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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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对中国军队而言，是战场态势最为严峻的一年。5月份结束的豫中会战，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多年来惨淡经营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中原重镇郑州、洛阳、许昌等几十座城市及县城沦落敌手，第一战区所属各集团军伤亡惨重，望风披靡。而日军则顺利完成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战役，如期打通了平汉线，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

　　　　5月底，中原战事尚未结束，长江以南的日军第11军又向长沙大举进攻，中国方面称此次战役为“长衡会战”。

　　　　日本陆军第11军是个庞大的战略级兵团，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曾出现过近60个军的番号，但用数字序号表示的军级作战单位所下辖的师团数量不尽相同，有的军下辖2至3个师团，是典型的军级编制。但也有的军指挥4至5个师团，更有的军能够指挥多达9个师团的部队，兵力多达数十万，这种军显然已经属于战略集团了。

　　　　1944年5月的日军第11军，其兵力及战力都达到空前的规模。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在这次战役中指挥的兵力达到9个主力师团、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为150个步兵大队，共计36万人。另外，还有第5航空军的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战略集团。

　　　　这时的中国军队，正处在战力严重缺损的阶段。由于中美两国为了战时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问题在高层爆发了严重的摩擦，两国关系几近破裂。其始作俑者，正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水火不容，两人似乎气场不合，天生就是对头。史迪威甚至私下给蒋介石起了个“花生米”的外号，蒋介石也不示弱，他一心一意、用尽一切手段想把这难缠的老牛仔赶回美国去。

　　　　在手握重权的史迪威的运作下，不仅美国援华物资的百分之九十都用在了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陆军最精锐的八个军，也被抽调到缅甸方向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本来由“驼峰”航线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已经是杯水车薪，这样一来，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史迪威与蒋介石不仅有着极深的私人成见，而且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方面，两人的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之前，史迪威的判断是，日军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罢了。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

　　　　战后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史迪威中将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是难以胜任的，他缺乏作为军事统帅的大战略胸怀和运筹手段，以他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集团军。

　　　　史迪威掌控着一切美援物资，以及中国军队的战略预备队兵力。但由于他缺乏大战略眼光，对广袤的中国战区军事态势视而不见，却只把眼光放在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上。当然，史迪威对反攻缅甸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急于想击溃缅甸方向的日军主力，重新夺回滇缅公路。一旦公路打通，大批美援物资就可以从仰光港直接走陆路运往昆明，这样即可大大缓解“驼峰”航线的压力。

　　　　史迪威的想法当然没错，但问题是，他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如果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大批美援物资也沿着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昆明，可如果这时日军已集中全部力量歼灭了华北、华中与华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甚至兵锋直指重庆，国民政府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些美援物资又给谁用呢？何谓大战略？就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通盘考虑，而不是把眼光仅放在一地一域的争夺上，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重庆军委会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产生了更为偏激的猜测，他们认为史迪威可能有着更阴暗的心理，他希望蒋介石的军队在本土作战中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样他才能有全面接收中国军队作战指挥权的借口。因此史迪威故意忽略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实际并没有威胁。

　　　　对于这种猜测，蔡继刚和一部分将领坚决不认可。蔡继刚认为，史迪威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是能力及性格问题，绝不可能是人品问题，提出这种猜测的人，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心理阴暗。

　　　　眼下蒋介石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各方面的压力使他濒临崩溃状态。就在豫中会战最紧张时，蒋介石打算抽调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但遭到史迪威的拒绝，而且在罗斯福总统亲自介入的压力下，蒋介石于4月25日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作战。这时的日军刚刚攻陷郑州，开始突破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防线，痛心疾首的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南战场军事态势的恶化，手中却无兵可调。

　　　　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与合作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国家利益却是永恒的。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国家利益至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的分配上，英联邦国家约占60％，调整后约占58％。在这部分物资中，英国占了大头，约45％，调整后约40％。苏联约占22％，调整后包括英联邦国家转交的物资约占总比例的32％。自由法国、中国，包括东南亚国家抵抗力量总共加起来，分到的物资不到总额的10％。《租借法案》物资总价值达五百亿美元，参加分配的国家共有38个，至于中国战区，从1941年5月6日起到1945年9月3日止，得到的援助总额仅有8。45亿美元，还不到物资总额的1。7％。

　　　　1944年夏天，在盟国军事决策者的眼中，欧洲战区第一，太平洋战区第二，中印缅战区第三，而名列第三的中印缅战区中，中国战场则等而下之。

　　　　此时广袤的中国战场，从最北端的北纬53度线，到南端海南岛三亚的北纬18度线，到处燃烧着战火，中日两国的数百万兵力正在厮杀，成千上万的城市和村镇在毁灭，上千万的军人和平民在死亡，这区区8。45亿美元的援助物资实在是杯水车薪。就这点可怜的美式装备，还在史迪威的坚持下，90％用于装备远征军和驻印军，因为盟国的军事决策者们认为，英国在缅甸与印度的利益更为重要。

　　　　豫中会战之后，中美军队高层之间开始了一场推诿责任的内部大争论。史迪威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极为低下，高层军官贪污腐化，广大士兵更无心恋战，以上原因导致了河南战役的大溃败，其责任完全应由蒋介石来承担。史迪威建议，只有让他完全接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才能在中国战区击败日军，而其他任何对于战场的补救与支持措施，根本无济于事。

　　　　史迪威的指责当然不算错，但他却完全不提自己情报判断严重失误，导致中国战区没有预先作好准备，以及在作战期间整个后勤支持一塌糊涂、空中掩护严重不足等责任。

　　　　事实上，以中日双方当时在中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准备而言，中国军队无论由谁去指挥，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面对日军强大的立体攻势，中国军队若是不退，便只有遭到全歼，没有第二种可能。令人遗憾的是，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似乎没有自我反省的习惯，也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这边架还没有吵完，华中的日军战略集团又开始了大动作。雄心勃勃的横山勇没给中国军队留出喘息时间，他太明白“兵贵神速”这条铁一般的战争法则了。

　　　　多灾多难、苦苦挣扎的中国；筚路蓝缕、屡败屡战的中国军队；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蒋委员长……

　　　　这一切构成一幅豫湘桂大血战、大崩溃的大背景画卷。

　　　　方先觉、蔡继刚等人正在火车站与衡阳市市长赵君迈商谈疏散市民的事。

　　　　赵君迈市长与蔡继刚是老熟人，他们同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服役过。赵君迈出身名门，他的堂兄是湖南军界耆宿赵恒惕，他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出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工程系1926年的毕业生。不熟悉赵君迈的人都以为他是个文人，因为他永远西服笔挺，领带系得十分规范，发型梳理得一丝不苟。

　　　　其实赵君迈也是个军人，他回国后担任过浙江省教导团团长、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团团长、缉私总队总队长、国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等职务，还率部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也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了，若不是赵君迈后来脱离军界，走了从政之路，这会儿也该是个中将军长的级别。蔡继刚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时就与赵君迈相识，只不过当时两人地位有些悬殊，一个是上校团长，一个是上尉连长。

　　　　赵君迈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到任衡阳市长后，便苦心经营新衡阳的建设，他要抓紧时间多搞出些政绩，于是没日没夜操劳起来，战前衡阳的繁荣就是在赵君迈的运作之下完成的。1944年4月，衡阳国民党市党部大楼刚刚落成剪彩，湘江铁路公路大桥又举行了开通典礼，衡阳市的主要干道铺设了柏油马路，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军官和飞行员们提供服务的包括舞厅、餐厅、酒吧的俱乐部也已竣工，赵市长甚至亲自指导服务员们学习美国式的服务招待……

　　　　现在的赵君迈是市长，而不是将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顾不上关注战事的发展，一心一意要在自己任期内完成建设新衡阳的创举。当日军主力绕过长沙，夺取株洲，直逼衡阳时，始料不及的赵市长真有些焦头烂额了。大战在即，衡阳原有的二十多万市民加上先后进入的、鬼才知道多少人数的大批难民向哪里疏散？铁路、公路是否畅通？还有火车机车的集中和车皮的调度，无一不使赵市长焦虑万分。守城的第10军各级军官们也不让赵市长省心，城市外围土方量巨大的反坦克壕和纵深防御的地堡群等工事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构筑工事所需要的木材、麻包、铁钉、挖掘工具等物资，事无巨细，也都需要市长去一一解决。

　　　　谁在这位子上，头都会变大，即使是美国留学生，带过兵、打过仗，文韬武略都有一些的赵市长也一样，战时的社会管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

　　　　此时湘江东岸的火车东站已经被逃难的人群壅塞得水泄不通。长沙失守后，铁路当局立刻将衡阳至韶关、衡阳至桂林的火车票价提高了4倍。即便如此，衡阳仍然是一票难求。车票黑市立刻应运而生，票贩子们很自觉地将黑市票价翻成了战前的10倍。铁路官员们和票贩子勾结在一起，大发国难财，而各级地方官员们也都在利用手中的特权，成车皮地把自己的财产优先运往后方。

　　　　火车还没有到，火车站已是人声鼎沸，连铁轨上都挤满了人群，难民中流传着各种各样可怕的消息，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声嘶力竭地吼着，驱赶着人群，成千上万的难民发出的嘈杂声汇成巨大声浪。

　　　　赵君迈、方先觉和蔡继刚站在一辆停在岔道的火车车厢顶上，居高临下俯视着人群。

　　　　方先觉不无同情地对赵君迈说：“赵市长，地方上的事比我们军队要复杂，这些日子够你忙的，需要我军队做些什么，你尽管开口。”

　　　　赵君迈说：“你们正在构筑工事，这是件大事，耽误不得，我但凡还有一点办法，就不会来麻烦军队。方军长，我们市政府组织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去帮你们修工事，这也算市政府对军队的一点支援吧，你们别嫌人少，我再去想办法就是。”

　　　　方先觉感激地说：“3000人不算少了，这会儿哪怕是多一个人也是好的，我代表第10军全体将士感谢赵市长，感谢市政府的支持！”

　　　　蔡继刚不大喜欢这类寒暄，他是个务实派，只关心在每一件事上具体而有效的运作。此时他认为赵君迈和方先觉的寒暄纯粹是在耽误时间，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市政府支持一些人力是理所当然的，战时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军事行动为优先，犯不上感激涕零。倒是眼前这疏散的问题比较严重，战斗一旦打响，还有这么多人留在城里，绝对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敌人的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会造成平民大量伤亡，而巷战一旦开始，敌人会以平民作为人质，组成人肉盾牌攻击前进，这样会极大束缚守军的火力发挥和战术实施。这些平民一定要疏散出去，当衡阳变成一座空城时，第10军才可以放开手脚，大打出手。

　　　　“我的老长官，我能提一些建议吗？”蔡继刚开口了。

　　　　赵君迈叫了起来：“看你说的，有什么好建议赶快提。云鹤，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别忘了咱们都是税警团的老伙计，老交情了。”

　　　　蔡继刚开门见山地说：“衡阳原住市民二十多万，加上先后进入的难民，估计40万也打不住，如果全部坐火车、汽车撤离，市政府能组织多少机车、车皮和汽车？我虽然不了解情况，但我敢肯定，这些运载工具远远不够。所以我建议，双管齐下，除了火车汽车外，还要由市政府派出行政人员亲自带队，组织市民徒步向后方撤离，越快越好，多向南走一公里，就多一分安全。”

　　　　“云鹤，情况真有这么严重吗？第10军是精锐部队，不会守不住衡阳吧？我昨天还和薛岳长官通了电话，薛长官告诉我，不要慌，衡阳附近有我们的大部队，敌人敢进攻衡阳，我军的外线兵团就会合拢过来，把他们包围。”赵君迈仍然沉溺在幻想中。

　　　　蔡继刚神色凝重：“老长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情况非常严重，战斗一旦打响，会异常惨烈，衡阳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因此，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要日夜兼程，把市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离。”

　　　　方先觉接过话来：“云鹤兄说得对，要组织多种方式撤离，必要时由军队出面，使用强制手段，这是为市民的生命安全负责，即使挨骂也要干。”

　　　　赵君迈终于下了决心：“好，我接受这个建议，不能再指望火车了，要动员市民们走出去，关键是动员和组织，需要有专人去疏导，我马上回去开会！”

　　　　蔡继刚补充道：“还要在沿途的公路上设置饮水和食物发放的工作站，一定要安排警力维持秩序，还要注意防空，否则会出现大混乱。”

　　　　正说着，一列火车鸣着汽笛开进车站，难民们一下子就乱了，人群像海浪一样涌上去，生生踩倒了维持秩序的警察；成千上万扛着各种行李、皮箱的难民从车门、车窗冲进车厢，车厢里很快就爆满了，于是身手敏捷的人爬上了车顶，拱形的车顶上顷刻间挤满了人群……

　　　　赵君迈急得大喊：“危险！都给我下来……”他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巨大的嘈杂声中。

　　　　列车在一片惊呼声中缓缓开动了，列车的车顶上、车门的踏脚板上、车厢的接合部，凡是人手能抓住的地方和人脚能蹬住的地方，全都攀挂着逃命心切的难民。列车渐渐加速，于是不断有人从车顶上、车厢两侧滑落，惊恐的叫喊声和凄惨的求救声不绝于耳……

　　　　看到这混乱、悲惨的情景，站在高处的赵君迈、方先觉和蔡继刚都痛楚地闭上了双眼……

　　　　蔡继刚低声自语道：“简直是场噩梦。唉，这也是我们的劫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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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队里有政训处的编制，政训处的负责人为政训处主任，而政训教官是政训处里专门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