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搜索引擎快速成长路:撬动地球的Google-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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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克雷格　·　内维尔…曼宁（Craig　Nevill…Manning）原来是新泽西若歌大学的教授，于2001年加入Google。他在若歌大学的研究重心是找出从网站提取信息的创新方式。他是新西兰人。Google之所以吸引他，不仅仅因为Google在做有趣搜索，他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更因为在Google，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人们可以使用的产品。他出生于1969年5月，比大多数Google员工都年长，他出生之后两个月，宇航员尼尔　·　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就实现了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次行走。考虑到年龄和资历，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的内维尔…曼宁在Google的头衔是资深研究科学家。与其他人一样，他是被Google的创新文化，包括其20％自由时间的制度吸引来的。到Google之后不久，内维尔…曼宁就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了对网络零售行业的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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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4）
“我同另外一位产品经理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有些人访问Google是希望能够得到购物帮助，而我们却未必能够为他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并不能囊括网络中所有能够买到的商品，而且用户还常常希望能够比较同类的产品及其价格。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个需要。”他说。
　　内维尔…曼宁认真研究了网络中的各家零售商，包括亚马逊网站，观察它们是如何根据产品、价格和产品描述来提取信息的。在大约6个月后，他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一个原型。部分是出于逗乐的目的，他给存储着自己新发明的编码的计算机文件起名“Froogle”，因为它同Google押韵，又能够传达消费者费尽心思比较价值的意思①。在公司内部，这个发明的官方命名是“产品搜索”。2002年初，他把自己的原型带给拉里、谢尔盖和埃里克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不确定它是否值得进一步的开发。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Froogle要成为Google核心搜索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单独的产品推出。内维尔…曼宁意识到，现在自己正确的选择是专注于日常工作，改进Google的广告体系，而暂且把这个想法放在一边。“在Google，我们有上百万个好想法，但是我们只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的一小部分。要做这个项目意味着好几个工程师要花几个月来开发它。所以，我暂时将Froogle束之高阁，回头继续做AdWords。”他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维尔…曼宁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让Froogle继续束之高阁。他开始着手完善这个项目，然后说服自己，并最终说服大家，这是个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公司高层对此却不是那么有把握。“那段时间，人们在考虑它的可行性，以及该将它放在哪里。它的研究因此停滞不前，不过，我们对于这是个什么样的产品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他回忆说，“我们在这20％的时间里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想法，然后会用一个过滤机制进行取舍，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产品。现在Froogle就在试图通过这个过滤器。”他时不时地走进谢尔盖的办公室去讨论Froogle并向他展示最新的功能和创意。他必须克服的障碍是Froogle是否能够像Google的核心搜索引擎那样包罗万象并能够适应网络的生长速度。
　　“对其价值的证明经常是这样的——拉里说，‘我想要买一台新的数码相机’，然后他就把‘数码相机’输入了Froogle。或者谢尔盖说，‘我知道有一种发出绿色光束的激光指示器刚刚上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在Froogle上找到它们。’渐渐地，问题变为，‘你能不能找到那些新的或是不起眼的产品？’也就是那些Google擅长在网络的犄角旮旯里找到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对拉里和谢尔盖又有什么用？”
　　最后，布林大发慈悲，为内维尔…曼宁开了绿灯，组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师团队来开发Froogle。编写这套程序遇到的问题同其他Google项目不同，因为没有办法将它纳入PageRank体系。网络中销售的商品通常并不带有标志其受欢迎程度的链接，所以就需要找到不同的方法来确定什么是Froogle搜索最有用和最相关的产品结果。而为了让Froogle赶上2002年的销售旺季，研究工作必须争分夺秒。然而各种混乱情况还是让这个产品直至12月中旬才初次登场，它的迟到意味着它最初带来的冲击微乎其微。不过，在2003年又一个销售旺季来临之前，Froogle已经赢得了一定的用户，大部分的访问流量都来自试用过它的Google用户。遵从Google的传统，Froogle与其他的购物网站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拒绝在其主搜索结果中包含广告，相反，它提供的选择是在产品列表的右侧发布一小块清晰标志的文本广告。“用户希望能够进行一站式购买，在一个地方买到所有东西。”内维尔…曼宁说。
　　一场关于20％的自由时间的论战在Google员工和微软雇员之间展开了。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这20％的时间真的有实质性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吸引技术人员的作秀行为。这使两家公司之间的形势更加剑拔弩张了。Google的工程师乔　·　贝达（Joe　Beda）高度赞扬了20％原则，并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在Google内部运行良好。“对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项目而言，被允许和被鼓励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贝达说道，“在Google，工程师被积极鼓励去进行“20％项目”。这不是一个你在业余时间做点什么的问题，而是积极地找时间来做事情的问题。遗憾的是，我还没有一个像样的“20％项目”，而我急需这么一个项目。如果我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的话，我确定这对我的形象会有负面影响。
　　

每周的第五天……（5）
“在Googl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活力。如果有人想到了好主意，人们最常见的态度就是为这个想法感到激动兴奋，并集思广益、广泛交换对它的意见。而权术、政治，还有争夺这个创意所有权之类的情况则很少出现。自从我到Google以来，我还没见过有谁真正提高嗓门争吵或是大打出手。”贝达说。
　　“20％计划”在其他公司也行得通吗？我确信会有别的公司尝试这种做法的。不过，我认为必须要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与公司环境和哲学相适应的，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移植的做法。在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以上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而不代表任何Google公司的官方态度。请不要随意得出这是公司策略之类的结论。
　　但是一位微软公司的技术人员有着不同意见。他宣称，Google也许并不像这家公司及其员工假装出来的那样与众不同。“为什么微软没有‘20％原则’？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来，如果比尔　·　盖茨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支配20％的时间，我会说，‘这很好，比尔。不过我已经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了。’也许你会说我在微软是个异类，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任何一位雇员不喜欢他待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机会换个职位。事实上，我需要花20％的时间去做那些我讨厌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成本报告或处理杂务。现在要是有人能够帮我做这些杂事，我会把这当成是我真正需要的员工福利。”
　　

一波三折的IPO进程（1）
拉里和谢尔盖尽其所能推迟了Google上市的进程，不过，离事先设定的2004年4月底的底限还是越来越近了。作为私人公司的好处多得很，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最糟糕的是，一旦上市，竞争对手微软和雅虎就会知道Google到底有多么赚钱，也会了解公司运作领域的细节。一旦这些信息曝光，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联邦法律规定，一旦公司具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和持股人，它就必须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Google已经超过了这些界限。公司还通过配股的方式吸引了许多新的员工，这让拉里和谢尔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员工们将手中的股票变现。
　　他们知道有太多有过这样教训的公司：当公司还是私有制的时候，公司的创办人和员工都勤劳而精明，可是上市之后他们都迷失了方向。在很多例子中，上市的不幸结果是，数百名员工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而之前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没有钱购买私人轿车，然后，他们就失去了干劲和专注的态度。另外，布林和佩奇还要应付许多意料之外的媒体曝光。那时每个人都会知道他们是亿万富翁，所以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人的安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的自由是否会一去不复返？他们是不是必须雇用保镖来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呢？谢尔盖的父亲还继续在马里兰大学教授数学，他的母亲也继续为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工作。他们的许多教授同事和火箭专家同事并不知道他们同Google的关系。当人们知道了谢尔盖拥有的财富之后，他父母的生活是否会因此改变呢，他们是否会身处危险中呢？
　　虽然布林和佩奇都非常不愿意承认，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在接受了KPCB和红杉公司的2　500万美元投资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踏上了上市之路，而那是这个进程的第一步。风险投资家有责任将他们为公司下的赌注变为价值，然后为自己基金的投资人回馈现金或者股票。当时，两位创办人需要那笔钱来加快Google的成长速度，就像当初他们需要安迪　·　贝托尔斯海姆的10万美元来购买计算机和零部件并真正开始建设自己的公司一样。他们还从家人、朋友和一系列天使投资人手中筹集了100万美元，通过IPO，这些人都能够将手中的股票兑现。
　　如果公司可以有更多的战略资金来进行业务拓展，并有足够的现金应对将来同微软公司之间的竞争，那将很不错，不过，公司已经赚了足够的钱。布林和佩奇都不需要Google上市之后可以纳入个人囊中的那数亿美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相对朴素简单。他们也不认为财富的聚集是一张成绩单或者衡量成功的标准。
　　对于大多数硅谷创业者而言，IPO是个终极目标，是一个在镁光灯下用美国方式——美元，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时刻。但是布林和佩奇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热爱属于自己的隐私，热爱自由，并喜欢分析人士和竞争对手们不断低估Google的实力。因为公司没有任何负债，自行融资，资金充足，他们并不需要向公众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上市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来实现他们对Google的规划。
　　如果一定要上市，一定要放弃自己珍视的个人隐私，拉里和谢尔盖只能接受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就像当初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向风险基金融资一样。华尔街或者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告诉他们要怎样来操作这次上市。他们对巨额融资毫无经验，但这没有关系。同建设伟大的搜索引擎、激励员工、经营一家快速成长、获利可观的公司相比，华尔街那些小把戏看起来很简单。所以，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找到一种方式保持对Google公司以及其IPO的完全控制。这比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存上巨额美元要重要得多。也许对于要不要进行公开募股他们没有选择，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要对华尔街卑躬屈膝，请求他们的帮助。
　　在华尔街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家公司以拉里和谢尔盖打算采取的方式成功地进行案值数十亿美元的IPO。但是，这根本就不足以吓退他们。他们已经习惯梦想和实践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IPO来开拓一条新路。他们会提出问题，找寻答案，并根据自己的是非观来做出决定。如果华尔街有人不喜欢他们的做法，这些人可以不加入。
　　在传统的公开募股前夕，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会根据投资者的需求、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来确定股票发行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的最初价格。股票发行公司同投资公司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华尔街经济公司受到利益驱动，通常会为股票定一个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这样股票更好卖不说，还能够让他们青睐的投资者从股票交易第一天的价格飙升中获利。而股票发行公司却希望价格越高越好，因为它要通过出售股票替自己的企业筹集资金。而股价越高，企业就可以筹集越多的资金。华尔街投资银行试图说服发行公司的管理者们，定一个低于实际价值的IPO价格，为投资者留些利益对公司有好处。他们争辩说，通过这样做，大投资者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合算，以后公司一旦需要筹集更多资金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购买公司的股票。
　　

一波三折的IPO进程（2）
重要的华尔街公司控制了IPO的全过程。他们为股票设定最初的价格，确定每位投资者分配到的股票份额，同时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拉里和谢尔盖知道这些丑闻，它们有的涉及触犯法律，有的违背道德，都是邪恶的。华尔街为IPO设定了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然后允许自己倾向的客户，在股票上市第一天股价飙升的时候抛出股票而大赚一笔，这些拉里和谢尔盖都很清楚，他们不希望成为这个腐败发臭的体系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超级自信的人，他们更信任数学方程、软件和技术，而不是那些急于获取高额服务费用的华尔街咨询师。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还能够以传统的方式从公司身上赚钱，他们那些做法的基本过程已经延续了数十年了。虽然技术已经足够发达来以更好的方式来操作这件事，但华尔街的人们还是选择利用他们一直以来采取的方法——将关系和费用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怎样实现每个客户的最大利益。而只要没有哪家重要的投资机构改变自己的做法，其他公司也就不会被迫改变。
　　华尔街一向处于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像Google这样足够强大、大胆并且拥有足够的知名度来尝试为自己的上市过程设定新规则的公司还是异数。通常，企业需要华尔街指引道路，牵着他们的手、给他们建议，并提供给他们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让投资者们听取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融资过程的方式。而这些公司愿意为这些关系和服务支付费用。华尔街的咨询师们告诉他们，这些费用要从他们通过发售股票筹集到的钱里出，而不是直接从公司的保险箱里拿出来。
　　然而，在Google呈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上市融资声明中，它勾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公众发售股票的方法。这被看做是平等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参与。它能够克服华尔街的过低估价倾向。这个过程中包括了高科技版的被称做“荷兰拍卖”的部分，它得名于荷兰花农为郁金香和其他花卉定价的做法。
　　Google利用不间断的拍卖来出售自己的广告，而现在它将根据在网上收到的来自潜在投资者的出价来为公司的股票定价并售出这些股票。那些出价等于或高于公司为这些将要配售的股票设定的所谓清算价格的出价者能够进入系统，而出价低于这个价格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Google的管理者后来说，他们本来希望进行没有固定价格的不间断股票拍卖，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公司必须为所有投资者设定统一的IPO价格。）Google在开始接受将订购权交给经纪公司的投资者的电子出价之前，要公开宣布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然后邀请人们根据这个范围来出价。大投资者和小投资者都必须通过同样的过程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