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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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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现在，我们应该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或者说就把国资委改名换姓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
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营化。
中国今天要搞民营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营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营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问：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其中的*和权钱交易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营化，让缺乏制约的权力没有*的资产基础。因为民营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这一点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而民有制则有利于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营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
问：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4）
陈志武：对一个国家，私有和公有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是否有宪政*？司法是否独立？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这就对政治的*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没有宪政*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所谓的公有制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麦这样的小国可以搞公有制，因为这些社会的人口才几百万，同质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像，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当然，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但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的高，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所以，中国如果在社区、镇、县这个层面搞公有制，也许有些可行性，但在全国范围内，要实现成功的公有制几乎不可能。
再次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发展阶段有关。前面讲到过，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经济靠投资驱动，那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有利于快速工业化。但是，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国有资产比重太高，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效应，阻碍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因此，工业化了的社会里，国有经济的比重必须降低，其边界应该变窄，否则，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问：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的民营化还会牵涉国家安全和产油国战略的问题，但不进行民营化又难以提高效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掌握在私人手里会危及国家安全，我看不出来。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行业由国有企业垄断反而更不安全。拿石油业的情况来看，因为垄断的日子太好过，相关企业根本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寻找替代能源，从长远讲，这使未来的国计民生更不安全了。在人类历史上，懒惰、不思进取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任何的有形损失，只不过人们看不到而已。
在工程机械行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都是民有、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的所有者都是私人，他们有威胁国家安全吗？反倒是他们这些企业的不断创新，使中国工程机械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势不可挡。
在美国，国防这样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业，也完全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国防采购，从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都是由政府向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私人企业采购的，甚至在伊拉克打仗时，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许多本来由军队做的战务。没听说过这些企业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私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效率更高，更好管理，这一点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5）
二
项经济指标增速放缓，大家都担心经济出问题。但事实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达不到两位数，但预计仍在8％以上，这仍然是很高的增长，但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呢？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长和实际的问：最近，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推进民营化改革有何意义和迫切性？
陈志武：近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出口偏紧等不利情况，多第Ⅱ篇国富民穷之忧 GDP增长是两回事，后者到了老百姓那里是要打折的，老百姓没办法同等程度上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性增长，过分依赖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大部分社会财富掌握在国家手里，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在国有制之下，民间不拥有太多资产，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缺乏，其消费需求当然被压制，经济再增长也产生不出太多的财富效应，这是一种畸形的资源配置结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近期由于次贷危机等原因导致外部订单减少，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世界大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展会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经济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大家同等程度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问：今年（2008年）以来，您多次提到了民营化的重要性。那么在操作层面，在如何将国有资产民营化的具体做法上，您有何设想？
陈志武：我设想的是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公平、透明，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权钱交易。具体做法是：由150家左右的央企组成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包括各辖区的国有资产。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同时存在。然后，给全体国民每人同等份额的国民权益券，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购买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当然，可能或有很多人选择买全国、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公民权益基金股份，那么这些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价就会上涨。这样就会形成竞争的局面，价格低的国民权益基金就会想方设法提高经营水平和效益。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一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 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 000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问：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您设想的反应如何？您认为自己的设想有无可能变成现实？
陈志武：反应很好。关键是，人们终于看到，老百姓过去基本只有工资这条单一渠道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现在是通过民营化改革、放开资产升值这条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的时候了，这是从根本上解放民间消费的改革；另外，许多朋友也认识到，国有制经济必然靠投资、靠出口驱动增长，而如果要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驱动增长，就必须先把资产产权民营化，因为资产的国有从根本上抑制居民消费。看到体制的这些影响后，民营化改革只是时机的选择了。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1）
本篇来源：2008年12月14日搜狐博客访谈，记者叶筱静。
根据官方数据的计算，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这些价值79万亿的国有资产财富，能不能落实到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上？
问：在当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您提出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民营化改革的建议，请您谈一下具体的思考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陈志武：主要的原因是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是靠投资带动，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当然，我知道过去十几年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决策层，都有非常强的意愿去改变这种模式，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度。但实际效果有限，反而是对投资、对出口的依赖度增加了。
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永久地靠投资、靠建更多的基础设施、靠建更多的制造工厂，来最终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当基础建设投资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老百姓的收入没办法上涨的话，最后，这么多的生产能力，这么多的运输网络，往哪里运东西？给谁运东西？生产这么多东西，特别在出口市场需求严重下滑的时候，如果国内的老百姓消费没办法跟上来的话，最后生产那么多东西会出现严重浪费，这实际上给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问：从这些问题看，您觉得国有资产民营化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吗？
陈志武：过去50年土地等很多生产资料都被国家垄断了。在国有制之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过去30年总体较成功，事实上也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知道原来通过国有制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代价很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价就是老百姓收入增长慢，老百姓消费需求没办法跟上来。
说到底道理很简单，本来在一个私有制国家，像美国、日本或者是巴西，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劳动收入跟着GDP的上升而上升；第二个渠道，就是通过财产性的收入和资产的升值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有两个途径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但是，在中国，在国有制之下，第二个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基本上都被卡住了、堵死了。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直接在老百姓的名字之下拥有。财富属于国家，其增值被掌握在了国家手里，没有返回到民间，没有对民间的消费发挥作用。
根据一些官方数据作出的计算，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有企业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价值50万亿再加上剩下的国有企业资产29万亿的话，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资产财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6万的国有资产财富。原来我们的理念是全民所有制，其实79万亿是全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但现在的全民所有制所有者其实是虚的，不实的，所以这6万块钱并没有给任何老百姓家庭和个人带来任何消费需求，没有对人们的“财富感”产生任何作用。
问：这个现象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国富民穷”的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2）
陈志武：国有制是造成“国富民穷”局面的很重要的制度基础，产生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受制约的财政税收。如果政府想增强民间消费的话，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具体分到13亿中国公民的手里。这样把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从“虚”落实到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上，通过这种民营化的改革让老百姓以后不仅只有劳动收入，而且还可以有一些财产性收入。这些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未来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升值还有国有企业赚到的利润，通过国民权益基金分红给更多普通的人，使普通家庭也有劳动工资之外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民间消费增长的潜力会更大。
问：这个建议您觉得有可能成为现实吗？
陈志武：最终还是可能成为现实的。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考虑的话，2008年也许时机不成熟，但是也许2009年当我们看到其他宏观调控或者是经济刺激方案发挥的作用和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希望更多人会看到中国民间消费之所以很难增长，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层面的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国有制，通过不受制约的征税权扩张，最终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只要国富民穷的局面持续下去，即使政府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多依赖出口转移到依赖更多的国内民间消费，这种愿望最终还是很难实现。
问：陈教授，我觉得对您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充满了希望。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对中国目前整个政治体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在现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您认为这个制度如果推行下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有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尤其涉及13亿人当中的每一个人，这里面执行的难度大吗？
陈志武：事在人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人为的。既然是一天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另一天发现有一些方面应该作调整，未尝不可。因为我说的民营化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要放弃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这个概念，没有放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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