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世纪精选-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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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层的任务是要使人力资源变得富有成果。
　　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各个都是为了单一的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是经济组织。医院的存在是为了照顾病人，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给明天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和专业人员，等等。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还应该专注于一种服务。
　　在目的单一的组织中，决策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最优化”：要在一边的努力和风险与另一边的结果和机会之间找到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比率。
　　然而在一个政治程序中，你不会努力地追求最优化。你会努力地做到“令人满意”（正式的决策论术语）。
　　当一个管理者知道自己不能胜任时，他必须有勇气说“不”。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明知能力不足还出于好意去承担。
　　现代国家的理论认为，社会中将有一个“多数群体”和一个“少数群体”，而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一种国家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将会形成。
　　一个新的管理者，不论他管理的是企业、医院还是大学，只有不再把自身视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也不再被别人看成是这样的代言人，他才会成为有效的管理者。
　　公共利益的代表，“普遍意志”的代言人。
　　管理者将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除了追求组织的绩效，他们还必须要成为领导者及整合者。
　　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很少有哪种新的基本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新的核心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证明了自身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更是很少有哪种新机构的出现只遭到了这么小的反对，只引起了这么小的骚动和争议。
　　未来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变化肯定属于最高管理层。
　　在20世纪，很少有哪种新的社会机构、新的社会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变得不可或缺。但是，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曾经接受过如今动荡时期的管理对企业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层提出的这种考验——如此苛刻、如此富有挑战性、如此令人兴奋。
　　

《功能社会》语录（1）
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
　　首先政府就会通过税收机制来重新分配收入。最终，几乎毫无例外，政府会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掌管者，或者是经济的主要拥有者。
　　巨型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是其最不成功之处。没有哪个国家在成为财政国家以后成功地对于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事实上，帕累托法则发现收入额分配在社会主要阶层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富有活力，那么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经济越没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于是，帕累托法则声称税收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财政国家很多的举措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征税可以长期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但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的经验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最糟糕的是，财政国家已变成了一种“政治分肥国家”。如果预算的制定要从支出开始，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财政纪律，于是政府支出变成了政治家们购买选票的手段。
　　*国家政府信奉的一条基本法则是当选的人民代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保护选民的权益免受政府贪婪的掠夺和侵害。
　　对于政府的失望不分国界，也无关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在白人国家或者非白人国家都一样普遍。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种对政府的失望也许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断层，因为它标志着在当代人和他们的上辈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态度和心情上的改变。
　　没人相信，年轻人更不相信，如果把事情交给政府，冲突、问题还有决定就会消除。相反，政府在年轻人看来本身就成了邪恶的“特权阶级”。甚至老一辈的人也没几个相信政治太平盛世的到来会是由于政府的控制。
　　实际上，今天大部分的人们都已意识到把事情整个地交付给政府才是导致冲突、特权、牟利阶级和复杂决定的原因。我们意识到我们把事情交给政府的时候是使事情政治化了而不是消除了不利的政治因素。通过其他方面，我们也意识到政府不能代替决定。政府不能通过做出明智的决定来消除利益阶级之间的冲突。
　　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和谐，即表明拥有权力而实际上面临失控的冲突，也许是政府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非常善于创立各种行政机构，不过事情常常是这些机构刚成立不久就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就需要政府给予“特权”，还有财政拨款以及纳税人的不断支持才能获得政治豁免。换言之，这些机构一经建立就开始违背公众意愿和政策。
　　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可以表达共同的意愿、规划，并且使各个组织都能为社会和公民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又可以表达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在国际事务中能出现强大、有效的政府，以便我们能够抛开主权来为世界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机构。　。。

《功能社会》语录（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项目都是错误、无效和具有破坏性的，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政府项目最终都将失去它的效用。
　　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使这些决策奏效；集中社会的政治力量；使事情戏剧化；并做出最根本的抉择。
　　规模和预算方面的增长并非最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重大功能都是由这些大型的组织机构在掌管执行。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防卫、教育、执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卫生保健，还有求知领域——都逐渐地在由那些为了永久存在而设立的机构所掌管；这些机构都有专业人士管理，他们可能被称作“经理”、“管理人”或者“执行人”。
　　新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以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宪法下的单一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体系里，每一个成员，下至自耕农，上至权力至上的君主，都非常清楚地了解在这个社会体系里各个成员所处的位置、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们的问题。的确，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完全同样的任务和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级别不同而已。在新的多元化社会里，每一个机构的使命不同。每个机构都认为理所当然会存在不同的事务，而且也认为这种不同很重要。
　　大体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结构是独立于政治宪法和控制，也独立于社会理论以及经济学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一套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体系。
　　今天的组织是一个知识的组织。组织的存在使得数百，有时是数千种专门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当中。
　　今天的知识组织被设计成了一个永久的组织。所有过去的大型组织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诞生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使命，当使命完成之后就被解体，那些过去的机构只是暂时地存在着。
　　在永久组织里，各种知识被综合在一起来取得成果这也是新事物。组织已经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这也是新事物。而组织的社会则是其中最新鲜的事物。
　　组织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组织是手段，每个组织都是为了执行一项社会任务的社会器官。生存对于组织来说不是一个理由足够充分的目标，尽管生存对一个生物物种来说是一个充分恰当的目标。组织的目标在于对个人和社会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对组织业绩的检验和对于生物有机体表现的检验不同，对组织的检验总是位于组织之外。
　　各种主要组织的目标都不尽相同。每种组织都服务于社区的一种不同目的。不过在管理领域，各种组织本质上是相似的。
　　运作领域中的最后一块领地很可能是各种组织之间差异最小的一个领域，这就是组织内部的个人绩效的领域。
　　管理的绩效不会自动产生，它不是“获得成功的省力捷径”，甚至也不是“获得成功的努力方法”。组织是一种新的不同的环境，它对管理者提出了新的不同的要求，但它也给了管理者新的不同的机会，它要求更多新的理解而非更多新的行为。
　　因此，“社会责任”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要尽可能限制会对人们产生的各种影响，也要尽可能地限制机构会产生的其他各种影响。对社会和社区产生的影响是一种干涉，这些干涉除非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解释，否则便不能得到容忍。
　　第二条法则也许更加重要，那就是组织应当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组织有责任预测和考虑组织产生的哪些影响很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所以，组织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试图防止这些不利的负面影响。　。。

《功能社会》语录（3）
理想的情况是，一个组织能将社会需求的满足，包括它自己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会需求，转变为组织获得业绩的机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个组织都被期望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亦即成为能使各种资源得到更加富有绩效的利用的社会代理机构。每个组织都根据它自己能够取得的业绩来定义“富有绩效”，因此，每个组织对于成果的衡量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任务。
　　当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由于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时，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它们自己的创业成就时，它们的行为是最负责任的。
　　现代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职位和权威建立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原则之上。
　　每一个组织必须致力于创造新的事物。经理们尤其要在工作中做到以下这三条。第一，要力求将组织在从事的每一件事都做得更好，这个过程被日本人叫做kaizen（改善）。
　　第二，每一个组织将不得不学会探求知识，也就是说，在组织已经得到的成功基础上还要发展下一代可以加以运用的知识。
　　第三，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学习创新——创新现在可以被组织成为一个系统的过程了。
　　因为现代组织是由知识专家组成，这个组织应该是同辈、同事和合作人的组织。不能说某种知识要比另一种知识级别更高；对知识的评判标准是看它对组织共同任务所做出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知识本身的优劣。所以，现代组织不能是一个由老板和下属组成的组织，现代组织要是一个团队。
　　有着既定目标的机构逐渐成为社会目标、社会价值、社会效率的承载者。因此，机构政治化了。仅仅通过自己从事的特定领域已经不能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有的机构现在需要通过它们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来证明自己，所有的机构都要使自己外界的“顾主”满意。
　　当所有的机构在一个多元化的组织社会里被政治化了的时候，经理们必须要学会首先考虑他们顾主的需要和期望。只要企业是在一个市场体系里，那么客户的需求就必须最优先对待，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把股民看成是不得不让他们基本满意的顾主。
　　从现在起，进步、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需要的将是把知识运用于知识。这是知识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也许是最后一个阶段。
　　知识革命使知识变成了主要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们是限制的因素。劳动力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也是限制因素。所有的这三个因素都是“成本”而不是“生产要素”，因为没有它们，知识也无法生产；没有它们，管理无法实施，但是只要有高效的管理，也就是把知识运用到知识上，我们总是可以获取其他的资源。
　　知识已经成为资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源，这正是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创造了新的政治，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活力。
　　以下6个主要因素决定了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1）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要求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任务是什么？”
　　（2）要求我们促使知识工作者自己承担他们生产力的责任。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管理自己，他们需要自主性。
　　（3）不断创新必须是知识工作者工作、任务和责任的一部分。
　　（4）从事知识工作需要知识工作者不断学习及不断教导。
　　（5）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关乎产量，质量至少也同样重要。
　　（6）最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要求知识工作者被视为、被当成“资产”，而不是“成本”，并且要求知识工作者在所有的工作机会面前，优先考虑就职的组织，并愿意为组织工作。
　　知识工作的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获得最佳质量，不是获得最低标准的质量，如果不能得到最上乘质量的话，至少要是最佳的质量，而不只是起码的质量。
　　（1）知识工作者必须对自己的贡献负责——知识工作者针对质量、数量还有时间和成本来决定应该如何负责。知识工作者要有自主性，但同时也要担负责任。
　　（2）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包括不断创新。
　　（3）持续学习和教导必须是工作的一部分。
　　四条基本沟通原理：
　　（1）沟通是感知。
　　（2）沟通是期待。
　　（3）沟通是参与。
　　（4）沟通和信息完全不同，但是信息要求以正常的沟通为先决条件。
　　下一个社会将是一个知识的社会。知识将是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而知识工作者将是这个社会劳动大军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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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那国毅）
　　译者序
　　前言第一部分信息社会
　　第1章超越信息革命
　　第2章互联网引爆的世界
　　第3章从电脑普及到信息普及
　　第4章电子商务是最重大的挑战
　　第5章新经济还未出现
　　第6章新千年的首席执行官
　　第二部分商机
　　第7章创业者与创新
　　第8章他们是人，不是雇员
　　第9章金融服务：不创新就灭亡
　　第10章超越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变化中的世界经济
　　第11章伟大机构的崛起
　　第12章全球化经济与民族国家
　　第13章社会优先
　　第14章城市的文明进程
　　第四部分下一个社会
　　第15章下一个社会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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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