏密保阎“才堪大用”。阎敬铭能够出任山东巡抚。和官文的保荐是有相当关系的。
官文此人，虽然无能，却很晓事，不然也不能因了胡林翼、曾国藩之能，而成其伯爵之封、总督之位。他密保阎敬铭，虽多少有“调虎离山”、“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但也说明，官文还是有心胸的，同时也算有眼光；而阎敬铭的无欲之刚，是没有人不佩服，没有人可以锐其锋的。
再次，阎敬铭本就是户部主事出身，通经济，会算账，更熟知户部的种种情弊。
这样的一个人，拿来清理户部积弊，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户部的积弊何在，其实许多人都心知肚明，但都以为积重难返，不敢亦不想去动。关卓凡想，如果连阎敬铭也动不了，这个户部，大致真就没有人动得了。那么烂透了的东西，将来就只好一刀切掉了。
户部这一块，关卓凡现阶段并无意分宝洌У娜ǎ慰銮安痪玫陌驳潞Ｒ话钢校蛊牡闷渲Α９刈糠驳南敕ㄊ牵志疵爸髂凇保︿＇“主外”，作为国家财政中枢的户部，庶几能够除弊兴利，为国家兴作，提供更多的资金。
当然，长远来说，他还是要分户部的权的——分到“顾问委员会”的“国债股”去。阎敬铭入户部，一定意义上，是去替他打个前站，做一做“减法”。
这个“减法”怎么做，暂时按下不表。
阎敬铭会听关卓凡的话吗？
会。
关卓凡要阎敬铭做的事情，就是阎敬铭想做的事情。阎是一头地道“顺毛驴”，既被关卓凡捋得如此之爽，他的话，为什么不听？
再说，阎敬铭虽然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私人，但他正被山东籍官僚群起攻之，既郁闷，又委屈，四边不靠，这种情形下突然被超擢至中央部院，他再刚直，也要感激关卓凡的知遇吧？
用丁宝桢的道理，亦有相同之处。由署理布政司一跃而真除巡抚，这番风云际遇，对关卓凡这个荐主，丁稚璜亦不能不生出知遇之感吧？
也有不同之处。
丁宝桢之清刚，不在阎敬铭之下，但阎敬铭相对保守，而丁宝桢开通得多。办新政，丁宝桢能够理解和接受关卓凡的思路，完成关卓凡的要求，这方面，阎敬铭就远远不如了。所以，“除弊”，要用阎敬铭；“兴利”，要用丁宝桢。阎敬铭去做户部尚书，丁宝桢来做山东巡抚，正是各得其所。
关卓凡并非每个重要岗位都要用自己的“私人”——他也没有那么多“私人”，关键是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要和他志同道合，则他的想法和政策，就可以顺利推行，事半功倍。
而且，关卓凡和阎、丁二人，之前也少有交集，关贝子正可以此示天下大公无私。
进剿黄崖山，本身并不是多么重要的战役，但副产品非常重要，总结起来有以下三项：
一，关卓凡的手就此伸进了国家财政中枢。
二，在加强了对山东的影响和控制之后，关卓凡在沿海地区的势力，自天津至广东，乃连成一气，新政“一线”的拼图完整了。
三，政治上虽然生了风波，但军事上，对整编后的山东绿营的战力，朝野上下都是非常满意的，一致认为，绿营的整编，可以依样画葫芦，在全国推行了。
当然做了点小弊，但军事顾问小组认为，山东绿营的表现，基本达到了原先预设的目标，打个八十五分吧。
绿营的整编，完全由轩军来负责，关卓凡由此牢牢掌控了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治安部队。
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如果是太平时节，裁军、整编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现在大乱方平，经过十余年的发乱捻乱，各地绿营早已被打得稀烂，编制上也是一塌糊涂，或者有将无兵，或者有兵无将，或者兵、将通通欠奉，几乎就剩一个“某标、某协、某营、某汛”的空壳，这个时候下刀子，最顺理成章，阻力最小。
而且绿营的待遇差，当兵吃粮不比种地打工好到哪去，发一点遣散费，也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其中的“世兵”，也即前明的“军户”，和最底层的旗民一样，一旦解除世代只能当兵这具枷锁，绝大多数，兴高采烈。
军官嘛，多发一点遣散费就是了。另外，不比文官要十年寒窗苦读，武人大字不识一个，打上一仗官儿就有了，所以武官的品级本不值钱，特别是低级军官，连他们自己，也没真把自己的品级当回事儿。
山东和江苏的绿营，已经完成了整编，这是第一阶段；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绿营的整编，这个工作，最迟今年之内完成。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是第三阶段，这几个地方，关卓凡的手，暂时还未能直接伸进去，等政治形势成熟一点再着手是最稳妥的——关卓凡的打算，是从日本回来之后再开始这个工作。
广西、云南二省，和越南接壤，不久的将来，就有一个法兰西要打算了，所以，这两个省，要有特殊安排。
四川和青、藏挨着，也要有一点特殊安排。
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绿营，要等左宗棠的仗打完了，才能着手整编。
直隶放到最后面。
关卓凡的手指，在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上，轻轻地敲着，脸露微笑：嗯，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消息传来：日本幕府的使团到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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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零章 兄弟阋墙
使团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长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两位，一位叫栗本锄云，衔头是“外国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顺，衔头是“军舰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辅助征夷大将军处理一切政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军机大臣。和军机大臣一样，“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设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犹如中国的军机领班。不过，“大老”不是常设职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樱田门之变”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后幕府就没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国奉行”即相当于“外交部长”，“军舰奉行”即相当于“海军部长”。
使团带来了幕府正式请求中国出兵“助剿”的国书，以及天皇准许幕府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的“敕许”；幕府指授使团签署抵押借款协议的授权书，还有德川家茂写给关卓凡个人的亲笔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体制，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当然也包括外国打交道的，什么话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说，签了协议，再跑到京都去请天皇“敕许”。
乍一看，这个“幕藩体制”，和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颇有相似之处：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国家元首，“虚君”，“敕许”——就是签个字，不过是履行通过法案的最后程序。
但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
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政治体制是一元的。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但“幕藩体制”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户，是相互独立的，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
事实上，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
这个“是否足够强大”，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就是说，“公家”势力的绝对值，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
幕府的势力消长，是相对于“幕藩体制”中的“藩”，即大名们而言的。
江户时代的早期，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天皇就很乖，将军说啥就是说。完全是个橡皮图章。江户后期，幕府逐渐走弱，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掌控天下”愈来愈力不从心。相反，“雄藩”们，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如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却愈来愈强大，此消彼长，天皇开始不听话了。
究其竟，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外边有了强援，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对于“雄藩”来说，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
比如，贝里“黑船来航”后，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的《日米和亲条约》，也即《神奈川条约》，根本就没经过什么“天皇敕许”；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签《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的时候，众议汹汹，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就跑去找天皇签字。
没想到孝明天皇闹起了别扭，死活就是不肯签。最后幕府没法子，时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没有天皇“敕许”的情况下，硬是和美国人签了约。结果舆论哗然，政敌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兴起“安政大狱”，大肆打压反对派，也因此种下了日后“樱田门之变”被刺杀的肇因。
所以，这个“天皇敕许”，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特别是第二次长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长州颇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长州，是因为长州藩进攻皇宫，地道的“乱臣贼子”，幕府讨之，师出有名；这一次颇有人以为师出无名，不能算是“义师”，更何况还要向外国借兵？那不成了“里通外国”了吗？
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拿到这个“敕许”。今时不同往日，如果没有这个东东，长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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