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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梁家国五部曲-第2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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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军事家的眼中，二次大战中的日本陆军在理论上应该属于一支三流军队，由于国力和资源所限，它缺乏进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导致了大部分陆军将领狂妄骄横、目光短浅，缺少战略眼光，战术思想陈旧僵化，指挥手段呆板而缺少变化，在作战中惯用平推硬攻的愚蠢战术。
其实，日本是较早在战争中使用坦克集群的国家之一。1939年6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地区实实在在地干了一仗，关东军将领押宝式地舍出老本，动用了日军第1坦克师团。日本本来就是个穷国，这是当时它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一直被心肝宝贝似的捂在怀里，在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几次大型会战中都没舍得使用，这回也豁出去了，整个师团被派上了前线，与苏联远东部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坦克会战。
关东军将领们自以为在最合适的地域和最佳时机使出了“撒手锏”，定能达到一战定乾坤的战略目标，谁知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就像是一个小鬼不留神一头撞在了阎王爷的裤裆上，这小鬼注定要倒大霉了。第1坦克师团的对手忽然变成大名鼎鼎的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将军，论玩坦克战，朱可夫也算是祖师爷一级的人物了，尤其是在亚细亚广阔的大草原上和朱可夫玩坦克会战，关东军将领们实在是脑袋进了水，思维出现短路现象。
这一战打得惊天动地，其结果是日军的大部分坦克都被还原成机械零件，被送回北九州岛的炼钢厂回了炉。
第1坦克师团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东京。此后，日本陆军将领们愚蠢地认定，今后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大规模使用。几个月以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古德里安的闪电战术震惊全球，引起各国军方的强烈关注。而在东方战场上，日本陆军将领们对这一最新军事成果却视若无睹，不再感兴趣。在此后的中国战场上，日军再也没有使用过大规模坦克集群作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18日。
应该承认，在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最后的阶段，日军将领们脑子突然开了窍，居然想起使用坦克集群作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迟来的聪明之举，虽然是最后的灵光一现，但是在豫中战场上，这支由300多辆坦克组成的突击力量，的确造成了中国军队雪崩式的大溃败。
说到这里，事情还要回过头来看。
1944年年初，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古城开封西边的中牟县位于第一战区的最前线，滔滔黄河水从身边流过，黄河天堑和六年前花园口炸堤后形成的黄泛区是中国军队凭借的天险。自1941年5月中条山之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隔河相峙已达三年之久。
单调的对峙局面时间久了，军人们的精神免不了有些松懈，守在最前线的中国士兵与黄河以北的日军相隔只有几百米，没有战事时，彼此隔着工事相望。起初双方的士兵还有劲头操着不同的语言相互叫骂，常有中方的士兵操着河南腔指名道姓要日裕仁天皇的老娘。日本士兵当然也不示弱，曾有一位军曹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兜裆布，晃着生殖器对中国守军做出猥亵动作，以示羞辱。趁怒火中烧的中*击手还没来得及瞄准，这位有露阴癖的日本军曹已经光着腚窜回了工事。
国军354团的李振甫团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也气得破口大骂起来，声称有朝一日打过河逮住这小子，非把他那玩意儿剁下来做成“钱儿肉”喂狗不可。
对峙时间久了，双方的士兵也没了骂街的兴致，便开始扯着嗓子吼起各自的民间小调来。这边吼两句《小放牛》，那边来段《拉网小调》，歌声此起彼伏，使双方的士兵都暂时忘记了残酷的战争，好像在参加一场中日青年联欢会。
在黄河南岸中国军队驻守的战壕边上，阵地前的铁丝网成了晾衣架，上面挂满了破烂的军服和绑腿布，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中国守军的岸防工事破旧不堪，有的重机枪巢甚至都塌了半边，勉强用木棍支撑着破油布凑合着。战壕内的积土越堆越高，早已达不到150厘米的规定深度了。掩体边架着几支破旧的“中正式”步枪，一看就是因缺乏保养，全然没了钢铁的光泽。值班的士兵们在单人掩体里铺开草席或布单，抽着烟懒洋洋地躺倒晒太阳。
荥阳以北的邙山头位于黄河南岸，却为日军所占。这里黄河河道较窄，原是黄河大铁桥原址，1938年兰封会战结束时，中国军队将黄河铁桥炸毁，配合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将日军阻隔于黄河以北及开封以东。
1941年10月，日军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突然从邙山头对面强渡黄河，配合开封西进的日军攻占郑州，中日军队在此激战一个月，中国军队将日军主力击退，郑州克复。但日军却占据了黄河南岸邙山头旁的霸王城，把它当作日后反攻的桥头堡，国军屡攻不下，最后只好改成监围。日军就这样在黄河防线上楔入了一颗钉子，这颗“眼中钉”终将成为中国军队日后之大患。
霸王城对面隔着鸿沟即为汉王城，两千多年前的楚汉相争时，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就在此地对峙。岁月荏苒，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军队也对峙于鸿沟两侧的广武山巅。汉王城由国军第85军防守，双方步哨的最近距离只有几十公尺。在战事沉寂了两年多之后，汉王城中国守军的懒散程度与东面中牟县守军如出一辙，丝毫没察觉到霸王城的日军对黄河防线构成的潜在重大威胁。
1944年2月，这颗“眼中钉”周围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
驻守汉王城的中国士兵发现，对岸日军经常有小股工兵部队乘着橡皮艇在黄河铁桥残存的桥墩旁活动，似有修筑浮桥之企图。这一情况立即被上报到洛阳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部。
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正和司令部的几个幕僚作方城大战，赌兴正浓，他不愿坏了兴头，便*地对参谋长说：“日本人想过河？没那么容易吧，打几炮，别让他们修就是了。”
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接到命令，军部的野战炮营迅速开了几炮，几条橡皮艇上的日军连人带艇飞上了天，残存的日军士兵纷纷跳进水里，国军阵地上的重机枪手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家伙“点了名”。
日军工兵部队如此这般尝试了三五次，均以失败告终，损失了数十条橡皮艇和百十来号人。令人沮丧的是，日军这一显而易见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引起第一战区国军将领们的警觉。
日军几次失败后并没有罢手的意思，一个星期后的早晨，中国守军的观察哨突然发现黄河北岸出现一个黑糊糊的庞然大物，上面有两条巨大的悬臂起重机，长长的机身两侧围以厚厚的钢板，脚下两边各装有16个轮子，沿铁轨滑动。最前面是打桩机，桩打好后，悬臂将预制钢架铺在桩上，机身缓缓向前移动，桥梁就一点点向黄河南岸伸延。观察哨不知道这东西是啥，急忙上报团指挥所，团长急忙用炮队镜向对岸观察，亏得这位团长见识多广，他看到这庞然大物不由一怔，立刻用河南腔喊了起来：“日他娘，这是架桥机，小鬼子在架桥，命令炮兵马上给我轰掉，马上开炮！”
85军的数门野战炮立即开火，几发炮弹打在架桥机的钢板上炸开，爆炸过后在钢甲上留下点点凹痕，庞大的架桥机却毫发无损。这位团长终于明白了，野战炮营装备的火炮是法国造75毫米野战炮，这类火炮对付架桥机上60毫米厚的钢板如同给人家挠痒痒。
该团长正无计可施时，南岸邙山头突然闪出一排耀眼的火光，紧接着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河面上空顷刻间布满了密密麻麻橘红色的弹道，南岸日军的重炮群开始进行火力压制，铺天盖地的炮弹纷纷落下，使国军阵地陷入一片火海……85军的炮营在5分钟之内损失了半数以上的火炮。
此后的日子里，日军炮火实行值班制，每天只打上两三个小时。只要国军炮兵不还击，双方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国军炮兵还击，立刻会招来凶狠的报复，一发炮弹往往招来百十发炮弹的回击。严重缺乏弹药的国军显得极为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个炮兵连只打了二百多发炮弹，犹如守财奴一般抠抠搜搜。按照规定，炮弹打完后一定要把弹壳收好，用大车运到后方点数，与前一次所发的数目相符时才能领到新炮弹。中国在1944年其国力的衰竭，可窥见一斑。
眼下国军炮兵们算是想开了，干脆把火炮藏进山洞里，摆出一副咱们谁也不招谁的姿态，任由日军工兵部队大张旗鼓地修桥。日军工兵们越发得意忘形，他们居然在国军炮火的射程内热火朝天地搞起了劳动竞赛，由一个有着西洋美声基础的中尉，以抒情男高音的音域领唱劳动号子，百十名日本工兵一边整齐有序地铺设着钢板，一边以多声部合唱的形式应和着领唱中尉，国军官兵们被气得七窍生烟。
有个别炮兵实在气不忿，便在晚上悄悄把野战炮从山洞里拉出来，照着桥上的灯光打几炮，再赶紧把火炮藏回去。一个唐山籍的步兵连长这样发着牢骚：“这他娘的哪是打仗？明明是欺负人嘛。”
可话又说回来，受欺负也有受欺负的好处，日军炮火送来了大量的钢铁，国军阵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国军士兵们马上就捕捉到了商机，娘的，这分明是给咱弟兄送银子来啦。士兵们趁夜里日军停止炮击时，成群结队打着火把，提着篮子满山寻捡弹片，然后集中起来用骡子驮到广武镇上卖给铁匠铺。
弟兄们有了钱当然得先顾嘴，买肉加菜自不必说，再有余钱就要用在买鞋上了。说来令人懊丧，时间已经到了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上，中国军队居然还没有解决士兵的穿鞋问题，别说是地方部队，就连最精锐的中央军，甚至是走出国门的远征军部队也发不起鞋子，下级军官及士兵们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由此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支军队了，一个美军顾问团的少校曾经疑惑地说，他还没见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军队穷得发不起鞋子。
85军的前身是中央教导师，属于正儿八经的中央军部队，就算如此也是穷得叮当响，一个排长的军饷只有法币38元，以当时的物价，集市上一碗面条就得3元，38元的军饷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可怜堂堂的中央军竟成了捡破烂的叫花子。
在日军工兵修桥的日子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到军统河南站特工人员发自新乡的情报：从北平方向开来大批军用列车，上面满载着坦克、大口径火炮、高射炮以及大批弹药、辎重和油罐汽车，这批装备物资目前正秘密集中于新乡以南的小冀镇。据悉，这批坦克的始发站是内蒙古包头市。
徐永昌心里像明镜似的，看来长期驻守在包头市的日军第3坦克师团也奉命南下了，日军马上要有大动作了。
3月4日，又有情报传来：北平、上海各有两批敌机飞抵汉口。蒋介石判断，日军统帅部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他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作好应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据此拟定了作战指导方案并下达给第一战区长官部。
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目前的战略态势却有着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蒋委员长对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次日军主力很可能是“声北击南”，他从大量的情报对比中得出判断，日军有打通粤汉线的战略意图，其目的是为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作准备。因此他提醒第一战区注意豫南信阳一带的防务，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这一思维必然影响到第一战区在平汉线上的备战部署。
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日本军队将要发动的这次进攻，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物资储备、人员及技术装备的集结，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中国军队马上要大祸临头了。
第一章（）
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军长以上将官和参谋人员。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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