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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岁回首看人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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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他马上就可以招收。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对他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

  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待续)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5)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

  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也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果真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

  “明天”我准时去找他。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种权利的。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计。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待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6)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又雄心勃勃,决心一边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功课,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七月份我再一次走进考场。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

  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我又太天真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接到通知书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别人说我是“高考”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及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

  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蜘蛛网粘住的不幸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一再作出努力,到水库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一些人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难道我们就那么没有信心,害怕所谓“阶级敌人”会“兴风作浪”吗?。

  看来,我在为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无忧无虑就是福。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1)
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但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就连亲情之间也是烦恼丛生,难解难分。

  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总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当时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再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更是带着爱和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妹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直奔医院。大妹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走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妹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位弟妹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妹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妹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妹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妹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妹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

  大妹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命盯着我。看到大妹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重男轻女对大妹另眼看待。

  也许大妹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大妹才刚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妹把原来就不多的工资全交给她。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妹,也太不公平了。

  1958年“大跃进”过后,工厂又纷纷“下马”,大妹他们厂里的工人也被分配到农村去劳动。大妹在农村住不惯,听说经常吃不饱,她便偷拿公家食堂里的菜肴。一次,两次……终于发展到被开除回家。这一来母亲气恨交加,一连打了大妹好几天,恨大妹不争气,恨大妹沾上“偷”的恶习。大概对清白人家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偷窃”这两字。(待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2)
在家里,大妹除了常惹母亲生气,还时不时引起大家庭的纠纷。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叫骂声,祖父在大发脾气。又听到大妹在不屈地喊着:“是他先骂我的,我才骂他……”

  “你再说,我打死你。”祖父大叫着。

  “是他先骂我……”大妹破着嗓子还在申辩,不给祖父一点面子。

  母亲赶紧下楼去。叔叔闻声也跑出来调解。我惆怅万分。大妹不满祖母总是袒护婶婶的儿子,对祖母不够尊敬。祖父看不惯就要发火。祖父也太不自重,大妹的傻劲和固执,他不是不知道,偏偏要拿长辈的威严来制服大妹。到末了,还是祖父先歇嘴,大妹是仍在喋喋不休。母亲心里感到不好受,训斥大妹几句,无非恨她傻,没出息。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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