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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5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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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时代，由于单凭弓弩一类武器杀伤效率较低，因此伏击战更不可能只依靠远程武器，而是在完成伏击之后，再利用地形优势展开围歼战。马陵道之战被伏击歼灭的魏军实际上也只是庞涓“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的轻步兵。
且从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的记载来看，魏军也是进行了一定时间的抵抗。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才以庞涓自尽结束。之后真正将魏军重创的，则是在马陵道庞涓死后，“齐因乘胜尽破其军”。
那么就有人会提出疑问了，在失去了地形优势的情况下打伏击战被伏击的敌人是不是瞎啊？那么多人埋伏着，竟然看不到。尤其是在古代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万人列阵也是绵延十数里的壮观景象，且敌方也会侦骑四处哨探，这么大的阵势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是被埋伏的人瞎，而实质上是埋伏的军队往往处于被伏击者的视线之外。古代打仗都是要靠队形与组织的。而行军状态下的部队要想转换成战斗队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出于节省体力的考虑，行军状态下的士兵往往轻装，只携带随身的副武器。铠甲、长柄武器往往是装载在队伍里的车辆与驮兽上的。
本质上说，伏击者其实是以战斗队形和战斗状态去突袭处于非战斗队形与状态的被伏击者。也就是说，以有心算无心，以有备打无备。所以当被伏击者能看到敌人的时候，对方肯定已经以堂堂之阵压过来了。这时被伏击者还在手忙脚乱的变换队形，领取和分配兵器。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基本就是对被伏击者的单方面屠杀了。
可要想达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可不仅仅是藏在敌人视线之外就可以了。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情报永远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军队在行军时，也往往会派出哨探来随时侦察周围的情况，他们的作用不仅在侦察行军路线，还要做好敌军预警。
但是古代的哨探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实际上能够进行的侦察范围相当有限，也就有了哨探十里、二十里的区别，且伏击方也会派出斥候、游骑反杀对方的哨探，阻止其获得情报。而想要躲过敌军的侦察，就要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而事实上大部分的伏击，基本都是在敌军对于当地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行军路线是否会有敌军伏击，赵昺以为将领的判断时常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中情况下，将领对于行军路线的判断，往往不得不依赖于哨探侦察的结果，但哨探在必须优先于行军线路的探索的情况下，更难对敌军位置进行有效追踪。而一场成功的伏击战，除了要能够成功掌握敌军的行军路线以外，还要是能够保证自身的行动不被敌军侦知，并且还要对敌方将领的判断进行迷惑，当然还需要些运气。
尤其是在一些环境相当复杂，比如丛林、山区等地形中，伏击战的效果往往更加显著。在蒙古征伐安南的战争中，安南一方就多次用伏击战术，将数量和战斗力都明显优于自己的蒙军打得溃不成军，其依靠的就是越南北部复杂的丛林和山地环境。
不过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地形的战例终究是少数，因而如果想要真正诱敌入伏，这就是技术活儿了。其实伏击战对于赵昺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在七洲洋大战中大败刘深，严格的说也称的上是一场伏击战。此后在琼州保卫战等几次大战也皆有伏击战的影子，应该说他对于伏击战并不陌生，可他却知道这与陆地上的伏击作战还是有区别的。
在海上，赵昺可以利用岛屿藏兵，也可以利用地球的曲率躲在敌军的视线之外，且水战还有风向、水流及潮汐可加利用，迅速完成对敌的围歼。而陆地上则只能利用地形、地物伏兵，且他已然丧失了在海上最重要的机动优势，可这又是围歼和追击作战中最不可或缺的。
此战赵昺想定的伏击区域是在昆山地区，这里是由长江携带的泥沙在海口淤积而成的平原，加上受海潮的侵袭，多是盐碱地，并不适合草木生长，自然也不适于耕种，至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所以这一区域虽然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却也没有孕育出高山峻岭，也没有生长出足以藏兵万千的大片树林。
赵昺也清楚自己一旦发起北伐中原的战争，就要直面临机动性强于己方的蒙军，要想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预先设伏，截断和围歼敌军，才有可能达到击败和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效果。而中原和蒙古地区多为地形平坦，无遮无掩的平原，当然对伏击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伏击战术也是宋军经常演练的，不过在收复江南之战中，各部皆是依仗犀利的火器猛冲猛打，采用的战术更多是穿插奇袭和迂回包抄，伏击战术的运用乏善可陈，所以缺乏实战经验。而赵昺也想通过此战取得实战经验，锻炼部队，为以后的作战打下基础。
赵昺以为既然伏击战能否成功是在考验双方将领的能力，那么最重要的还是如何能够让敌军将领觉得自己“胜算很大”或是“闯过去就能赢”。比如前面说过的马陵之战，孙膑就是利用著名的“减灶计”，通过不断减少齐军所用的土灶，让庞涓对齐军的状态出现误判，从而没有做好侦察便轻敌冒进。
而在后世还有另一个相当经典的伏击战案例，便是萨尔浒之战后金对刘綎所率明军进行的伏击。在战前，后金军派士兵穿着之前被击败的明军铠甲，并手持之前被击败的杜松部的明军令旗，诱骗刘綎率领明军加速前进。结果刘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后金军的埋伏。
那么落入伏击的军队，真的就等于即将全军覆没了吗？其实也未必。伏击在初期对于军队最大的破坏，实际上是对士兵带来的恐慌，因而令军队失控。因此在受到伏击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士兵始终处于慌乱状态，是加重敌军伤亡最重要的一步。
而由于伏击往往是发生在行军地形较为狭窄的地区，所以此事绝不能让敌军从行军状态迅速成战斗队形展开也就成为胜负最关键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何古代精锐的要求往往是对突发情况能沉得住气，快速应对。赵昺以为做到这两点，被伏击者实现反杀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赵昺也明白让敌军陷入混乱也只是赢得了战机，此时就要迅速穿插分割遭到伏击的敌军，因为当被伏击的队伍被敌人截断时，才是最危险的。因为在军队被截断后，往往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遇伏一方其中一部的围歼开始。
在遇到伏击战的情况下，其实是最考验将领的水平时候。面对这种情况，被伏击的指挥官往往要考虑如何能够尽快收拢手头的己方士兵，然后进行突围了。不过赵昺知道在大势已成的情况下还想要逃出生天，出了敌将出色的指挥以外，还要有相当好的运气了……
“陛下，属下以为若是将江口沿边百姓尽数撤离并不妥当，如此就等于告诉蒙元我们已有准备，他们怎么还会在上钩呢？”众将商讨如何将敌诱过江，发生了争论，多数人以为为了避免百姓的伤亡，应当在大战开始前将居民内迁，而孙恺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孙都统所说有理，我们若是故意漏出空门，敌将难免会有所怀疑，反而会认为其中有诈！”赵孟锦想想道。
“当下江东其它渡口皆紧邻常州、无锡、常熟等地，皆是人口稠密之所，且是税赋重地，若是蒙元从这些地点渡江损失太大。只有昆山一带最为合适作为伏击地点，可若是漏出破绽，我们一切准备就都成了空！”韩振皱皱眉言道。
“洒家觉得却是无妨，我们既然采用驱鱼入网之策，已经在常州等地加强江防，这里正如韩枢密所言乃是朝廷税赋重地，加强兵力也是理所当然。而兵力集中于此，那么昆山一带兵力必然薄弱，将百姓撤离以防生变也并无什么不妥，且在敌军频繁袭扰下内迁百姓也一向是惯常措施，如此敌军反倒不会生疑。”这时陈凤林捋捋胡子言道。
“嗯，陈都统说的在理，若是在敌军频繁骚扰下，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反有欲盖弥彰之嫌。现下不仅百姓要有组织的内迁，御马场也要尽快撤离，这样还能给敌一种这里兵力薄弱的假象。陛下以为呢？”赵孟锦看向皇帝道。
“朕以为有理，但昆山沿江堡寨还是要像以往一样严加防守，不能同时撤出，但要做好应对预案，总之要假戏真做！”赵昺点头道。
“这个有些难，还请陛下赐下锦囊妙计，属下是个粗人，哪里会演戏，别到时演砸了坏了陛下的大计！”孙恺听罢却是苦着脸道。
“孙都统，你三国听多了吧，真当朕是诸葛亮了！”赵昺听了却是苦笑不得，脑子中出现的画风却是诸葛亮战前给各位将军分发锦囊，命令诸将到某处打开第一个锦囊、某处打开第二个锦囊。蜀军依计行事取得大胜，众将叹曰：丞相真乃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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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8章 醒悟（）
孙恺一句‘锦囊妙计’玩笑话，却在赵昺心中引发了一串涟漪，让他陷入沉思。先说这‘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挥作战中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并非诸葛亮所独创，起码其同时代的曹操就用过。其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张鲁时，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写着“贼至乃发”。于是守将张辽等人打开曹操之函，结果里面写到“孙权至，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众将依照行事，真的大败孙权。
从军事学角度上说，所谓“锦囊妙计”其实就是各种作战预案，而随着参谋体系的越发健全，作战预案也就越来越多了，直到现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锦囊妙计”或者说作战预案真的如《三国演义》里那么好用吗？
以赵昺来看，却未必。首先，用“锦囊计”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东西魏河桥之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其次，《三国演义》中那种“锦囊计”未必真管用。《三国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那种。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也玩过一出“锦囊计”。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最后，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战的曹操之函，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
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而东晋义晋八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沿内水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沿中水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沿外水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我是关心则乱啊！”赵昺意识到自己参与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其实不止是干涉指挥之嫌，且这种做法是有害无利，也正如前世皇后吴曦所言自己是摆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琼州一隅的时候了，那时自己只有一府之地，不足百万人口。说是皇帝，其实做的也就是一个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里说也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的小军阀。自己事事过问，甚至‘亲征’也说的过去，可当下自己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管理着数千万的人口，谦虚的说也能算上个皇帝了。
不过他依然延续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还都想一一过问。如此辛苦说好听点儿是事必躬亲，难听点儿就是不想放权，欲做一个独裁者。如此不仅让赵昺觉得自己很累、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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