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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五年文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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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限伪晃铱创缓煤臀伊奶臁Ｋ纯纯ǎ鲜段业拿帧昂保床恢榔胀ɑ案迷趺茨睿丈涎劬Χ粒骸霸昂 蔽鞲衩伞じヂ逡恋掠幸槐尽禩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永远的远方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认为很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看出，比汽车少一个，比自行车多一个。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青海，初到松江府，看到一街三轮车，吓了一跳。然后学科使然，肯定恨不能说如果那家伙再得到一个轮子就变成稳定结构，反之如何。我们抛开什么历史，光轮子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我初中呆在金山县城朱泾镇，是个小地方。金山大名吉祥得很，可惜三座象征性的山空长在海里，一个叫大金山，一个叫小金山，还有一个——不叫“中金山”，叫浮山岛。其中大金山海岛乃是上海陆地最高点。上海人很少见到海里有山，所以没事也往海边的石化城度假。据称金山的三轮车是在那里先出现的，不过上海人精明，车夫跟他们砍不过，往往被反砍一刀，痛苦不堪，所以似乎也不见得什么精神抖擞。石化街头的人看上去也和车夫差不多，懒散不已。整个城市像泡在海风里软掉了，往往街上人走路都像梦游，一副嫦娥欲奔月的样子。然后朱泾镇的三轮车开始蓬勃发展，遂成一大特色。金山地区历史上没出过大名人，有几个也只是二三流的，所以缺少一种文化底蕴，通常不会有人来参观旅游。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欢乐调频》女主持麦琪来金山采访农民画，一下车看到满街的三轮车，欢乐无比，直夸那些三轮车宁静，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地区就业率不高的体现。朱泾人生性中庸，三轮车也一副中庸样，毫无特征。一次我要去金山农民画院，车夫答曰不认识那个地方，叫我指路。我说金山农民画是大名在外的，与故事和什么来着称为“金山三朵花”。他仍说不知，也不能怪他，谁叫农民画是名声在外而不在内呢？比如李贽故乡的人就不知道李贽是谁，很正常。朱泾的三轮车竞争比本镇任何行业都激烈。主要是因为干这行的人多。其实车夫不是好当的，尤其在朱泾，要有极佳的心理洞察能力，百丈外能分辨出你要不要车。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怕还没这本事。所以，初来朱泾千万不要一副风尘仆仆的艰辛样，因为除了车夫外没人可怜你，走得像饿狗似的马上会有三轮车围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工是没有三轮车来围的。在朱泾要车，一般不需动嘴。不过，一些人还是可以骗过车夫锐眼的，明明目标就在眼前，却也要辆三轮车。到时主人出门迎接，那人再从车上扶臀而下，很贵族化。在朱泾繁华的万安街上，万事不安，常见有人起义似的振臂而呼：“三轮车——”然后全镇的三轮车夫都为之一振，离他最近的那一辆更是兴奋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原地打转，这小猫的功夫只有三轮车有。自行车自然没有这个功能，反应不及，顿时倒地一大片。那招呼之人一整西装，一架二郎腿，随车消失在人群里。我以为朱泾人向来冷漠，走在街上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高中来到松江。松江府里出过一些十分响亮的名字，比如陆机，比如朱舜水，比如施蛰存，天经地义，名声在“外”，松江人怕是大半不会知道。虽然在学术界，陆机因形式主义而名声较臭，但不论味道如何，毕竟还是很响亮。于是乎，那里的三轮车也跟着响亮，满城尽是机动三轮摩托。这样子几年，松江终于荣登上海大气质量最差之榜首。二中前面那条大马路人称“初恋路”，因为它一直带着一种朦胧的美，仿佛张岱看西湖，仿佛浴客看澡堂子那般。我在的二中是个宁静的地方，如今要把校门封起来建云间第一楼，周瑜点将台。在我眼里，粉刷一新没有周瑜和云的点将台根本没有第一楼未拆前那堵断垣有意思，有“历史沧桑感”。再远是方塔和醉白池。传说李白曾醉倒在醉白池边，因此而得名。我尝觐见醉白池，被里面的水吓了一跳。倘若这水千年没变的话，那李白肯定是给熏倒的。出了“熏”白池，见川流不息的三轮车。松江是个旅游城市，三轮车不能原地候客，要四面出动。这样子，要车就方便了点。一个周末，我想出去走走，因正门已被封掉正在建云间第一楼，只好走后门。后门是邱家湾，这条小弄堂大名鼎鼎，当年洋枪队领袖华尔就被击毙于此。在这里匆匆忙忙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脚下踩的那方地乃是一个大恶贯葬身之处。知道了也无所谓，邱家湾一般开不进有点规模的车子，所以春来冬去，历史的车轮和三轮车的车轮早已把这里碾成一条平凡的路了。松江的三轮车不多见，可见经济还是可以的。物以稀为贵，上车就是5元，风吹雨打刀砍炮轰不动。不过笔者有幸——应该说是不幸——动摇过一次它的价格。来二中伊始，我游兴大发，兜得迷路，陷入惶恐之中。后来在云间路那里，终于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要了一辆三轮车说到松江二中。那车夫一愣，我伺机砍价，竟3元成交，不胜喜悦，安然上车。不料那车夫竟未动尊尻，推车徐行20余米，出云间路弄堂后二中大门赫然就在斜对面！松江是个古城，但建设得有声有色，日趋繁华。松江人也普遍沾染了一种城市人的特点，来去匆匆，节奏奇快，脸色疲累。当然，里面也会鱼目混珠了几个欲如厕而觅不着厕所者。松江的三轮车一如松江的人，只是看不见脸色疲累而已。最后是亭林，亭林是金山的一个古镇，旧有“亭林八景”，这东西可是名声在内了，亭林人家喻户晓。我在亭林读过小学，但也未见齐过八景，只见一棵不如安乐死罢了的老松，据称此老松乃为元代书法家杨铁崖“撒种成荫”。老松旁边许多无名杂草，未经名家撒种，却早已卓然成荫，而且再长下去大有比老松更高的趋势。距松五步之遥，有一“望松亭”，一般总有四个老头在亭里望松兼搓麻将。但无论如何，那老松被美誉为“江南第一松”。居次是一个粪便满地、不及二楼高笔者跳下来也伤不了的顾野王读书堆，只恨不能称为“江南第一堆”。其实，那里曾经蛮有水乡味道的，只是某届政府仿佛毕业于大学填河系，除了填河就不会玩别的了，填了一条市河，拆了几座石桥，填河之后在河址上建起了专卖低档玩具梳子胸罩内裤的小商品市场。另几条苟喘的河也难得疏浚，臭气盖镇。河被填了以后路就多了，三轮车便有了用武之地。我儿时未见过亭林有三轮车，不料这几天回老家去不得了，风头直逼朱泾镇。然而民风使然，这里的车夫比较害羞，平时只会躲在角落里等人上门。顾野王读书堆里的树木由于接受了许多来历不明粪便的滋润，蓬勃生长，势达参天，洒下树荫无数。那些车夫便托了粪便的鸿福，日日躲在树下闲聊，没有朱泾的恶斗，也没有松江的嚣闹，一派与世无争的圣人样。但最近突然听说读书堆下没三轮车了，都汇聚到新开的农工商超市门口抢生意去了。尽管在30几度的高温下，而且没有读书堆的参天大树遮阳。不过据说生意还是不好。亭林弹丸小地，大致上流感病人打个喷嚏的刹那，全镇都会大感冒。这种小地方一般不会有人愿要辆车的，且亭林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每天忙忙碌碌的到底在干些什么自己也未必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不会乘莫名其妙的车的。最后要比较一下三个地方的车况和车费。朱泾的车是最整洁的，生意也最好，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干净。亭林的三轮车是最差的，生意不振，除轮胎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干净。松江的车子则严严实实，难辨脏否，只知道这样厚的盔甲，一枚两枚的“地对地”还打不穿，TMD要有这玩意儿，就成功大半了。车费方面，朱泾的上车2元，车夫不会说什么，但倘若你给他5元，他必找你2元。在朱泾为节省车费可以吓人一下，先不动声色要辆车，在路上把朱泾有什么路一一道来，最好和你祖宗扯上些什么关系，以示对朱泾镇的熟悉，仿佛把你扔在下水道里你都有本事从自家抽水马桶里爬出来。车夫一听以为是老朱泾，不敢贸然动刀，届时给他一块钱，他也大多会无话可说。而在松江没有特殊情况，不会二价，5元，少一分不行，多一分随便。亭林则是个因人而异的地方，碰上个好车夫，给他一块钱，他能拉你去追探索者号科学卫星；碰上个坏的，摸一摸他的车都要5元。梁实秋说三轮车里可以看出人性的残忍，乍一听像有那么回事，其实不然，因为残忍首先要建立在强迫上面，而车夫从不会用刀架着你脖子命你坐车，你也不会用枪抵着车夫逼他减价，况且乘三轮车不比吃饭大便那样非执行不可，你大可不乘，毕竟路漫漫总有走完的时候。这种纯粹是一个愿坐一个愿拉，反可以看出乘客的懒惰和虚荣，甚至还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三轮车和一个地方的人有许多共性。
读《人的末日》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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