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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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领大声笑出来，然后点头，又道：“我送你们回去。”
　　亲自替六人松绑，不过这一群人还是很“担心”，有的人在拆茅草棚，准备“逃离”此地。这就更说不清楚了。
　　没有想到契丹人来了这一手，张海怎么办？只能抱以苦笑。还好，未受皮肉之苦。走在路上，首领又说道：“听百姓说，你们郑相公要做我们契丹的宰相？”
　　“我只是一个武人，对此事不清楚。”张海闷声回答。
　　“他让你做信使，说明你是他亲信，怎能不清楚呢？”
　　“你说这个做什么？”史达夫很不满地说。
　　“我们也不想做草寇，听说你们郑相公很有本事，有一口饭吃，何必有今天？若是你们家相公做宰相，我们改盗为良。”
　　“真的不清楚，前来，我们仅是负责保护两位正副使的人身安全，其他的与我们没有关系。”张海接过话题。
　　套了套，没有套出什么，首领说道：“各位，一路保重。”
　　说着翻身上马，消失在山林深处。
　　几人对视一眼，张海说道：“休得多言，我们走，到了宋境，我们才会安全。”
　　“喏。”
　　几人很快来到大道上，果然大道上有官兵在找他们，看到张海一行人出来，其中一个武将问：“你们到哪里去了？”
　　“迷路了，”张海不满地说。心想，我们到哪里去了，你们还不知道？
　　“这是大道，你们怎么迷了路。”
　　张海差一点想说，怎么迷的路，问你们契丹的皇帝去。忍住没有说，道：“是迷了路，昨天看到一只鹿，我们技痒，追鹿追进深山里，然后迷了路。”
　　武将还在追问：“不对啊，这一带山林虽密，山不大，怎么迷了路？”
　　六个人气得要命，张海秘密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不说话，答道：“是这样的，我们追鹿时天色已晚，所以迷了路。居然东西不分，然后于山林里休息一夜。今天早上出来，看到一条大河，问了渔民，才知道我们走错方向。折回来的。”
　　“原来是这样啊，张都头也喜狩猎？”契丹武将多喜欢打猎，是同志，惊喜地问。
　　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的高大绿色长城，用柳树、棘刺织成的长廊。然后又于己方遍挖塘湖，用水与植被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对此，郑朗很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金人南侵时，根本没有看到这道绿色长城起多少作用。所以郑朗心中，认为它起的仅是一个阻滞恐吓的作用。实用性不强。
　　想法有点儿不对，直到黄河再次改道后，郑朗才醒悟过来。不是没有效果，黄河改道，逼得海河水系北移，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北方地势增高，进一步使杨六郎所做的布置作用下降。这时，还是起作用的。张海递过印符，守城官兵将他们放进去。六骑飞快向南驶发。
　　来到京城，按照制度，他们皆不能回家，而是呆在驿馆里听候消息。但将两封信全部递了上去。
　　此时京城正在观注举国大事，科举。
　　先是庞籍在陕西上奏，朝廷开纳夏国，用意是宽财息民。自其受封进誓已来，快有一年时间，而调度犹不减用兵时，其议裁节诸费，以及所增官员、指使、使臣今无用者，应悉数就罢。很简单的一个奏折。
　　但己经看到庞籍在政治上敏锐的眼光。
　　说费用不减用兵时，那肯定是虚夸。不过宋朝制度对这种虚夸是嘉奖的态度。看到一群百姓流离失所，陛下，赶快作为吧，不然天下大乱，看看，民不聊生，全国百姓流离失所。
　　欧阳修、包拯、韩琦就包括小人党也用过这种夸张法进谏的。
　　这是一种进步的姿态，而不象其他朝代，好好好，好个头，一片喊好声中，下面却在出现大问题。这样才能让人君警戒，不过有的时候过于夸张，确实也引发一些负作用与决策。
　　实际财政真的在转好。
　　裁兵法去年才安置了所有退伍战士，想要看到实效，要到今年年底。风调雨顺，国家税务未增反减，但百姓收入却是有增无减，国家收入少了，百姓渐渐在恢复安定。不过说也能说，税务减少，又在安置退伍战士，准备储粮，还有保丁需要钱，土兵需要钱，支出确实没有减少多少。
　　这道奏书用意不是在此，而是直指新法。
　　范仲淹等人下去后，对新法的态度，除了推翻还是推翻，没有一个人敢作声。
　　唯独庞籍上书，对新法中一些策略持肯定态度。陛下，不能全部打倒啊，有些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节裁一些无用的官员、指使与使臣，之所以没有执行好，是用人不当，当初带着浓hou的朋党性质。如今没有朋党，这些好的策略应当保存下来。
　　书上，赵祯大为欣赏。
　　难得的说这句话，不过他没有表态，继续用贾昌朝，清扫范仲淹的印记。
　　不是赵祯恨范仲淹，作为一个明君，可不想下面大臣出现朋党，清扫范仲淹的印记，就是为了清扫朋党的痕迹。真的起到效果，庆历新政前后是赵祯朝党争的**，然过了几年，已经在赵祯朝看不到朋党了。
　　有争，那是各个大臣利益的纵横摔阖，抱成小团体，十几人，三两人，而不是天下人。比如郑朗的小团体，贾昌朝的小团体，还有未来庞籍的小团体，韩琦的小团体，都不足以为害。若没有赵祯这种平衡之术，有可能党争在赵祯朝就形成严重危害。这一点连郑朗都没有看出来，只觉得贾昌朝做得很过份，要搞他。
　　其实此时的贾昌朝对赵祯来说，很重要。至少在他感到党还有影响，就会继续重用贾昌朝。
　　虽欣赏庞籍，但不吭声，防止君子党死复燃。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张方平。
　　他对所谓的君子党皆不抱好感，那怕樊楼宴，入座的人除曾公亮外，皆是君子党。就包括范仲淹在内，张方平也多瞧不起。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迂阔害国，连郑朗都被他蒙骗。
　　这种态度也带到对所谓的君子上面，包括吴育，不与同谋。还有新法。范仲淹改革科举，有的也是好的，策论没有范仲淹所想的那么有效果，写论策，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东坡、苏询、曾巩等人在策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有几个人为宋朝指出良好的出路，一个、个往党争里一跳，皆不能拨。但至少比诗赋好。
　　本来是好的，可是范仲淹又进谏，恢复唐初的开名制。对此张方平很反感，你是贫家子，得益于糊名制，于是忘本，现在恢复开名制，那样，贫困子弟又有几人能高中？俺家庭背景远胜你家，可也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开名制使张方平对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产生怀疑。正好赵祯下旨，让他与翰林学士孙、扑、龙图阁直学士高若讷、集贤校理杨伟、钱明逸权知贡举。于是上奏，今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佑之初，却多以变体而高中，后进传效，皆忘其本习。近来文章为了出所谓的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底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告，可学者乐于放逸，不能自拨。今贡院试者，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一篇文章超过八百字），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原来是四六字为主，七**字有，少，一句十几字几乎没有）。而论策居然有一千二百字以上者，请朝廷请习新体而不合程式者，悉巴考落，再申前诏，广告天下。
　　其实学子当中有些新体文章还是好的，可新学到此出现一个岐误，便是那种怪险体。这让张方平很看不习惯，于是连带着新体文章，一起倒了霉，赋超过四百字，或者一句话字数多者，全部黜落。
　　奏上，准。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的高大绿色长城，用柳树、棘刺织成的长廊。然后又于己方遍挖塘湖，用水与植被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对此，郑朗很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金人南侵时，根本没有看到这道绿色长城起多少作用。所以郑朗心中，认为它起的仅是一个阻滞恐吓的作用。实用性不强。
　　想法有点儿不对，直到黄河再次改道后，郑朗才醒悟过来。不是没有效果，黄河改道，逼得海河水系北移，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北方地势增高，进一步使杨六郎所做的布置作用下降。这时，还是起作用的。张海递过印符，守城官兵将他们放进去。六骑飞快向南驶发。
　　来到京城，按照制度，他们皆不能回家，而是呆在驿馆里听候消息。但将两封信全部递了上去。
　　此时京城正在观注举国大事，科举。
　　先是庞籍在陕西上奏，朝廷开纳夏国，用意是宽财息民。自其受封进誓已来，快有一年时间，而调度犹不减用兵时，其议裁节诸费，以及所增官员、指使、使臣今无用者，应悉数就罢。很简单的一个奏折。
　　但己经看到庞籍在政治上敏锐的眼光。
　　说费用不减用兵时，那肯定是虚夸。不过宋朝制度对这种虚夸是嘉奖的态度。看到一群百姓流离失所，陛下，赶快作为吧，不然天下大乱，看看，民不聊生，全国百姓流离失所。
　　欧阳修、包拯、韩琦就包括小人党也用过这种夸张法进谏的。
　　这是一种进步的姿态，而不象其他朝代，好好好，好个头，一片喊好声中，下面却在出现大问题。这样才能让人君警戒，不过有的时候过于夸张，确实也引发一些负作用与决策。
　　实际财政真的在转好。
　　裁兵法去年才安置了所有退伍战士，想要看到实效，要到今年年底。风调雨顺，国家税务未增反减，但百姓收入却是有增无减，国家收入少了，百姓渐渐在恢复安定。不过说也能说，税务减少，又在安置退伍战士，准备储粮，还有保丁需要钱，土兵需要钱，支出确实没有减少多少。
　　这道奏书用意不是在此，而是直指新法。
　　范仲淹等人下去后，对新法的态度，除了推翻还是推翻，没有一个人敢作声。
　　唯独庞籍上书，对新法中一些策略持肯定态度。陛下，不能全部打倒啊，有些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节裁一些无用的官员、指使与使臣，之所以没有执行好，是用人不当，当初带着浓hou的朋党性质。如今没有朋党，这些好的策略应当保存下来。
　　书上，赵祯大为欣赏。
　　难得的说这句话，不过他没有表态，继续用贾昌朝，清扫范仲淹的印记。
　　不是赵祯恨范仲淹，作为一个明君，可不想下面大臣出现朋党，清扫范仲淹的印记，就是为了清扫朋党的痕迹。真的起到效果，庆历新政前后是赵祯朝党争的**，然过了几年，已经在赵祯朝看不到朋党了。
　　有争，那是各个大臣利益的纵横摔阖，抱成小团体，十几人，三两人，而不是天下人。比如郑朗的小团体，贾昌朝的小团体，还有未来庞籍的小团体，韩琦的小团体，都不足以为害。若没有赵祯这种平衡之术，有可能党争在赵祯朝就形成严重危害。这一点连郑朗都没有看出来，只觉得贾昌朝做得很过份，要搞他。
　　其实此时的贾昌朝对赵祯来说，很重要。至少在他感到党还有影响，就会继续重用贾昌朝。
　　虽欣赏庞籍，但不吭声，防止君子党死复燃。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张方平。
　　他对所谓的君子党皆不抱好感，那怕樊楼宴，入座的人除曾公亮外，皆是君子党。就包括范仲淹在内，张方平也多瞧不起。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迂阔害国，连郑朗都被他蒙骗。
　　这种态度也带到对所谓的君子上面，包括吴育，不与同谋。还有新法。范仲淹改革科举，有的也是好的，策论没有范仲淹所想的那么有效果，写论策，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东坡、苏询、曾巩等人在策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有几个人为宋朝指出良好的出路，一个、个往党争里一跳，皆不能拨。但至少比诗赋好。
　　本来是好的，可是范仲淹又进谏，恢复唐初的开名制。对此张方平很反感，你是贫家子，得益于糊名制，于是忘本，现在恢复开名制，那样，贫困子弟又有几人能高中？俺家庭背景远胜你家，可也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开名制使张方平对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产生怀疑。正好赵祯下旨，让他与翰林学士孙、扑、龙图阁直学士高若讷、集贤校理杨伟、钱明逸权知贡举。于是上奏，今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佑之初，却多以变体而高中，后进传效，皆忘其本习。近来文章为了出所谓的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底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告，可学者乐于放逸，不能自拨。今贡院试者，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一篇文章超过八百字），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原来是四六字为主，七**字有，少，一句十几字几乎没有）。而论策居然有一千二百字以上者，请朝廷请习新体而不合程式者，悉巴考落，再申前诏，广告天下。
　　其实学子当中有些新体文章还是好的，可新学到此出现一个岐误，便是那种怪险体。这让张方平很看不习惯，于是连带着新体文章，一起倒了霉，赋超过四百字，或者一句话字数多者，全部黜落。
　　奏上，准。
　　张方平还有些不服气，将一些险怪的句子择出来，记性好，省试考过去了，他还记得。然后登上报纸，文章可以自娱自乐，写得不好，大不了没人看。但贡举你要写给考官看的，请问你们这些学子写出这些险怪的句子，谁能看懂，难道是韩愈看的石鼓文吗？
　　赵祯看后大笑，命礼部将那些黜落的试卷找出来，再次观看，倒底有多新，多险，多怪。张方平用心是好的，但这个做法是历史的倒退。这时候新体文章，也就是古散文体正在普及，文人学习的却多是骈文体，正在转变，又没有很好的目标，险怪体便是古散文体改革的一种独特产物。渡了过去，宋朝散文的春天便会到来，这些险怪体也就消失了。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
　　但在录取学生时，赵祯听从郑朗与庞籍建议，逐步控制，张方平省试考录取了七百一十五人，省元是裴煜。到了殿试考时，赵祯只赐进士二百三十人，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七十人同出身，删除大批不合格的进士。诸科也在下降，史上赐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十五人，变成三十二十三人。赐特奏名诸科数量也一直在下降，从七百二十人变成五百十六人。状元是贾黯。
　　张海赶到京城时，正是京城放完了榜，诸多进士于京城狂欢的时候。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