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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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正式宣告，我热爱夕阳的余辉，我也同样热爱静谧的夜晚的天空悬挂的那一轮明月，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春天的到来，使我蒙生一种少年的冲动，我兴奋、激动，我爱生活，我爱自己的生命！我将脱去沉重的童年的外壳，轻轻松松地步入少年领地，那将是一片崭新的沃土。我从精神上做着准备，并且，我的生活内容已渐渐变得丰富多彩，收音机里播放的不再是那来回循环的八个样板戏；书店里出现了许许多多中外名著，许多“**”堂而皇之地跃然架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古装戏……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同时也为我们这代人的孤陋寡闻而从内心感到悲哀。我们的单纯并不显得幼稚，而是饱蘸了政治教化的墨色，象一张白纸上只是浸染了血色；又象是受伤的鸽子在翅膀上缠着沉重的胶布，即使痊愈也很难飞起，我们单用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果断”地肯定或否定着别人与自己，红色曾那么令人向往又显得那么沉重，黑色曾那么令人恐惧却又如每个夜晚天天相伴；我们这代人是时代的漠视对象，烈士的身躯是用鲜血染就的，而我们的灵魂却被极端的红色包裹着。
　　　　春天的到来，使绿色铺满了大地，使各色鲜花绽放，人们依旧喜欢红色，少女们喜爱鲜红的外衣，怀春少年则喜欢欣赏身着红衣的少女，红色不再作为界定某种事物的专利，而是以它夺目的亮丽加入到色彩绚丽的行列中成为美的使者；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它庄严的氛围中也增添了几分装饰性，它卸去了某些人曾强加给它的过于偏激的内含，使人们更愿意靠近它、热爱它。
　　　　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尚未更正过来时，尽管“*”已被粉碎，但在短期内肃清余毒是不大可能的，*的“两个凡是”又无形中给人们注入了左的血液，那些整贯了人的人们又跳出来搞最后的阶级斗争，昨天的右派**，今天又被他们一笔定为“*”的“黑爪牙”，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似乎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想致人于死地。我记得*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当错误的被打倒，正确的就应该站起来！听说我父亲快要平反了，程雯的父亲便挑唆一帮人对我父亲进行政治审查，并暗中指使人贴标语，指责我父亲是“*”的黑爪牙，他女儿程雯迫不及待地将内容在院里大声朗诵，我忍不住站了出来，大声反驳：“谁在*时候上台谁才是*的狗腿子！污陷好人的时代过去了，狗急了只会跳墙！”她突然骂起了脏话，遭到了大人们的斥责，李妈说：“你个女孩子家，嘴咋这么不干净？一点家教都没有！”她妈出来拉她回去，她仍疯狂地蹦着吼道：“我家都是红圈圈，你家都是黑点点！”她被强拉回去，院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向着我，有人气愤的说：“都啥年月了，还红呀黑呀的给人扣帽子！”我象得胜的勇士双手插腰，大声喊着：“告诉你，我爸马上就要平反了！”父亲回来了，他心平气和地看完我和程雯的争吵，然后叫我回家，我对他的意外举动表示惊讶，以往，不管我和谁吵架他都会当众训我一顿，这次却出乎我的意料。程雯的父亲也低着头站在门前，父亲对着我但声音很大地说：“红不红黑不黑不靠一张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天傍晚，我到同学家复习功课回家较晚，一进家门，只见饭桌上摆了几样好菜，还有一瓶酒，父亲坐在桌前，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开心的笑容，这是我自记事起第一次看到父亲笑得如此自然、舒畅，姐姐们也都回来了，母亲的笑容更加灿烂，她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平反了！二十多年的党籍也恢复了。”原来，父亲在我未出世前就已是党员了，后来被打成右派时开除了党籍，在历经了二十多个风雨春秋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彻底甩掉了那顶几乎压碎他整个精神世界的“右派”黑帽，又重新冠上中*员的红色光环，这是他数十年坚守的信仰，是他终生不移的信念，这艰辛、这代价只有父亲自己才能说得清楚，可他没有过多的叙述，更无任何抱怨，他只是用真诚的微笑抚平了往昔的创痕，并用这淡淡的微笑默许了这个等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此刻，我真想跑到程家门前大声呼喊：我父亲平反了！我父亲是党员！
　　　　自从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后，我就不再到学校去了，安心地在家等候通知。次年清明过后，人们已渐渐脱去毛衣，轻松着装，春末的风吹得人身子懒懒的，如大梦初醒，但心中又有一种莫名的潮湿感刺激着神经，使人兴奋不已，从未有过的少年的情怀蒙动着，令人茫然、复杂、矛盾、梦幻般地坐卧不宁。上学时觉得累，总盼着假期，一但休息稍稍长了点，又觉得少了点什么。整整的等了一个学期，再开学就要步入陌生的校门成为中学生，想到这儿，心里又有一丝对小学的依恋之情。终于有一天有位女同学来家通知，让第二天上午到校照毕业照，领中学入学通知，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生怕第二天去晚了，但等到一睁开眼，已经是九点多了，晚了，通知是九点开始照毕业照，我连忙爬起，胡乱整理了一下，拿起了红领巾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然后匆匆往学校走去。
　　　　我来到操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班在排队照像，有女同学告诉我：“你们班早都照完了，你快到办公室领通知书去吧！“我匆忙来到办公室，最后一任班主任抱怨道：“你怎么才来？你的通知书让李荷花捎回去了，你们统一升入市八十八中了，以后没事常来看看老师，记住这是你的母校呵！”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我，五年的时光，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在这里完成，也许我往后记起它只是因为它是我的母校，究竟会因为什么而想起呢？是从那次停课？还是那次审讯？……这里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更在我曾经幼小的心灵中烙上了永久的伤痕。诚然，只是回忆过去是懦夫，而回忆过去的痛苦却能医治健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次次地从痛苦、苦恼和艰辛中走出并能坦然的再一次面对它们，你会肯定自己的坚强的；当你成年之后，又会觉得它们曾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你的个性，使你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不管你出众与否，成功与否，你的经历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它绝不平淡和乏味，有时还会令你感激它，因为看到过去，你总想活的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童年时代，想起来是那么平淡无奇，正如我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单调、无味，历史也绝不会为它重彩一笔的，我得承认上辈人为我们做的总结：比上不足，比下无余。凭心而论我也绝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坠入那种令人发怵的“政治”氛围中，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正规的学习、严格的纪律约束、科学的思想教化以及向前发展的理想。
　　　　就要告别母校了，我最想见的是刘汉老师，我想再和他说说心里话，但可惜的是他回老家探亲去了，我颇感失望地往回走，当我走出校门没多远时，身后响起了锣鼓声，几位老师带着学生在校门口站成两排，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呼着口号：“热烈欢送工宣队！热烈欢送民兵小分队！”就见更多的学生和老师簇拥着整好装、拿着行李的工宣队和民兵小分队成员走出了校门，李校长和唐队长边握着手边往前走，后面跟着那位曾“领导”过我们的肖主任。我被人流拥挤到了路旁的小土堆上，身旁是一棵枝新叶绿的小白杨树，晚春的和风把口号声挥洒的满天都是，我身旁的小树也似乎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它迎风起舞挥动着枝叶，我腹视着由北向南的人流，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曾对班里的同学说过：“民兵小分队早晚要离校！”眼前这一切是早呢还是晚？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的目光再一次和肖某的目光相撞，这个曾“审讯”过我的“老师”竟用恶狠狠的目光瞪着我，仿佛是我把他赶出学校的，这种目光我见多了，也从未被吓倒过，我一反常态地随着师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欢送口号，并把最灿烂的微笑投给肖某，直到他无奈地转过头去。工宣队和民兵小分队的队伍终于消失在他们来时的方向，我坚信，他们再也不会回来，正如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盛顺丰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稿于西安西门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稿于西安同地
　　　　二００四年二月三稿于西安市内二００五年四月四稿于西安市内
　　　　注：（约２６２００字）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即兴给曾整我的贪官及其喽啰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
　　　　——即兴给曾整我的贪官及其喽啰
　　　　他不喜穿鞋
　　　　你甘做拖把
　　　　他随地大便
　　　　你便做痰盂
　　　　他做搭桥手术
　　　　你便犯心绞痛
　　　　他恨我从不惧怕威胁
　　　　你又来碰壁自讨没趣
　　　　你呀
　　　　你这肮脏的病猫！
　　　　抓不了老鼠却想咬人
　　　　今天剃掉你的髭须
　　　　剪掉你的病爪！
　　　　别了，我的费厄泼赖
　　　　（即兴于西安市区盛顺丰）
好友京海（旧篇整理）
　　　　好友京海（旧篇整理）
　　　　【注：京海，在本人另一篇小说《鬼在哪里？》中，是一个较多出现的人物，因为，他是真实存在的……】
　　　　京海，是我儿时的朋友，一个比我还顽皮的农村男孩，他比我大一岁。起初，他不太乐意和我玩，因为我是“城里人”，但姑妈是他的干娘，“母命”难为，便“被迫”接受我这个朋友，况且我总是哥不离口，相处几天后，二人已是形影不离了，因为彼此顽皮相当，可谓“臭味相投”。不久，村里人见了我们都摇头：“又多了个活宝！”
　　　　如今，我们都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失去联络也有二十多年了，惟有的，便是在我记忆中封存的儿时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最后一次相处，是我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那天下午，二人牵着自家的小羊，赤脚来到一片荒草坡地，插好羊橛，斜坡而坐，背对夕阳，二人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坐了好久他才开口：“你恐怕以后不会来了吧？”我说：“会来，只要一放暑假”。他摇着头说：“你就要上中学了，恐怕没时间来了”结果，被他言中了，我再也没去，正如我的童年，再也没有回来。
　　　　认识我之前，他是村里有名的小坏蛋，人见人躲；认识我不久，他变得有礼貌了，见人主动打招呼，曾一度获得村人的“好评”；但后来，村里人“认识”了我，头摇得比先前更厉害了，二娘对姑妈说：“你家这个城里娃，比京海还野，简直是个活阎王！”于是，村里的恶作剧变本加厉，“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无奈中，慈爱的姑父不得不板起脸给我上了一堂严肃的“政治”课，因为他每天上工时，总在田头接受村人对我的诉状，而且状状不同，姑父曾是个军人，当年曾是威风凛凛的骑兵团长，为了家乡这一亩三分地才舍官丢业返乡种田，由于有文化且人品极好，便被村里人推举为会计，他打得一手好算盘，记工分、分粮从不出差错，所以威信极高，村里人从不说他个不字，也正是因为如此，村里人才碍于面子从不当面“收拾”我。受到团长严厉的批评后，我便收敛了许多，白天村里安宁多了，鸡不飞、狗不跳，四哥家的猫又敢出门了，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顽皮的孩子不顽皮，就好象小狗不撒欢，小猫不上树一样不可能，我们把目标转移到了晚上，由村里挪向了村外。
　　　　夏夜的和风轻柔地吹了起来，被蒸烤了一整天的小树渐渐昂起了没精打采的头，夜灌的渠水欢唱着奔涌向田间，有一股直通向村西头的西瓜地，西瓜快熟了，甜瓜也已熟了许多，孩子们白天玩耍经过时，馋虫早就被勾醒，偷了家里的种麦用背心扎绑着，换几个玉兔般青白的甜瓜解解馋，但眼睛却直勾勾地望着四爷背后那片已经熟了的又大又圆的西瓜，有点得陇望蜀的意思，贪吃是顽童的天性。于是，由我和京海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夜间行动，这也是全村顽皮男孩的大聚会。
　　　　晚上，星斗密布，我悄悄地拆下了姑妈家晒麦用的铁扒搂头，踩在猪圈上翻出院墙，到了村西头，京海已偷了他家又粗又长又结实的麻绳和伙伴们等着我，我们低声交谈着，顺着田往南边的渠上走，上了渠沿儿便向西走，直奔瓜地，四周漆黑，不远处隐隐约约已看到瓜地头窝棚里闪烁出微弱的气灯灯光，并不时传来四爷清嗓子的声音，那是在给偷瓜者打招呼：这儿有人看守。大伙都急于领教我的特殊“武器”，非常乐意听从我的指挥，我挑出几个小点的男孩：“你们一直走到四爷的瓜棚那儿，然后在渠上使劲摇树。”他们不解地问：“四爷出来咋办？”我说：“就是让他出来，他要问，你们就说抓知了，他让你们走你们就从渠头的小路上唱着往村里走，然后再悄悄钻进地里绕回来。”他们照着我的话到了窝棚处，摇树、说话，四爷果然打着手电出来了：“谁呀？干啥呢？！”孩子们胆怯地回答：“四爷，我们抓知了呢。”四爷明显不相信：“是想祸害我的瓜吧？！滚蛋！”孩子们没敢做声，照着我说的下了渠头朝村里走去，四爷见孩子们回村去了，便钻进窝棚，不久便熄了灯。
　　　　几个“演戏”的男孩已悄悄地溜了回来，过了一会儿，我们确定四爷已经睡实了，并隐约能听见鼾声，正式的行动便开始了，首先派一个力气大的溜过渠，下到瓜地用力将铁爪抛出去，这边人使足力气拉绳子，稍有动静便停下来，边拉边往身后的高粱地里退，不久，便听见渠里咚的一声，接着又有几声，再拉时稍显费劲儿，有重物被拖拽过渠沿儿，咕噜一声落到了地头，有人兴奋地低声叫到：“西瓜过来了！”正准备过去抱，不料四爷窝棚的灯又亮了，他又拿着手电出来四下照着，并不时地清嗓子，我们爬在高粱地里大气不敢出，生怕他上渠，他似乎没发现什么，哗哗地撒了泡尿又回去了。我们又耐心的等了一会儿，直到鼾声又飘过来警报才解除，这时已是后半夜了，起风了，渠沿上的杨树叶儿们开始哗哗地合唱，我们的胆子也正了起来，迅速地收拾起工具，开始搜寻“战果”，有人还下到渠里去摸，竟然找出一个来，最后，我们将瓜蔓收拾起埋了，抱着瓜穿过高粱地，一直绕到了村北头的破庙里，迫不及待地捶开西瓜，摸着黑大嚼大咽，忙活了大半夜，又惊又“险”，口渴难耐，不论生熟一概消灭，直到肚圆发胀，然后在庙后排成一队，小鸡点头般撒了泡大尿，心满意足地各回各家了。如此这般，隔三岔五地行动，偷瓜毁蔓，直到月牙儿初升逼近十五才罢手。现在想起来真可恶，瓜蔓上的生瓜蛋本可以长熟，但被我们祸害了，四爷的心血成了我们恶作剧的牺牲品，那时的人多可怜啊，那可是生产队的副业呀！
　　　　每年暑假到姑妈家，一进门，饭桌前总是由姑父先给我上一堂安全教育课：“不许下河，不许到井边，不许打架。”三大禁令中惟有第二条我可以做到，其他两条无法保证，尤其是第一条：下河，是我和村里一帮顽皮男孩的最佳去处，我和京海是“统领”，怎么能脱离自己的队伍呢？于是，这一条我答应的最响，但守诺几乎等于零，尽管听说河里常淹死人，但其诱惑力远远大于危险，何况我有水性极好的京海保护着，能不去吗？我一个小旱鸭子尚且如此痴迷，何况那群小水鬼们呢？姑父和表哥一下地，我便拿了镰刀和筐去“割草”，百般宠我的姑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