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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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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解决。”
1998年，佘智勇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拿到硕士学位。他的成绩优异，许多跨国公司都渴望得到他。他最终选择了海信，因为他“相信海信的发展潜力，认为自己在海信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很难确切地说明，为什么佘智勇这样的人在海信能够如此普遍。有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企业文化的培育，有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成功，但更多时候我们应该相信，是海信的创新精神的氛围让他们获得了成功的快慰。
创新的过程就如同战争一样，包括长期的沉闷、单调和短暂的强烈爆发。当工程师们惊呼“找到啦”的时候，他们获得了一种突破性的发现。就在他们惊呼的瞬间，一次技术创新就变成了历史，从指缝间滑落，变成了过去。
创新就是努力地、不停地去将更多的技术变成历史。它需要人们努力工作，而且代价高昂。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工程师们不能懈怠，必须保持一种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快乐。
周厚健说：“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出息、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创新精神和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战略。”
2002年11月，海信集团开始设立科技创新奖，最高奖金高达50万元，最低也有4万元。
2003年1月，第一届科技创新奖有了结果，海信通信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杨文琳和她的小组成为最幸运的人，他们拿走了50万元，留下的是海信决策层对于海信成为“知识工厂”的渴望。
杨文琳获奖的原因，是她和她的小组开发出了C2101手机，这是国内第一款CDMA彩屏手机。
作为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杨文琳，曾经开发完成了国家863项目、海信彩色掌上电脑（HPC）、嵌入式操作系统。《海信时代》说她“为海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科技成果奖”。
2001年，海信集团任命杨文琳为海信通信公司技术副总经理，由她主持海信移动通信产品的开发工作。这是同日本日立公司合作的项目，在合作的过程中，日本人坚决要求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杨文琳与海信研发人员一起认真分析双方的研发现状，及时正确判断出了海信研发人员的研发实力，表示“绝不照抄照搬日方的东西，要做出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移动电话”。
杨文琳带领海信研发人员，策划开发最新的CDMA手机产品，在产品开发中更多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到了后来，海信CDMA手机研发人员的技术实力使日本人逐渐转变了看法。
2001年，为了使海信通信公司获得国家CDMA定点生产许可，杨文琳高度重视、狠下苦功，最终她在定点申报材料中的解说“给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产业部及其他相关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高度评价”。最终，考察小组一致认为：“海信的自主研发实力、技术掌握程度和开发环境是目前国内最好的。”
那年8月，海信成功获得了国家CDMA手机定点生产许可。杨文琳主持设计的海信第一款CDMA手机C2101也成为中国联通CDMA网络测试使用的唯一基准手机和重点推荐产品。正是这款手机，使杨文琳成为最幸运的人。
在第一届科技创新奖公布的那一天，幸运者还有很多人，他们身上的创新精神，代表着海信的绝对速度，代表着海信恒久不变的法则。
海信的创新精神（2）
多年来，海信集团一直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以技术孵化新产品、以新产业为推进器的发展战略。近两年，海信每年获得的专利都超过了100项。
海信的创新精神是海信的灵魂，技术创新又是产品质量的根。周厚健曾经说：
“如果把一个企业比做一个木桶的话，技术是桶底，其他都是桶帮。因此，技术便是产品质量的基础。
技术创新的能力是核心能力，只有建立在这个能力基础之上的质量管理体系，才是有效的。一件新的好产品，是消费者的需求。新，靠技术的推陈出新；好，除了满足消费者价格接受程度外，就是在品质上超越消费者期望的要求。”
在海信，在江西路11号，对新事物、新技术的好奇成为那些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海信的那句口号——创新就是生活所表明的。
从1992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海信已经变成了一部创新机器，一家真正的“知识工厂”。要确切地说出海信为什么拥有这种特异的创新精神，几乎是一件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事情。
创新是海信的生命。海信的创新法则是——速度，绝对的速度。对速度的执著，对创新的偏爱造就了今天的海信。
不断地创新。这就是海信的命运，也是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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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使命
什么是民族工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出的标志是：一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二要有自己的品牌。这两条是民族工业的根本。
海信是真正的民族工业，也是真正的全球化企业。对于整个民族，对于整个行业，海信有自己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这是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的索尼所遵奉的哲学观。他们以“绝对的速度”创造了一个索尼神话。
在今天的中国家电工业，“技术创新”是别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只有那些对国家和民族充满使命感的企业，才真正钟爱“技术创新”。
海信人尊敬爱迪生，但并不认同他。他们认为，爱迪生把创新的精神带给了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却没有带给他自己的企业。的确，作为企业家的爱迪生并不十分成功，他的创造力被湮灭在勾心斗角中了。
海信想做到真正的“双赢”，也就是国家能够和企业一起享受到技术创新的快乐。
2003年春节过后，整个青岛还弥漫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空气中还散发着节日的香味。那些辛劳的海信人又要开始新的一年奋斗了。每年，他们都是这么生活；每年他们都要比别人更早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正月初三，公历的2月3日。江西路11号。
海信研究发展中心的员工在这里举行了升旗仪式。那天下着小雨，夏晓东副董事长和郭庆存主任主持了整个仪式。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当海信旗升起的时候，那些海信人明白了他们身上所担负的责任。
夏晓东和郭庆存各自讲了话。在细雨中，他们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家企业，海信负有独特的历史使命；作为海信的研发人员，作为海信的大脑，研发中心的员工要知道自己在整个国家的位置。
郭庆存始终相信，每一个海信人都对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负有使命。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说：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如果不落实到企业，那就是空的。在国外，科技进步的责任，主要由大公司承担。美国实行的是政府定购。要知道，论文是不能当饭吃的。”
他曾经设想过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框架——在他看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研究院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放大。
是什么刺激了他们富有如此激情？
是什么让一向务实低调的他们许下如此沉重的诺言？
熟悉海信的人或###白，是周厚健带给了他们刺激。
2003年1月下旬，周厚健董事长参加了美国CES展览会，他回国后心情异常沉重，感想颇多：
“感想之一，我们与国外大公司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差距之大让人担忧。13年前我第一次参加CES展览，那里聚集着世界最强的企业所展示的最好产品，那时我亲眼看到了韩国和日本的技术差距；但是13年后的今天，我所看到的中国与韩国的技术差距远远大于13年前韩国和日本的技术差距。中国企业与韩国三星、LG等公司相比，存在着很大的技术差距，若和索尼公司相比，则技术差距更大。感想之二，中国企业吹牛炒作蔚然成风，这种浮躁的企业运作方式，是在‘自掘坟墓’，殷切希望全体海信员工，能不断提高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不要务虚地吹牛炒作，更不要卷入到这个炒作的旋涡中去，应该切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感想之三，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差距？尽管很难描述它，但我可以肯定：现在我们中国企业与国外大公司的差距，已经处在了两个落差很大的平台上，甚至可以说是在落差很大的三个平台上。这种差距不仅是技术上的差距，甚至是产品概念和技术概念的差距，准确地讲，我们已经落后得非常远非常远了……”
对于技术差距的认识，对于民族工业未来的担忧，使海信更加清晰自己身上的使命。它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小家、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什么这种使命感恰好落在海信的头上？
为什么这种责任感恰恰积淀在周厚健的内心？
我们必须看到，海信所承载的东西实在太沉重了。海信的使命，是中国整个家电工业的使命，是所有电子信息百强的使命。仅仅有一个充满使命感的海信不够，仅仅有一个沉重的周厚健也不够，只有整个行业都如海信一般，只有所有企业家都能负起责任来，中国家电工业才能弥补与韩国、日本、美国大公司之间的远远超过13年的差距。
这不仅仅是海信的责任。
这是整个中国工业企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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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
一个负责任的工业企业能够领导技术潮流，它们不仅仅创造新事物，而且善于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周厚健说：
“技术创新其实并不仅仅是不断创造新的产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产品的设计质量、制造质量以及检测质量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有一次周厚健出国参加展览，见到了美国道康宁公司的几位光电学家。当他们得知他来自海信时，说：“你们海信真了不起。有一位年轻的光电专家改进了我们的技术。”
“海信的一位光学专家？”周厚健带着疑问回到了青岛。
韦晓辉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本科生，他改进了道康宁公司背投影的线路，将焦距缩短了15毫米。在肉眼所能观测到的范围内，15毫米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距离，但是对于电视工业、对于背投影电视来说，15毫米意味着技术上的非凡创新。
郭庆存主任说，他后来了解了韦晓辉的一些情况，觉得韦晓辉是一个很平静的人。“他很年轻，学历也不高，但专业很对口。更为关键的是，他觉得自己在海信找到了位置。”
把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把平凡的事情一千遍一万遍做对就是不平凡。”在海信的办公室中，这句宣言被高高地悬挂在那里。
在江西路11号，有无数的年轻人在做着相同平凡的事情，他们的追求与韦晓辉一样，就是要把相同的事情做得更好。每改进一道工艺、一个配件，或者缩短哪怕1毫米的焦距，他们都会兴奋不已。
这些平凡的年轻人，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们为海信、为青岛、为整个民族却同样做着伟大的贡献。
多年来，海信人始终以冲刺的速度追赶着世界工业的大潮，他们步履匆匆，却没有忘记独立潮头的梦想。
###曾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显然，达成“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仅仅有海信是不够的，仅仅有那些清醒的企业是不够的，只有整个国家具备了“创新精神”，这个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一条百年海信的路上，周厚健、于淑珉和那些平凡的工程师会永远清晰自己的使命。他们也许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百年海信的诞辰，也许只能成为百年海信的铺路石，也许只能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百年海信纪念碑的基座上。但他们不会忘记，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的努力。
创新决定了海信成长的速度。譬如在海信空调公司，从1997年开始，在技术创新上“绝对的速度”掌握了它的命运，正是这种速度使一些小公司成长为一些大公司，也正是这种速度，使那些跟不上速度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地。
对于海信来说，任何新产品的诞生都不是技术革了价格的命，而是速度革了对手的命。市场是最残酷的战场。
无论周厚健还是海信都曾经有过迟到的经历，但是今天他们却站在胜利者的舞台上表演。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幸运？
是什么让他们可以得意地观看对手痛苦的挣扎？
周厚健肯定会同意，这一切都是拜技术创新所赐。
你怎么理解下面的话？
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为了改善而改变。
把平凡的事情一千遍一万遍做对就是不平凡。
对速度的执著，对创新的偏爱造就了今天的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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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英雄夏晓东（1）
2002年夏天。在经过无数个夏天之后，夏晓东有机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夏天。那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夏天，先是海信退出了青岛家电博览会，接着周厚健推迟了“三园一厦”落成典礼。他们一起去了日本，在那里，他们与几家跨国公司的领导人进行了残酷的谈判，最终在7月底，海信与住友结成了战略联盟。
接下来该是什么了？
8月中旬，“三园一厦”的落成仪式终于开始了。
夏晓东，作为海信集团副董事长，有机会在这个夏天体味一种特别的味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夏晓东1981年来到了青岛电视机总厂，在此之前他是北海舰队的航空兵。夏晓东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好是青岛无线电厂成立的1969年。他并没有出现在江西路24号的手工作坊里去研究红灯牌半导体和黑白电视机。
大学毕业之后，夏晓东选择了“到部队锻炼、改造”。那时候他站了一年的夜岗，参与盖了一栋家属楼，便没再参加其他“重大的行动”。
的确，部队的技术性工作与他的想像有差距，每当回忆起在部队的那些日子，他感到并不怎么甜美。他说：“出于（技术工作与想像有差距）这种考虑，我多次请求复员到地方。”他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5年的努力，1981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出现在了青岛电视机总厂。
他刚到电视机总厂的时候，人们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谁也不会想到他将是日后这家工厂的权力人物之一，也不会想到他将带领着日后的1500多名工程师为海信的技术创新创造一个美好的前景。当时，他只是一个复员的航空兵。
他先从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干起，然后到了车间。终于有一天，他变成了车间副主任，慢慢地，在一个计划经济年代里他又变成了代理主任、主任、工艺处处长……
1992年，周厚健执掌了江西路11号的权力之后，他获得了周厚健的信任，以副厂长的身份兼任技术中心主任。那是海信的“灵魂部门”，在那里，夏晓东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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