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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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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机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同步进行，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和制度的执行力，用制度促进权力运行规范有序，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而失控，以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在顶层设计安排下，以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监督，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达到有效制衡。
但目前的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又有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烦琐、效率低下的庸政、懒政、散政，也有暗箱操作、透明程度不够的现象。
因此，权力的配置要遵循职、权、责相对应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以及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以制度确立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坚决禁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的行为。
权力的运行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凡重大项目决策由集体商讨、多元咨询，实行效果评估制度，规范运行流程，提升制度刚性能力。
要执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司法机关依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运用互联网进行高科技监督，确保政务公开，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位。
（5）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
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的转变上，即从权力规则向制度规则方向的转变，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到注重柔性疏导的转变。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过多，运用市场手段间接调控较少，对各项职能大包大揽，转移外包的空间微乎其微。而按照《决定》要求，实现政府治理和服务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转变，就要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有效解决公共服务短缺、质量效益不高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
（6）处理好制度创新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的利益障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体系，是为法治建设提供的根本保障。依法行政是政府的工作准则，在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上，要确保按照制度规范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转换，引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创新政府制度工作体系是运用制度优势推进依法行政的良好过程，是提高执政公信力的最有效手段，要充分盘活资源存量、充分发掘制度、政策和法律资源优势，使依法行政得到有效实施。
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应该是有限政府。而许多官员却认为是管人、管权、管事的，因此形成了大包大揽，造成机构臃肿，办事拖沓，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乱伸手，正因为权力在握，最容易造成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形成腐败，这是无限政府的权力弊端。
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铁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又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理论命题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
2。简政放权600项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爬坡过坎的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抓好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各类所有制的经济活力。按照报告的思路，新一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2014年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全面启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诚信体系制度，继续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制度等，这些都是完善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制度举措。
简政放权是“做减法”，开发市场活力是“做加法”。
一方面，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整体意义上是减法。把该放的权力放掉，该管的事务管好，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资源配置有序化，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这是做的加法。
另一方面，政府放权同样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对政府管理水平相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裁判，为经济社会健康和发展保驾护航。
第5节。
二、用好“三只手”
市场铁规是政府处理与市场关系的首要制度，或者说是第一要件，这里面涉及“三只手”的问题。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突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一个权力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用好政府“有形之手”，放活市场“无形之手”，完善社会“自治之手”，积极主动放掉该放的权，认真管好该管的事，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在“错位点”纠正，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放权放活不放任，从而激发市场活力、需求潜力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争取改革的最大制度红利。
1。政府的手——“有形之手”
政府的手是有形之手。政府的权力有限，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政府的作为可以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能为而不为，是不依法行政，不尽职尽责、懒政、庸政、散政；另一种是可作为而不为，糊弄差事，渎职枉法，甚至讲“无利不起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作为的重点也成为利而谋。而政府与民争利则是失职于国、失信于民。政府运用超越权限的资源配置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寻租空间，这种与民争利的政府行为将是政府职能转变中最大的藩篱，必须彻底推倒。
政府该做的是与利益无关的、市场不愿做和做不好的，才由政府介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市场主体的活力。
（1）政府的作为
有为政府的作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坚持法治。坚持法治是有为政府的重要标志。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权力行使中，法治政府要求尽量减少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主裁量权，严格规定执法人员的权限范围，既不能越权违规也不能不到位、不作为。
②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政府要达到均等化、全覆盖、可持续，具有实质的公正公平性。
③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公信力。如果政府失去公信力，不维护好政府的公信力，无论你说的是与非、对与错，干得正确与错误，都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相应产生社会危机。
④提高政府效能。政府执行力的实质是提高政府效能。构建一个善治高效的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将社会、公民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标准，以及如何得到这些服务项目，均应明晰告诉社会公众，如果民众没有得到相应服务，找政府申诉，政府就应当予以补偿。
（2）政府的乱作为
政府的乱作为是政府职能转换之大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与民争利，扰乱市场秩序。政府获利的目的是与民争夺市场主体和市场利益，政府将自身变为一个经营公司，市长蜕变为总经理，书记像董事长，自己挣钱却不为民间谋利，这就是典型政府公司主义。它破坏了市场的天然公平牌、天然创新牌，把最灵敏的市场机制扭曲，造成市场恶性循环。
②越俎代庖，影响政府公信力。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压制市场活力，任意设阻，将市场的项目政府参与审批，给企业上枷锁，上缆绳，致使企业的市场动力减弱，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力，将政府的常规化工作状态变成了非正常的个体性工作状态。
③对雪中送炭不作为。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人的健康和安全，制定科学统一的福利配置标准。但一些政府没有很好履行职责，民众不要的政府偏要提供，民众需求的政府却闻而不为，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愤慨。
（3）用制度规范乱作为
用制度规范乱作为，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约束人的行为，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制度需要顶层设计，制度框架要清晰，制度结论要明确；
②政府运行要按照制度化的安排公开化、透明化；
③要维护公正、公平，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要有公众的参与；
④政府的“动脉血栓”慢慢把老百姓和政府隔绝疏远，人为地制造了体制性矛盾，必须运用制度给予溶解疏通。
这些方面都是在运行中要全面考虑的市场制度建设问题。
2。市场的手——“无形之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资源配置是指各种生产资料，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如何用各种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市场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渠道和流通纽带，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全部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规律必然要包括与资源配置直接关联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严格地说就是将市场的规律与政府的关系摆顺理好，让市场规律这只无形之手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推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1）市场之手需要处理的几个制度关系
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当前所发生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不配套、不协调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在城镇化市场开发的现状下，有的重商业开发轻居民安置，重城区扩建轻土地保护，重地上外观建筑轻地下设施配套，只注意了经济效益的主体而忽略了社会效益和民生，这需要在制度安排下，做好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建设规划，尤其是对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镇，更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学校、医院、娱乐、健身等关系社会民生的项目，保证在市场条件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②资金投入与项目落地的关系。在基础项目建设方面，如农田水利、市场区划开发等，由于地方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资金不及时到位的问题，在市场运作中，出现违规操作、牟取私利，使惠民政策大打折扣，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制度供给不足，造成责任不明确问责不到位所致。
③资金扶持与政策鼓励的科技创新关系。尤其是高技术市场产业的发展，在创新制度不足，创新社会贡献与个人价值体现不匹配等情况下，扶持科技创新项目，如加大对国产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资金扶持，优化电讯资源和铁路资源配置，加强对微电子产业等产业链扶持，都需要有制度层面的安排。
④经济增长与企业减负关系。在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方面，由于制度滞后，仍存在企业融资艰难、融资成本昂贵、财务负担重等困境，这样，对推动企业发展、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贯通方面，要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加强经营管理方面，也需要创新制度，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从整体上解决企业费用高、负担重、盈利低、经营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清理不符合改革方向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规定已是刻不容缓，当务之急。
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制度弊端仍然存在，如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一些地方财政资金投入竞争领域，影响市场公平；一些地方为提高竞争力出台大量税费减免退政策，导致资源配置抵消，造成财政收入的流失等。要保证释放市场活力，必须打破制度束缚和利益干扰，对政府设置的审批备案和具有强制性条款的等级制度，特别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隐形和变相审批事项，要进行全面清理，打破部门藩篱的利益垄断，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这对发挥隐形的市场之手作用极为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在当前资源配置状况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在非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就实现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同时指出：“要坚持在实践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践，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
（2）中国与欧亚市场的案例借鉴
强调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突破性的命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不只是字词的转换，而是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为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了制度基础。
我们可以从欧亚经济发展的案例中得到借鉴。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达到8％—10％，但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180多个经济体的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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