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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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
（三百九十八）元首之死
　　　　在希特勒上任后的几个月里，柏林收到不计其数的密报，都是有关刺杀新首相最野蛮的阴谋活动。这些密报来自四面八方：瑞士、荷兰、摩洛哥、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有人听到犹太人在巴塞尔搞阴谋，有人获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共同密谋，还有人听说共有主义者正在萨尔地区策划活动。
　　　　很多人认为对新首相生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左翼。当然，德国社惠主义者和共有主义者非常清楚新政体可能随时向他们宣战，甚至有些也许在考虑先下手为强。但是，德国左翼几乎天生就对刺杀希特勒不感兴趣。社惠主义者坚持民主进程，很难接受采取极端策略。而共有主义者受到莫斯科领导人的再三告诫，要他们把努力的方向对准社惠主义者。除了缺乏远见之外，他们的共同问题大多存在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法西斯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最后喘息的一个形式，是通向社惠主义乌托邦的必然前奏。这个理论认为，历史是由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推动前进，而不是靠个人推动。所以，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消灭希特勒意义不大。
　　　　但是，有少数英勇的人自愿向历史伸出援助之手，贝波？勒默尔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共有主义者，曾经还领导过自由军团。他在1934年春天便设法进入了总理府，但是被党卫军发现。还有一个人叫库尔特？卢特尔是来自柯尼希山的造船工人，也是一名共有主义者。他于1934年2月试图炸死希特勒，后来被逮捕审讯，因缺乏证据而免遭指控，最终获释。1934年5月，在维也纳发现了一桩由共有主义者策划的刺杀阴谋。这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刺杀的对象不但包括希特勒，还有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等人。密谋者试图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一阴谋是冲锋队策划的。
　　　　与左翼潜在的巨大威胁相反，右翼表现出来的不满似乎更为严重。首先，冲锋队中很多人仍把希特勒视为离经叛道者。但是，许多普通士兵却几乎不被璨若群星的新政权或看似成功的“他们的”首脑所接受。事实的确如此，曾有一位刺客身穿冲锋队的制服，携带武器进入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官邸时被抓获。
　　　　冲锋队的危机在1934年的清除行动中就结束了。然而，在冲锋队被清除的过程中，希特勒大肆渲染这个组织对“民族和平”构成威胁时，冲锋队仍然时刻寻找机会为自己报仇。在巴伐利亚客栈，许多冲锋队的领导被抓获。希特勒和随行的党卫军准备离开这个客栈时，一支冲锋队警卫特遣队赶到了。他们表现得很不理解，气焰也愈来愈嚣张，于是他们被命令返回慕尼黑驻地。但是，他们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停下来设置路障，在路的两边架起机关枪，他们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而此时，希特勒精明的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离开。
　　　　希特勒还遭到了一次极为危险的刺杀，刺客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在布拉格学习建筑的犹太学生，名叫赫尔穆特？希尔施。希尔施被人说服同意去实施一次“英雄行动”，以此来激励德国的犹太人。他计划把一个手提箱式炸弹带到国社党纽伦堡总部。1934年10月，希尔施在经过德国边境时被逮捕，次年春天被处死。对于希尔施的失败，一种观点认为是盖世太保在“黑色阵线”内有耳目，另一种观点则是有人出卖了希尔施，从通风报信中获得了好处。
　　　　然而，希尔施象征了另一股逐渐壮大的反希特勒势力。由于德国境内及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渐加强，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却是千篇一律地冷淡。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被激励起来采取行动，进行反抗。希尔施之所以同意刺杀希特勒，就是因为家人没能获得美国国籍而心生怨气才采取行动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犹太人弗兰克富特尔也成功执行过一次堪称近乎完美的刺杀行动。他曾是法兰克福大学学医的一名新生，进入大学后不久他就逃亡瑞士。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读到了国社党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看到了反犹太人的宣传，继而奋起反抗。他最初想要刺杀希特勒，但后来决定选择刺杀出生于德国的瑞士纳粹党领导人威廉？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做足了功课。他研究古斯托洛夫的日常安排，记住他的行踪，携带了照片帮助确认古斯托洛夫。弗兰克富特尔还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伯尔尼的一个射击场练习射击。2月3日，他买了一张去达沃斯的单程票，在那儿定了一个房间。第二天，他去了古斯托洛夫的住处，平静地按下门铃，请求古斯托洛夫的接见。他被带进一间书房，然后坐在希特勒的画像下等候。古斯托洛夫一进门，弗兰克富特尔就对准他胸部和头部连开五枪，然后逃离了现场并打电话给警察。他在束手就擒时说：“我开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非常清楚我所做的事情，我没有一丝遗憾。”
　　　　象希尔施一样，弗兰克富特尔是在设法激励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起来反抗，但他也和希尔施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尽管有组织起来反抗的犹太人依然还没有，他们的事迹却说明，在遭受羞辱和持久的迫害后，他们也会揭竿而起。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拥有简单的装备，进行单打独斗之外别无它法。犹太人的反抗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希特勒在攫取了德国的最高权力以后，考虑到自己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于是实施了另一项有关他自己个人安全的修正方案。方案中史无前例的条款是，保护国家元首得到了国家资助。于是希特勒身边的人顺应时势，努力为自己打造势力基础，扩大影响范围，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海因里希？希姆莱最为引人瞩目。希姆莱成功地扩充了势力，在希特勒的安全部门推行更为严格、全面的审查。屡次争执后，希姆莱说服希特勒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安全部部长。帝国安全部将取代之前的元首保卫队，负责保护希特勒和其他政要的安全。
　　　　角逐掌控保卫希特勒安全工作的争斗因此持续升温，并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莱的元首保卫队半途而废，被吸收进了常规警队，从属于内政部。之后，剩下的三个竞争者——帝国安全部、党卫军护卫队和警卫队——被迫进行了明确分工。在职权范围重叠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立分散的势力范围，护卫责任由党卫军护卫队承担；保镖、仪式警卫、岗哨人员由警卫队提供；帝国安全部提供专业警力支持，包括监视和调查。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难以攻克的屏障，阻止任何想要伤害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周围的安全措施曾给来访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任何进楼的来访者都必须在进入之前经过两个党卫军岗哨。然后来访者被引到接待者那儿领取一个表明身份的通行证，随后再由一个党卫军士兵陪同到相关办公室。接下来，来访者将经过林林总总、多达39个党卫军固定的警卫岗哨。一进入第二层楼，也就是希特勒套房的所在地，入访者将面对一个显然更加严格的检查和一丝不苟的身份核对。任何没有有效通行证的人都可能被逮捕。离开时，来访者也要在陪同下返回接待处，在那里交还通行证。
　　　　希特勒的交通安排显然是安全保卫工作关注的另一项内容。希特勒早期热衷汽车，早在1923年他就拥有一辆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但是在啤酒馆政变中这辆车被慕尼黑警察没收了。之后，他获得一系列汽车，主要有“梅塞德斯”或“迈巴赫”大型高级轿车，这些车用于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或是政治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收集一写经过特别改装过的“梅塞德斯”，其中有的被改装成了装有防弹轮胎和5厘米厚车窗的装甲车。据说这种车既可以防止炸弹还能防止小型武器的袭击。但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车还是一辆敞篷巡视车，尽管它有明显安全缺陷，但对希特勒来说，公共场合的露面和公开演讲显然比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除了车队，希特勒还拥有一支小型飞行队。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全新尝试，多次乘坐飞机进行竞选活动。这种出行方式持续到1933年以后，那年，他命令飞行员汉斯？鲍尔负责创建一个“飞行队”。希特勒除了使用当时很普遍的重型飞机“容克…52”外，还使用了一架经改装后的，登记为d…2600的“福克…沃尔夫”制造的“秃鹰”飞机作为他的专机。安全措施极其严格。只有鲍尔才可以驾驶飞机，他永远不能透露目的地，甚至对机场官员也不可以透露。d…2600停在柏林滕伯尔霍夫机场一个牢固的飞机库内，由帝国安全部和警卫队联合看管，由一组经过严格审查的工程师进行维修。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15分钟的试飞，而且严禁携带包裹、邮件和未经许可的行李。
　　　　表面上看，在保护希特勒的安全工作上是下足了工夫，也花了不少本钱，但是这个安全体系本身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对极其敏感职位上工作人员的审查非常不严格，这种松懈态度着实让人吃惊。警卫队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希特勒周围的亲信中，也普遍存在着同样明显的松懈态度。
　　　　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认为他的保镖作用有限，觉得他劫后余生靠的是仁慈的上帝关照。他对身边的保卫者毫无耐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警察心生厌恶。也许是因为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