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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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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族群政治和民粹主义作为孪生的政治现象基本同时出现，成为台湾政治变迁和民主化的重要特征。
有学者认为，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族群一般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这个概念范畴比“民族”要小一些，与“种族”相比，已经不再明确强调体质特征，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心理认同的一致性。关凯著：《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20页。“族群”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台湾后，最初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不久以后，随着台湾社会转型的推展，族群概念开始被政治学领域借用，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
目前，台湾政界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少数民族、外省人。在本书中，作者对外省人的历史面貌着墨较多，但是没有对目前台湾族群划分标准提出分析。其实从严格逻辑学的角度上看，四大族群划分标准是混乱的。如本省人与客家人、闽南人、台湾少数民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唯一可以作为这种区分标准的，似乎是“身份认同”。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显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台湾学者王甫昌认为，社会学者对族群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或文化，而自认为，或者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如果从这个定义去判断族群概念内涵，可以看出，族群其实是主观和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概念定位并没有说清楚族群概念相对于其他概念如民族概念的比较意义。台湾学者王明珂则从族群分层的理念出发，认为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是在近代国族主义的视角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尤其如此。“但是必须提及的是，各层次的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副的民族。”很显然，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族群建构的外部性和主观性特征，缩小了族群问题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轨迹可能对族群建构所带来的影响。
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整个政局发展影响最大者，还属省籍族群问题，即基于省籍身份认同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本来非常普通的省籍区分却在台湾政坛上演化成族群区隔和认同区隔的标尺，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本土化的进程；已经成为观察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族群概念应用范围向政治领域扩展的冲动来源于权力斗争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使本省籍政治精英在政治上长期缺乏上升的通道。本省籍政治精英在体制内无法取得更大政治空间的情况下，不得不诉求于体制外的抗争路线，利用“本土”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扩大政治生存空间。族群边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蒋时期，因为社会统合力的强大，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虽然不断发酵，但是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李登辉上台后，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借助于自己的“本省人”身份，开始鼓吹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以“本土势力”为奥援，打击反对力量。一方面，李登辉与民进党暗通款曲，以“在野”压“在朝”，打击党内的外省反李势力；另一方面，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不断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惟李登辉的民主化是依台湾化的集体意识来推动的，即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也是所谓的非主流派。”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运作，李登辉逐步瓦解与分化了怀有敌意的、以外省政治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1993年，李登辉成功地运用族群动员的方式，以一句“外省人行政院长欺负本省人总统”的政治耳语，将“行政院长”郝伯村赶下了台。随后，李登辉操作通过了“总统”直选方案，将自己权力的基本支持来源建立在所谓的“民意”基础之上。在族群动员的作用下，外省人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
第6节，
几乎与此同时，民进党族群建构和族群动员的步伐也在加快。民进党族群理论建构的过程是和以下两个方面的诉求分不开的：一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实现民主；二是迎合部分人的分离意识而提出的“住民自决”或“台湾独立”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民进党发展出了“本土—外来”、“本省—外省”、“爱台—卖台”的省籍族群二元概念架构。民进党的这些做法与李登辉排挤外省人的努力一起，对外省人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压缩的效果。
省籍和族群动员的结果，台湾政治结构中外省人族群迅速边缘化，省籍问题当初形成的基础已经消失。但令人费解的是，族群问题的建构和消费却远没有结束。相反，民进党特别是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本土”政治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彭怀恩教授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族群动员一旦形成，就会在独立的循环中自我强化。“当族群认同形成后，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分野被政治人物进一步政治化。”易言之，目前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作为族群和省籍动员的产物出现，而这种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已有族群想象。不但如此，族群区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如张铁志所说，台湾政治变迁的特色，包括阶级矛盾的黯淡，以及党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使得台湾民主运动的初期，反对论述主要是以族群间不平等为根基的“本土化”路线。除此之外，党外运动也以比较可以召唤不同族群支持的“民主化”论述作为动员策略。然而随着“民主化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完成，民主对抗威权的政治分歧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动员中就只剩留下认同政治可以操作，族群身份区隔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自然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岸关系的剧烈变迁，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认知模式延伸到两岸关系领域。按照张铁志的话说，认同政治在新舞台上有了新角色：20世纪90年代“台湾主体性”的上扬，强化了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是故原来的省籍矛盾更被添加上认同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过去执政八年的经历来看，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族群区隔意涵。
族群政治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对抗与冲突。从党外时期开始，民进党为了和国民党相区隔，与本省民众接近，不断强调街头抗争。民进党喜欢对抗的政治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动员和街头抗争的结果。在族群区隔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区隔，这是族群身份区隔的自然逻辑结果。于是，政治对抗自然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情况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的政治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可以理解，尽管民进党不断采取冲突策略，甚至有时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但是依然还能得到许多本省民众支持。原因就在于敌我区隔的建构。
本省族群挟强大的气势对外省族群形成了压迫，外省族群则通过不断向“本省论述”靠拢的方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不过这种族群对抗在岛内已经趋于淡化，无论是本省族群，还是外省族群，都力图通过放大两岸关系认同分歧的方式来减弱内部族群冲突造成的影响。因此，当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政治评论人傅建中说，“老实说，马先生是岛上大多数人最后的希望，特别是外省族群，大家当然希望他好，不愿见他倒。否则，覆巢之下，绝无完卵。”他认为，大家对马爱之深，责之也切，但基本上都是为他好，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和他绝对对立的人们。“不管马愿不愿意或喜不喜欢，他已被选为台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人物，马也是台湾最后的希望，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和他休戚与共，荣辱同沾。他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马都得一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誓做他的后盾。”不过在民进党人梁文杰看来，傅建中的观点不过是外省族群的政治生存策略而已。梁所说的政治策略是指，“外省族群经常会隐藏对本省族群的轻蔑。因为外省族群知道，唯有在不触怒本省族群、不使本省族群凝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障。所以，他们希望台湾不要分本省外省，并且认为台湾没有族群问题，还认为省籍矛盾都是政客操作的结果。傅建中的话不过是透露了外省精英危险的想法而已。”梁在这里显然将傅建中话中的两岸语境替换掉了，而换成了岛内的政治语境。这里，傅建中显然是在两岸关系的语境下去讨论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将外省族群的未来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处理以及台湾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外省族群的两岸政策取向表现得比自称是代表本省人的民进党政治精英更为保守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第7节，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政党政治是台湾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果。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发展，台湾逐渐形成了两党政治的基本框架，虽然这种政党体制目前并不稳定，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台湾已经初步具备了两党制的雏形。政党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如果说前面所谈的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和价值分配格局的调整聚焦于对政治衰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则可以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解释台湾民主化过程与政治衰退的内在关联。本节部分内容曾公开发表。
341台湾政党政治与政治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系指颇为规则化的行为系列或可观察的规则行为。这里的“模式”有类型、一定形式或具有特定方向的特性等意涵。行为模式指有关外表行为的特定倾向或一贯特性，其重要特征是可重现或反复性。当一系列的行为达成目标后，行为模式并不立即消失，而在其他类似的情境中重复出现，使人感觉到它是固定的，有规则的，以及始终一贯的。行为模式虽从外表行为观察及推定，但其形成却与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存在着因果关系。有些社会学家甚至将某些心理因素，如动机态度、价值取向等包括在行为模式的范畴里。王云五等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普及本第一册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61页。行为模式是行为者长期与所处情境互动的结果。同时，由于行为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定行为模式下行为者的行动有一定的可预期性。┬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人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政治学研究中以政治行为为中心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在上个世纪初发展成蔚为大观的行为主义学派。一般认为，政治行为是指有关政治过程的思想和行动，它包括隐藏在人类内心世界的有关政治反应，如政治思想、态度、信仰和价值等，也包括可见的政治行动，如选举、抗议和竞争等。俞可平著：《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52页。这些相关研究题域的出现是对当时政治学研究中过多关注于政治制度静态分析研究模式的反动，并吸收了当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成果。及至后来新制度主义兴起，行为主义虽然有日渐式微的迹象，但是其理论成果却作为学理资源被新制度主义继承下来。尽管各个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对政治行为观照的视角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已经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了新制度主义的不同研究题域中。所不同者，在制度主义的语境下，对政治行为的考察突破了行为主义范式的微观偏好，向中观和宏观方向发展。
政治行为模式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相对稳定、带有规律性的政治行为取向。心理学的行为模式理论认为，“行为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行为以达到特定目的的结构；在一个行为模式内可以有场景、执行或完成行为的角色、一定的道具等。本书为便于讨论，对这个模型进行了简化。进而言之，政治行为模式包含了行为者的选择结果和选择趋向两个层面的内容。政治行为模式只是反映政治选择的主流趋向，并不排斥该模式之外的政治选择存在。
第8节，
政治行为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制度范式制度范式其实涵盖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其最简化的分析路径是“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绩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而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同时，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因时、因地，特别是因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可塑性。因此，政治行为模式的基本样态其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长期来看，真正能使政治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环境的改变，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模式会在理性选择的驱动下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调整。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较为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反映了两个政党在争取选民认同方面的不同认知。国民党的行为模式可以称为“组织—动员型”，民进党的行为模式以制造政治对立与冲突为主要特征，可以称为“对立—冲突型”。
国民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国民党政治动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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