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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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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诤踝杂珊腿ɡ矫娴母惺堋Ｋ裕愀酃�10年以及未来的经历都对台湾回归祖国有着具体而贴切的意义。
问：您如何看待这10年间，香港在世界金融地位上的变化？如今，香港能算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吗？目前，香港与伦敦、纽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是否有差距？如果有的话，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怎样才能弥补？
陈志武：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大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这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香港金融市场的不足在于，其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以及服务对象基本都是香港和大陆的，来自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还太少。最近两年，北美与西欧之间证券交易所的跨国并购非常盛行，比如纽约证交所并购了欧洲证交所、纳斯达克要并购伦敦证交所，这是全球金融业竞争的新趋势，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以及通信手段使交易所跨国运行成为现实。美洲、欧洲金融中心的强强结合之后，无疑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一种挑战。香港必须以行动面对这种挑战，在地理区域上必须向亚洲，特别是中东国家延伸，形成自己的强强结盟。
另一个不足在于香港的债券市场欠发达，远落后于纽约和伦敦，这也是一种金融市场的普遍缺陷，有必要发展这一关键金融市场。
问：美国权威杂志《财富》于1995年一度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但香港回归10年后，最新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13年后为此言论进行重新审视，以整整25页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更直认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您如何评价当年《财富》的报道和眼下《时代》的报道？
陈志武：我认为，《财富》当年的预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会在1997年，特别是2001年进入WTO之后增长得这么快，没想到大陆经济的资本化和金融化程度会上升得这么快，这是他们当初预测中的最大漏洞，他们把预测的侧重点全放在制度的优劣上。我们要知道，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在效率上，在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同样的努力下，好的制度会让你产出更多的收入和经济增长，而不好的制度会让你失去机会或只产出一点点的收入。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以超常的速度发展，那么，不管1997年后香港受到的制度影响如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就会压过其他因素。而香港本来就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以，香港经济不发展，香港社会不充满活力，也难。
问：您本人如何预期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的香港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对香港的未来是越来越有利，还是不利？
陈志武：如果香港进一步从几方面强化其经济与政治结构，香港的未来会继续繁荣。第一是如上所述的，香港应该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当然还有转出口贸易，他们也的确正在这样定位香港的产业结构。第二，香港必须以国际大都市定位，不要变成只是中国的一个都市，如果那样的话，香港无法与那么多的内地城市竞争，那是死路一条。换言之，香港的一切定位应该是强化其国际性，而不是要强化其中国内地性，让它的经济机会跟大中华、跟大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更紧，不能只依赖大陆经济。上市公司的来源也要超出中国，这样才可强化其国际性。第三，香港在*发展上必须向前走。香港人的素质很高，教育水平也高，地方又小，没有理由运作不好*，这是能强化香港自身稳定发展、减少其他政治动荡对香港影响的具体制度保障，也是香港进一步国际化、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须。这些都能帮助保障香港的独特性与繁荣。
问：您去过香港（或者在香港居住过），您怎么看香港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个人经历？
陈志武：1989年初我第一次去香港，1995年暑期去住过两个月，最近几年每年去几次。每次去香港都让我感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现代全球化的力量。1850年前香港只不过是个渔村，可150年后是一个如此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奇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背后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教科书中关于跨国公司、关于西方扩张，历史是否只片面强调了其侵略性而没有谈及其建设性的一面呢？香港自由市场、自由社会的繁荣是否应该减少我们以往对自由社会、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呢？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继续繁荣并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值得所有热爱香港的人庆祝的，香港的持续繁荣也会是中国现代化的晴雨表。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1）
本篇来源：2006年7月19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历年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竞争力报告广受关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如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如何看待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靠什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一
问：传统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都具备土地、劳工、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只要懂得利用这些要素，就可以在国际上取得优势。但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各国的竞争力仍然差别很大，为什么？
陈志武：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很少。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谈论国家竞争力，因为没有交往就无所谓竞争力不竞争力。那些时代，唯一能和竞争力扯上关系的可能就是军事力量。
后来到了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电话发明了，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了，国家之间打交道、做贸易了，竞争以全面的姿态在进行。但是，在农业社会和早期的工业社会时期，在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时，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黄金、白银储藏量的大小，成了衡量和判断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实物资产决定了国家竞争力。
到“二战”结束之后，工业生产技术全面成熟，交通运输容量和成本也都发生根本性的升华，机械化大生产和万吨巨轮运输使人类的基本温饱不再成问题。特别是近20年来，在以飞机和互联网为主的交通与信息架构下，国家交往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外贸总额占全球GDP近80％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与土地已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了。像没有铁矿石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没有多少铁矿石的中国，都能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成为世界工厂等。
那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哪个国家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它就会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个国家就更能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不用靠卖苦力。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经济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使交易的内容更加深化，超出简单的实物交易。
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当初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可言，但它们竟然都成功了，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亚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怎么解释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利用了海港城市的优势，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从而有利于竞争力提升的优质制度环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2）
问：但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似乎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不光是老百姓，政府、媒体，包括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如此啊。
陈志武：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一目了然的东西，增长百分点、统计数字，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的，甚至也会有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一系列反垄断立法的出台，保护了自由竞争。
二
问：历年来，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两大权威竞争力报告中，中国香港地区一直名列前茅。您何评价香港的成功？
陈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认为，中国香港地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架构、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
所谓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香港政府在整个市场中担当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
香港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制度优势。
问：近年来，有关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很多。相关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香港在资讯科技方面的落后和科技创新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陈志武：谈到创新，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将创新限定在科技领域，一提到创新，想到的就是电脑、航天飞机、生物技术等，而忽略了金融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时，许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机、电话等科技产品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债券、股票、风险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治理结构的出现所产生的深刻价值。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500年前发明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与其相配的“股票”这一金融技术，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3）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它90％左右的GDP来自于服务业，而其服务业有相当部分又是金融、保险这类金融服务。所以，香港要追求创新，不应把精力放在计算机、资讯和生物等这些“硬技术”领域的创新上，而应该因地制宜，着力于金融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这一领域，香港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长期的法治传统，有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人才和优质的软性制度架构作保障，条件得天独厚，最有利于金融技术上的创新发展。事实上，开拓创新也是香港银行业、金融业长期以来保持旺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几年香港银行业建立起世界上首个推行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服务的机构，通过美元兑港元在亚洲时区内的即时同步结算，避免外汇交易上的结算风险，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于2001年年底开始接通。这种无纸化的即时支付系统，大大改善了风险管理并提高了效率。另外，考虑到大陆的实际情况，香港金融界为大陆的企业和个人推出各类金融证券品种、基金品种，使其金融业不断增长。
所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愿意，香港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是中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资本中心。由于香港有这些领域的优势，我不觉得它会被边缘化。香港做的是“制度套利交易”。
有意思的是，香港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并没有在大陆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太多人去研究其成功经验。人们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美国、西欧、日本甚至新加坡上，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香港的借鉴价值。许多人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有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肯去正视香港在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为什么当年比香港超前的上海今天赶不上它呢？我个人认为，香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对它的成功之道，特别是政府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剖析和吸收，对大陆的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三
问：由不同机构做的竞争力报告，同一经济体的排名会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志武：各种排名的不断推出，是全球化图景的一部分，它们提供了国家之间的直接比较，会逼着许多国家查找不足，多做努力，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于各种报告所选择的影响竞争力的指标不同，以及这些指标权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标的选择是很主观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没有两个法学家会对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这些报告只是一种参考，不是绝对的指标。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强的联动关系。比如政府效能和企业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审批的手续比较少、公务员也比较廉洁的话，这就会提高办事与契约执行的效率，最终，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在2006年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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