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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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着把笤帚，喊声也比别人大的多，大孩子不听她的指挥，她便组织一帮比她小的孩子扫地，最后总是把一点点垃圾集中在她家门前并揽进她家的垃圾筐，然后再由她指挥着几个孩子轮换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孩子们照例打扫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门前，就见她妈出出进进好几趟往筐里倒东西，地还没扫完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该倒垃圾了，小孩子们一哄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还没倒呢！”孩子们说：“太重了，我们抬不动”。程雯望着垃圾筐发呆了；从那以后，小孩子们加入了大队人马，没人再听她使唤。
　　　　暑假快结束了，也入秋了，一连下了两天雨，雨后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扫，又过了几天，开学了，孩子们没有精力再顾向阳院的事，渐渐的冬天到了，向阳院的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各家只扫门前雪。
　　　　五、被迫停课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师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接任我们班时她已入而立之年，并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是家中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突然抓住疯跑的我对人家说：“看，家里四个姐就这一个宝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次数多了我便颇为反感，我从她的口气中感觉到了羡慕的意味，又从她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丝仇视，于是每当下课时，我一看见她和哪个女老师在闲聊，便总是有意避开，以免她再重复那句话。因此，我好几次拒绝当班长，因为当了班长就得经常到校办公室，几十个教师都集中在那个大房子里改作业，难保她不会挨个儿给人家宣布我在家的“地位”，为此我也许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级临时通知不上课，但我因为是校文艺队的要排节目仍然到校，由于到的太早，便在操场边的沙坑处玩起来，我学着体育班的同学的样子练跳远，口袋里用来做毽子的几枚“麻钱”掉了出来，正要捡起来，班主任四岁的大儿子李季跑过来喊到：“那是我的，给我！”我早就听同学说他这个儿子爱抢班里同学的东西，要是不给他就会跑到他妈那儿大哭大闹，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装起麻钱往排节目的会议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对着沙坑北面二十米处他家的住处大喊：“妈，他不给我！”我没理他，径直走了。
　　　　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时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许会把所有麻钱都给他，可他那种蛮横的态度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妈第二天上午放学也象留别人那样叫住我，然后对我说：“把你的麻钱给我们小季几个吧，你是哥哥嘛！”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可我绝对不会主动送给他，正如我从不在学雷锋日举手同意到班主任家发扬雷锋精神，什么买煤呀、买粮呀、刷房呀等等，而举手的大都是考试不爱及格的。现在想来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许我会帮一个拉着满车重物的老人推车上坡，但绝不会临过年跑到领导家帮忙刷房子。人与人相处，本应是相互帮助的，但那种看人行事的帮法未免让人贱看；比如单位开大会，我看见小刘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来，那位女领导竟擦肩而去不理会，帮小刘的是同样也抱着文件的小张，一位是空手而过不予理会，一位是放下手里的帮别人，于是我从后面急赶过去帮这二位，我更加坚信官帮官，民帮民是条真理。
　　　　麻钱的事我一夜间早忘光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暗藏着祸事。第二天一上早自习，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随她来到她家，这实际上是学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张办公桌紧挨着窗下挤着，一张木板双人床紧靠墙拐角，空地上仅够两个人站着，那张床上坐着个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介绍：“这是小季他爸，兴庆小学的体育老师。”我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他，他没有理我，而是把头扭向身后问：“小季，肚子还疼吗？”我这才发现昏暗的屋里还有一个人，她的大儿子小季坐在被窝里，小季把目光递向他妈答到：“疼。”班主任便开始了正式审问：“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艺队排节目。”她又问：“你见我们小季没有？”我回答：“见了，在沙坑那儿，他还抢我的麻钱呢！”她的口气变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几脚才走的？”我楞住了：“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还不承认！我们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这突如奇来的诬陷激怒了：“我从不和小小孩玩，也从不欺负小孩！”她丈夫口气倒是稍软：“小孩子是不会撤谎的。”我争辩着：“我也是小孩，我也从不撤谎！”班主任仍很激动：“踢了就踢了，别不敢承认！”我反驳：“你让我承认我没做的事才是撤谎呢！”她气得直发抖：“你小小年纪就这么凶？！”我正颜厉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她有点不知所措：“这是你爸教你的吧？”我仍不改颜色：“反正不是你教的，我爸从不教我撤谎！”她有点失去理智，一小撮头发垂到唇角被嘴角的白沫粘住，她气急败坏地说：“你别嘴硬，我有人证！”她掀开帘子叫回他的小儿子：“你说，是谁踢你哥了？”那连路也走不稳的小男孩胆怯地望着我发愣，他*问着：“是不是他？”她用手指着我，那孩子却看着他妈吞吞吐吐地答道：“是。”我顿觉天昏地暗，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是把我迎进学校的启蒙老师……我突然清醒过来，问那个小男孩：“你啥时候回来的？”他回答：“今天早上我爸带我回来的。”班主任见我问出了破绽，忙狡辩：“他爸昨晚带他走的，今早又回来了！”我立刻道：“那咱找传达室赵伯作证！”她有点糊涂：“赵伯作什么证？”我提醒她：“你爱人这几天回来没有赵伯肯定知道，他得开小铁门。”她泄气了，语气变得那么勉强：“反正我们小季肚子疼是事实。”我毫不势弱：“疼不疼他自己清楚，反正我没踢他！”她的口气不再那么强硬：“你承认了就去上课。”我说：“我不承认也要上课！”她看我这么硬气，便威协我：“你不承认就别想上课！”我的态度仍不改：“我宁肯不上课也不会承认！”我毫不犹豫的掀开帘子走出去，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水，但还是径直往教室走，我要是主动停课就等于承认了她的谎言，第一节是美术课，预备铃刚打过，我刚坐下，她跟了进来，对我喝道：“你出去！”美术老师也是个女的，姓徐，徐老师一向认为我是个好学生，并且我是班里的美术课代表，她扶了一下高度近视镜对班主任说：“惠贤，有啥事下了课再说，让娃先上课吧？”班主任仍不改态度：“不行！让他出去！”我鼓足了勇气站起来高喊：“我没踢你儿子就是没踢！到死也不会承认！”说完便收拾起书包，走出了教室。我来到空旷的操场上，在足球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下坐下来，书包扔在一边，这一坐就是一节课。下课铃响了，我捡起书包躲到了体育室后面，第二节课的铃声又响了，我想回班里上课，可看见她把在教室门口，分明是在堵我，我又回到了操场。剩下两节课全是她的，我便拎着书包满校园乱转，直转到放学跟着别的班走出校门；下午，她照旧在上课前把在教室门口，于是，我彻底死了再进课堂的心，从此，我远离教室，独自在操场一角“自学”起来，为的是回家后不被父母察觉，尤其是数学和语文这两门主课，一天自学一课一章，回家后自己布置作业即课后练习，我就这样在学校的操场上度过了近两个星期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李主任（校长）撞上了我，他态度和蔼地走近我：“小同学，你怎么不上课？”我手里捧着书头也不抬地答：“我们老师病了，不上课。”他接着问：“你是哪一班的。”我抬头发现是校长，便站起来回答：“三年级五班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课堂上，你怎么说她病了？”我知道瞒不住了，眼泪流了出来，委屈地说：“她不许我上课。”李校长问：“为什么？”我简单地回答：“她诬陷我，非说我踢了她儿子。”他略带沉思：“噢，那你到底踢没踢？”我坚定地回答：“没踢！她停我一辈子课我也不承认！”校长轻轻点点头说：“你先去上课吧，回头我找你老师。”我说：“她把着教室门，每节课都不让我进。”校长的脸色突然变得有点可怕，严肃地对我说：“你跟上我，我送你回教室。”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正在讲语文课，她看我跟在校长身后，似乎明白什么，用书挡住脸，继续讲，校长也没有说话，看到我回到座位便走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赶过我，快要期中考试了，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我在操场“自学”的进度已远远超过了班里的进度，为此我暗自得意，甚至有点感谢停课，从而也尝到了自学的甜头。
　　　　我刚刚恢复上课不久，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上，本该是班主任的课，出现在讲台上的却是临班的秦老师，她告诉我们：“你们老师住院了，病的很重，是偏瘫，可能这学期都上不了课了。”于是，班里象炸了窝似的乱作一团，秦老师收拾不住局面便走了，班干部们聚到一起研究该怎么办，首先由那个考试从来都不及格的班长提出次日集体去医院看老师，这是他的特殊“嗜好”，这是个身材矮小瘦弱的农民子弟，突出特点是头小、口齿不清，因家里常派他给班主任送些鸡蛋、蔬菜等农副产品，不久他便当了班长。我们这所学校就建在他们村里，这里是城乡交界处，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农村娃，附近的居民为了图近便把孩子送到这所小学读书，在这所学校里，农村孩子是颇受优待的。小头班长一号召，首先响应的是农村娃，于是班里出现了半停课状态，到校上课的不到一半人，那时正闹黄帅和张铁生“运动”，出现那种情况不足为奇。
　　　　后来，听说班主任出院了，住在她丈夫那儿，去看望的人有增无减，因为那儿离兴庆公园特别近，许多同学的真正目的是到兴庆公园划船。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你不去看你老师吗？”我说：“还要上课呢。”父亲语气温和地说：“你还记仇吗？”我佯装无事：“有什么仇可记的？！”父亲说：“你丽霞姐都告诉我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丽霞表姐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她最近才从外地学习回来，想必是李校长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事，而她又告诉了父亲。从父亲的口气和表情里，我断定他是完全信任我的，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同意了父亲的建议：“我没那么小气，明天就去看她。”父亲赞许地点点头：“给，这是伍块钱，你找个同学一起去，路上买点东西”。
　　　　第二天，我约了张叔安同往，路上买了一斤蛋糕和两袋桔子粉，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兴庆小学，当我出现在班主任面前时，她望着我愣了半天，几乎不敢相信，突然她拖着半瘫的身子从床上挣扎着下了地，眼睛潮湿地对我说：“这么远的，叫你们都别来了，快进来，坐几路车？怎么找到的？”我把东西放在桌上说：“边走边玩边问就找到了。”她激动地拉住我的手，眼泪终于夺眶而出，看情况不象有的同学说的那么严重，气色也不错。坐了一会儿，我们提出要走，她不同意，一边擦着小案板一边挽留我们：“你们第一次来，别急着走，先去参观一下人家的校园，待会儿我给你们做饭。”我仍坚持要走：“下午还要上课呢。”她非常亲昵地笑着责备我：“看你这记性，今天是周三，下午学校政治学习，去玩吧，史小泉和蒋建梅也来了，他们在操场上，今天‘兴小’在外校开运动会，你们随便转吧。”史小泉，便是那位小头班长，这个发育不良的农村孩子平常总不愿接近我，他对我并无敌意，而是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到一种自卑的神情。在操场找到他们，我主动打了招乎，他显得较激动，脸上增添了几分得意。显然，他对这里的环境颇熟悉，好些天不见他去上课，想必都是到这儿来了。小头班长领着我们上了教学楼，到了三层时，我们腹视着看到了对面平房里正在做饭的班主任，我高呼着：“王老师，我看到你了！”她从窗口伸出手向我挥了挥，突然间，我的喉咙哽住了，不知为什么眼泪涌出来，看着她拖着病体在给我们做饭，而伸出头看我时那种饱含温情但又苍白无力的笑容，我完全忘记（至少暂时）了和她对质的那一幕，自从那件事之后，我这是第一次又叫她老师。
　　　　在班主任家吃饭已是下午两点多，临走时她坚持要送我们出校门，并建议我们去公园玩一会儿：“公园里新添了电动马，比革命公园的多，还会前后摇。”说着掏出伍元钱塞到我手里：“你领大家去，剩下的坐车。”我推辞了好久，终于还是收下了。她目送我们走出好远，回过头，她仍站在那儿，转弯了，我仍觉得她在那儿望着我们，至少是望着我。
　　　　那学期直到结束，都没见班主任的身影，直到新学期开学，班里有了新的班主任，也是女的，她告诉我们班主任病愈加重了，需要长期休养，直到我小学临毕业前夕，我才偶尔在学校见到王老师，她身子向右边斜着，横跨着一步一步吃力地上台阶。腋下夹着教案薄，右手倦在胸前，原班的同学看见了总要跑过去搀扶她到办公室。有一回，她被几个女同学搀着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寒喧问候，她笑着问：“快毕业了？”我点点头，我发现她的头发中添了几缕银丝，苍老了许多，笑容更加无力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了我近三年的班主任，在她教我期间，我从未考过99分，通知书上总是“满篇”满分，即使我被停课那学期，仍是那样。
　　　　三十年多过去了，我脑海里锁得最牢的仍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无论她曾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过什么样的创伤，我都无法使自己以恨的感情提起她。难忘，是因为停课一事，而想起她，又是纷繁复杂的情感所趋动。如今，已入不惑之年的我似乎渐渐懂得抚养子女的艰辛，懂得了什么叫生活所迫，为此，我多么想再见她一面呵！对她吐述我当时的实际家境，我想告诉她当时我若违心地承认了，我的父母就得去四处借钱给她儿子看病。诚然，她在那种艰辛中抚育两个孩子也确实不易，一对只有30多元收入的教师夫妇，碰上那么个先天不足的孩子简直就是坠入了灾难的深渊！到现在，我谅解了他们的错举，可我的启蒙老师她如今又在哪呢？
　　　　往事会成为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可对于我那段无足轻重的历史，我却想说：忘却不幸便是一种幸运……
　　　　六、那年冬天
　　　　的确，忘却历史就是背叛。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冬天，那是给我幼小心灵造成无法医治的创伤的刻骨铭心的一幕，也正是由于那件事的发生，我身上潜在的叛逆性格才逐渐的显现出来。
　　　　那是个干冷的冬季，学校放寒假，我的所有作业早已写完，就盼着过年了，我和院子几个顽皮男孩整天在院里院外疯玩。那天，一整日天上都布满厚厚的阴云，仿佛就要下雪了，快到天黑时，来了两位妈妈单位的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