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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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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关承担主体责任确定了两个表率：第一个表率是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这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必须抓住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在改进作风、严明纪律、惩治腐败中不断凝聚党心、民心。第二个表率是严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这五大纪律。强化五大意识和纪律观念，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人，真正形成震慑力，在遏制腐败蔓延上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各级党委只有负起自己的严肃责任，种好责任田，以担当无愧于己、以行动取信于民，才能真正让党风好起来、政风清起来、民风正起来。
党中央明确提出的党委负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既是党章规定的职责，也是落实党要管党的根本宗旨。强调依纲防责两手抓，从四项认识上、工作部署上，或多或少还是把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任务主要落到纪检组织身上，这就混淆了责任，使各级检察院的党组依靠纪检监察机构，忽略了本身是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在制度反腐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规定，明确了双重领导责任制，反腐工作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六个机制中，包括纪检改革小组，从组织上将制度反腐纳入了改革的顶层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机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从党的纪律、监察工作双重领导，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方案》。会议指出，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前提、是基础，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洁身自好、管住自己，更要敢于担当，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全面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遵循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从五个制度层面确立了改革的顶层设计，这是在我党坚定不移反腐败这一历史使命面前，采取的最坚定、最有利的制度创新战略。
3。晒巡视制度“账单”
2013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明确指出，2013至2017年工作规划中要改革党的纪检体制，要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十八大以来，中央派出了多轮巡视组。
第一轮巡视组对10个被巡视的地区和单位晒出10张问题清单，每张清单都注明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转中纪委、中组部处理。
发现和揭露出的重大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江西萍乡官场发生了一次巨大震动。第一轮巡视组对湘赣两省边界的小城萍乡进行的巡视中，就发生了一系列官场地震。目前为止，包括萍乡原市委书记在内，4名厅级以上官员陆续被查，这就是萍乡市副市长孙家群、江西省人大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萍乡市政协副主席贺维林、萍乡市委秘书长张学民。萍乡官场地震至少牵扯多名要职现任官员、10多名房地产富商和煤老板，他们也多系市人大代表，均涉嫌巨额行贿。萍乡反腐巡视清楚表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就是踏石留印，抓铁留痕，无半点虚假短视行为。
第二轮巡视的答卷已经晒出，到2014年6月，10个巡视点的整改报告中，至少68名厅局级官员被查，12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全部被查人员12759人，其中包括国土资源部5名正局级干部、1名副局级干部、2名处级干部，共8名。吉林省巡视组立案1986件，结案2296件，处分2347人。安徽省处分县级以上干部76人。广东省立案4000多件，查处厅级干部违纪者38人。
二轮巡视后，中央巡视组指出领导干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插手工程项目、为亲友牟利、住房和办公用房超标等。
第三轮中央巡视工作已于3月末全部展开，巡视重点为着力发现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法违纪问题。
2014年3月至5月的首轮巡视已经结束，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反馈情况分别向各省区、单位晒出了共14个“问题账单”，这类“账单”的主要问题包括权钱交易、工程建设、跑官要官、基层腐败的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执行政治纪律的情况和选人用人的情况，其中，问题较多的是聚焦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2）“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工程建设、土地、教育、卫生医疗等部门和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工程建设、工程招投标、土地转让等方面存在权钱交易，甚至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基建工程”都存在严重腐败隐患问题。
北京丰台花乡高李庄的一个乡企老板，涉嫌受贿1000多万元，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多万，海淀区—村会计挪用资金119亿元，现有乡村干部56名被查处。是一起典型的“小官巨腐”案件。巡视组向北京市反馈的问题账单中指出，北京市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形势依然严峻，在各级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工程建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部门和领域的腐败案件相对集中，“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北京前8月党纪政纪处分608人，其中局级5人、县处级101人、乡科级178人，移送司法机关94人。
（3）建筑系统腐败严重
中央巡视组的问题账单中，10个省份存在城建腐败，5个省份存在土地腐败。如新疆一些领导以权谋地，辽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产资源交易等，海南少数领导干部在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和选人用人等方面以权谋私，山东有的领导干部及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等问题突出，福建土地开发领域腐败问题突出。
（4）一把手的违纪
今年的“问题账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今年首轮巡视中，山东被指出，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呈上升趋势；天津被指出，一把手违法违纪案件多危害大。山东还被指出，对审计领导干部中发现的问题责任追究不利，这表明，一把手反腐已是反腐领域的重点环节。
除了上述问题，账单中还指出，一把手违法违纪问题还有如中粮集团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奢侈浪费问题突出。宁夏有的利用宗教习俗敛财，辽宁经济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等。这些涉及一把手问题的账单，充分表明中央在惩治一把手的违法违纪及腐败方面，已经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
（5）买官卖官问题突出
问题账单点了河南和山东的名，指出，河南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山东有的地方买官卖官问题比较严重，带病提拔、跑官要官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干部为了升迁热衷于找关系、拉票现象很严重。
同时，中央巡视组又将广东“茂名窝案”重新巡视调查，在沉寂两年后，对系列官员进行了处理，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的159人中，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目的是以“茂名窝案”树立惩治买官要官的“样板”。
（6）1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
打“老虎”拍“苍蝇”是中央巡视组的主要职责之一。三轮中央巡视组进驻了21个省区市，包括湖北、贵州、内蒙古、重庆、江西、云南、山西、安徽、广东、湖南、海南11个省区市。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有16名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山西多达3人，包括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此外，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曝主要与在山西的任职经历有关。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均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原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虽也是两人，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曝被查因多是主政江西时的一些行为；江西还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原省委常委赵智勇。
重庆（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栖伟）、海南（原副省长谭力）、内蒙古（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广东（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贵州（原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安徽（原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均为1人，但云南也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省委原常委张田欣。
上述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前后，山西、江西、广州等多地发生官场“地震”。
如山西，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当晚，中纪委通报，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等3名当地官员涉嫌违纪被调查。三天后，金道铭被调查。8月，被查官员又有副省长任润厚、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统战部长白云。9月自此至令政策、杜善学被免，山西被调查的官员已达30多人，其中厅局级达18人。
安徽多名官员被查。自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进驻安徽，安徽多名官员被调查，包括安徽省滁州市原市委书记江山、安徽铜陵市原政协副主席吕爱民、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胡学凡等。其中，江山、吕爱民与韩先聪发生官场交集。
这次中央的问题账单中指出，安徽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工程建设领域和选人用人方面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易发多发。这次安徽官场的重型“地震”即是重要例证之一。
第13节。
五、创新反腐制度
1。建立互联网反腐平台
运用高科技手段，构建互联网反腐平台，13亿人民成监督主体，这是我党反腐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创新，透视出互联网时代的反腐新思维、新手段。
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王岐山到网站调研，要求“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重要舆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紧跟着最高法、最高检公布利用信息网络举报诽谤等案件，一大批造谣传谣的“大V”落入法网。这表明，在反腐的制度设计上，利用互联网的最大变量，借助互联网回应社会的关切，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建立了反腐制度的创新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尧设谏言之鼓，舜立诽谤之木，为百姓参与监督提供平台。今天的互联网反腐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第一时间内发布案件信息，让鼠标直通中央，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央反腐领域思路的广阔。d米d花d书d库d ；http：//www。7mihua。com
对网络反腐，社会反映极佳，评价很高。群众认为开通网站接受网上举报，政府与社会互动，是真正迈出了反腐倡廉的坚实步子；在纪检最敏感的领域，公开透明聆听民意，用制度提升全民反腐实践，这无疑是敲响了一场反腐人民战争的雷鼓。
2。建立12380举报平台
12380举报平台是中组部开创的举报平台，是接收线索举报，联系群众的窗口，要在阳光下选人、用人。并且专门作出了“全国组织系统12380举报电话受理工作的暂行规定”，规范了举报工作的程序和方法。2013年编印的《12380举报工作操作手册》对举报受理、办理、督办、办结、统计分析、工作职责、纪律要求逐一进行说明和规定，总结出举报案件的具体方式，受到了国内外热烈欢迎。
这一制度平台的建立，本着努力取信于民的工作宗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提高监督效能，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预防和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到2014年3月的统计数字，反腐平台的总访问量近3亿次，日访问量超过120万次，其中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已经曝光的典型问题案件700多起，发布了200多起案件查处消息，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余人，地厅级干部100多人。根据6月份的中纪委网站统计情况通报，从2012年12月至2014年4月，490天内有285名官员被调查通报，平均每周4名。过去一个月公布案件多达67起，涉案官员70多人。最有影响的是一周内打下“三只虎”，即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以及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及官员、级别、人数可谓惊心动魄，表明反腐的速度、手段，都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台阶。
3。重磅打击行贿罪
最高检在2014年5月通报，今后反贪重点将查办行贿犯罪，无疑这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上的又一创新成果。据统计，2014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000余件，涉及万余人，其中大案6000多件，占总立案的80％以上，涉及要案人数600多人，包括厅局级57人。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贵州省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从重大案件的承办实体分析，一大批腐败分子犯法本源之一，就是企业和个人的行贿犯罪。
随着反腐进程的深入，行贿犯罪成为反腐的重头戏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行贿与受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都重受贿而轻行贿，这无意中助长了行贿案件的滋生蔓延。如广州市监察机关2014年一季度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0％，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的总数。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这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关键。
4。审计制度的强大反腐动能
2014年6月，国家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通过审计共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贪污腐败违法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名官员，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权和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单位。314起案件中，呈群体性的腐败案件特征凸显，35％的案件是串案和窝案，其中31起案件的主犯亲属参与，作案手段隐蔽。在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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