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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3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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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初次交锋，可谓带有火药味儿，王安石的做法明显是断苏轼入仕之途。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大反派，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私藏者论罪。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
“陛下，苏、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文天祥听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错。在政见方面，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使得苏轼被释放，免于一死”。谢枋得言道，“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表明他们已经和解，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
“是啊，能在新、旧两党之争中，不畏个人荣辱、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正所谓庆历之后朝争无君子。”文天祥将酒一饮而尽道。
“文相少饮一些，勿要再说前朝之事！”谢翱听了吃了一惊，这打击面太大了，尤其是皇帝还在跟前，说出这种话来大为不妥，急忙按下他的酒杯轻声道。
“为何不让吾言？吾说的不对吗？”文天祥拨开谢翱的手道。
“陛下，文相醉了，还请勿怪！”谢翱赶紧向皇帝施礼道。
“朕以为文相所言不错，正是这些君子毁了大宋，造成今日之局面！”赵昺将酒杯一顿道。
“陛下……”小皇帝的话如此激进，让众人都觉的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思议，文天祥的酒好像都醒了，惊讶道。
“陛下，当年除了苏、王二人外，参与其中的司马光、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是名家，人人皆可称为君子，陛下一言概之恐为不妥！”谢枋得正色道。
“君直先生，今日席上之言权作私下之言，即不涉及朝政，也非意气之争，只做观点之辩，下了此船朕便皆不认帐，诸君所言朕也从未听说过，这也算君子之约吧！”赵昺想想言道，然后将杯中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以示自己所言非虚。
“好，就依陛下之意！”其他三人听了相互看看齐声道，也学着陛下的样子将酒喝尽，杯子掷于江中。
“朕以为我朝朝堂之乱应是起于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始有新党和旧党之分；进而欧阳修作《朋党论》，亦有了朋党之说，区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导致朝中两党分庭抗礼；而后的熙宁变法，新旧两党争斗达到高潮，朝政不断，至此朝野再无宁日。其中又有谁可称为君子之党呢？”赵昺反问道。
“陛下所言不虚，彼时吕夷简为相，其久居中书二十年，其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任用多出其门。范仲淹权开封府，见此绘百官图上乘皇帝并建议限制宰相用人之权，其心也是为国；而后吕夷简对皇帝称其迂腐，不可大用。范仲淹便连上四书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吕夷简便以越权言事将其贬嫡。两人之争看似为国事，实则更似意气之争！”谢枋得略一思索道，想想其二人之争确实算不上君子之争，更像斗气争权。
“君直所言中肯，并无偏倚。但朕以为此次新旧两党之争，大家尚能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相争的手段较为平和。至多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扫了对方的颜面。”赵昺笑笑道。
“那陛下以为欧阳修《朋党论》又有何不妥？”小皇帝所言让谢翱也说不出什么，他反问其道。
“此论可以说是将朝争从暗斗，转化为明争，且其对君子之分大有问题。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赵昺说道，“其此所言不错，但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奏请据此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不但使两党之间敌意更深，也使不少置身党争之外的人感到不安，其害不浅啊！”……
第７７７章 缘由（）
在前世人们谈论起穿越，往往喜欢选择宋朝，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期；若是能过还有选择的话又会选择仁宗朝，以为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即无外患，也无内乱。事实也确实如此，其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谥号为仁宗也不是白来的。
宋仁宗十三岁时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十二年，单独执政三十年。这几十年，只有同西夏有过阶段性的战争，其余的日子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在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更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
而赵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为辉煌的时期，但其后为何又会出断崖式的坠落，迅速从辉煌走向了衰落，其间除了出现几次短暂的复苏外，直至亡国再未能重现昔日的盛况。但在他当了皇帝后，不仅亲自参与朝政，且通过不断的学习及经验积累，他却发现仁宗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同时，也为亡国留下了隐患。
赵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亦就会有争斗。在太祖实施以文治国的策略后，新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
由于新晋阶层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
不过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朝堂风气亦愈益恶化，并终蜕化为两党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机专权乱政，导致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文天祥听了小皇帝所言深以为是地道。
“熙宁变法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让朝廷权威大受损伤，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之时，朝廷诏令居然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终遭靖康之耻。陛下将我朝百年不振归咎于朋党之争不无道理。”谢枋得也点点头不得不承认陛下所言正确。
“是啊，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反对，王介甫将旧党尽数赶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罢相。后虽短暂复相，可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而随着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帘，司马光等人随即复相，其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随即新法一概废除，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而随着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无君子！”谢翱叹口气言道。
“两党之争，让朝廷陷入极端混乱，奸佞当朝，误国误民，君子退出朝堂，实在是可叹可悲。而苏、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赋诗，虽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但明心见性，足可见二人君子之风，可他们的悲壮也令人叹息！”赵昺也颇觉惋惜地道。
“陛下以为朋党之祸何以不绝，绵延百年仍在？”文天祥问道。
“朕也曾苦思，党争不除朝中永无宁日，虽然当前行朝经过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贞义士，但党争之阴霾依然不散。我们仍需警惕，朕以为其中缘由不外有三。”赵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为之不绝，无外乎权利二字。当年太祖立国之初其幕僚皆为北人，他们便以主人自居，联合起来排挤南人，以致立国之初五十年南人无一人官至宰相。他们狭隘的地域观念从而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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