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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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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看所谓中国工人拥有的压倒性的竞争优势。的确，在1995～1999年，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成本只有730美元，而德国工人是35 000美元，美国是29 000美元，英国是24 000美元。那么，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人的工资会被中国人拖下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前景吗？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而且基本不会。中国的人工成本便宜是因为生产率比较低。每位美国工人每年能创造81 000美元的附加价值，德国工人是80 000美元，英国工人是55 000美元，而每名中国工人只能创造2 900美元。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资水平高出很多，但他们的竞争力未必会受到影响。
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的相关关系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斯蒂芬·古拉伯分析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这个指数考虑了劳动力成本、生产率和真实汇率的变动，如果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同时真实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保持不变。古拉伯考察了七个发展中国家，发现其中五个在1970～1993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两个有所下降（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前五个国家，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在后两个国家，工资的上涨速度则更慢。发生这样的偏离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初期（或末期）的真实汇率高估或低估，初期或末期的劳动力市场失衡等。但总体情况很清楚。古拉伯分析了49个国家在某一时点的情况，发现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各国工资上涨速度的差异大部分可以用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
那么，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效率为什么比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高那么多呢？一个解释是，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本设备要多得多。2000年，中国的人均总资本形成只有美国的水平的4％（按市场汇率计算）。另外，由于中国是在快速增长之中，它在几年前的投资率相对更低，因此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拥有的能投入的资本就更少。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来说更高。第三个解释是，中国人缺乏成熟的现代管理和制造的经验。最后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结构上存在差异。中国专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附加价值少于发达国家。但通过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的出口，中国可以逐渐获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技术诀窍。但在目前而言，中国并不出产波音飞机，而美国则不专注于服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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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3）
到未来，中国的工人和管理者的效率以及他们掌握的资本将会快速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快速进步。６但这并不会让中国的竞争力变得无法抵御，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世界里，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种情形已经在亚洲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如韩国。今天的韩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是中国的15倍，而在50年前则差不多。进入高技能阶段以后，中国人的工资和劳动成本将随着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同时其比较优势也会改变。今天的韩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服装制造，到一定的时候，中国也会放弃。
在这方面，有的人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和韩国存在不同之处，中国有着大量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在竞争环境中，这些人的工资不会受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的推动，而是由农村的低生产率决定的。如果农村的生产率进步缓慢（实际情况也很可能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又保持活跃的竞争，那么，中国的工厂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很慢。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却肯定会普遍提高，这会不会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可遏制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假定真实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一单位资本和劳动可以创造的产出）却在持续提高，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有动力继续利用依然廉价的劳动力，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样一来，整个产业的就业人数会大量增加，而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提高就会仍然较慢。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景象。但接下来，当劳动力供给开始紧张之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都会快速提高。历史上，韩国在一二年的快速增长后就出现了后面描述的事情。
如果条件允许，中国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然而，如果政府限制劳动力自由进入现代工业，或者工资被提前推高（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则将导致中国最后出现二元化的经济：少数有特权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但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总体的生活水平也低于理想状态。由于中国对劳动力流动实行限制，这很可能发生。也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总之，我们仍然可以确信，真实工资水平和人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依然成立，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在长期保持缓慢的增长，要么是真实工资和生产率都快速提高。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并不具有那么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理想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度萎缩呢？从1970年到2000年，美国共损失了25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26。4％下降到了14。7％。英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在1970～1998年之间减少了350万个，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34。7％下降到18。6％。英国的情况可以说比较极端，但其他国家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70年为39。5％，相当高，到了1999年已经下降到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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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4）
为了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以及相对比重的下降，我们必须寻找最根本的原因。在理论上，就业数量取决于产出和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速，就业量就会减少。如果制造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他行业，那么不管就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如何变化，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重都会下降。接下来，产量则取决于需求的增长和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贸易收支严重恶化，即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仍然在增长，国内的产量依旧可以下降。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美国著名的关注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计算出，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的上升，大约可以解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降幅的1/4（从1970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5。9％）。2001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 000亿美元，接近GDP的3％，其中有1 650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欧盟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总体而言却有着1 200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盈余为500亿美元。因此，外贸导致美国对制造品的需求的增长和国内产出之间出现了缺口，但对欧盟而言却不是这样。在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对于欧盟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变化。或者说，如果与发展中国家维持贸易平衡，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会紧缩，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扩张。这对欧盟自身是有利的，因为与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一样，这可以提高欧洲人的潜在收入水平。唯一的要求就是劳动力市场要发挥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产量和生产率的关系。在1973～1995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而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5％。其他所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差距。因此很自然地，相对于整个商业部门来说，如果两个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相当，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将会萎缩。此外，高收入国家的人们花在制造品上面的支出份额在减少，而服务消费的份额在增加。于是，对于制造品的需求的放缓以及生产率相对更快的增加，共同导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下滑，这与贸易收支无关。
我们来讨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某个经济体在初期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为15％；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2。5％，而其他产业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5％；对于制造品的需求每年增长2。0％（真实价格计算），其他产品（以服务为主）的需求每年增长2。5％；该国的制造品和服务的外贸收支都保持平衡。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经过25年之后，该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就会下降到11％，在50年之后下降到8％，100年之后下降到4％。简单地说，农业的今天就是制造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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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5）
如果认为这将是灾难，那就说明你陷入了〃劳动总和谬论〃的误区。这种观点以为，经济体中的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固定的，而任何有经济史常识的人对此都不会当真。要知道，200年以前，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4，但现在只占已经扩大很多倍的总人口的2％～3％。有那么多人不需要种地了，他们都没有工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许多职业比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想象的要有趣和轻松得多。未来也会是同样的。
于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超级竞争力浪潮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就业、产业和经济活动出现巨大浪费的观点都是妄想症。不过，这对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有启示性的。当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为美国或欧盟提供产品的时候，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真实收入水平将会改善。这意味着，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会下跌，也就是以相同的出口产品能买到更多的进口产品，自然代表着改善。实际上，对于那些给中国提供其需要的高级产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国家来说，这正是鼓励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贸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然而在一个拥有很多国家的世界中，新加入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完全有可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通过进口国的市场竞争进行的，而是通过其他市场。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成长，它们出口的产品（制造品，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品）的价格相对于它们进口的产品的价格显著下降（高级制造品、能源、其他原材料产品和食品）。
这个趋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过去30年，初级产品的真实价格一直保持低迷，唯一的例外是石油，其真实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暴涨，在八九十年代下跌。对于多数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是很有利的，因为它们都是原材料商品净进口国，而对于很多原材料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不过，假如中国哪天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材料商品进口国（已经极有可能），就足以逆转商品价格的整体走势。此外，中国还会压低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价格。尽管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下跌对于发达国家有利（净进口国），却可能伤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此外，世界高级制造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原材料产品价格如果降低，则会损害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的大小。以美国做个极端的例子，2001年，美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商品出口额为7 300亿美元，进口额为11 800亿美元，制造品的净进口额为3 000亿美元，原材料产品的净进口额为1 500亿美元。现在假定，中国对于不同制造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当然，中国很有可能会降低美国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的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对美国有利），再假定中国的崛起导致全部原材料商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翻番（暂时不考虑美国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类别的差别，制造品的价格假定保持不变）。那么总的来说，这将导致原材料商品的美元价格回到1980年左右的水平，美国的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额将从2001年的1 500亿美元增加到3 000亿美元，这样，美国将遭受相当于GDP的1？5％的损失，或者说正常增长幅度的一半。对于欧盟来说，损失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欧盟对于原材料商品的净进口幅度更大（2001年为1 600亿美元），但结论是相同的。即便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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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6）
美国和欧盟的损失都不到GDP的2％，还有，这样的相对价格变化的假设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那么结论是什么？首先，所谓〃不可抗拒的中国竞争力〃是头脑发热的臆想，因为真实劳动力成本必然会随着生产率提高。其次，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的相对疲软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而不是源于贸易赤字。第三，即使原材料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极大影响，对于真实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总之，有关去工业化和廉价劳工的世界竞争的担忧并没有必要。
对于生产能力过剩的担忧
关于厄运来袭的预言还很多，下一个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大增，可能给世界带来过剩、通货紧缩和萧条的威胁。这就是对世界市场经济新秩序最有影响力的批判者之一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核心思想，他写道：〃现有的体制根本上说是病态的，因为它在消灭消费者的收入的同时，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品过剩〃。这真是非常奇妙的思考。拥有世界最高收入的美国人的确在不断地花钱，非常轻松地就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然而我们也该问问，世界上还有数十亿穷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吸纳剩余的产品？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因为产品过剩而苦恼，只可能因为购买力不足。
请思考一下基本的经济机制，来自中国的廉价的服装取代了欧盟和美国的生产，这可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欧洲的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可以执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张。这还有助于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把在服装上花的钱节约下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把钱花到其他方面。同时，中国的工人的收入也有增加，并且用于自己的消费、投资或储蓄。由于中国的工资比美国低，因此，在中国高效经营的国内外企业的确非常挣钱，但与格雷德的担心相反，利润并不是无休止地吞噬资金并且使之消失的黑洞。获得利润的人自然会把钱用于投资和消费，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最后，如果中国人不愿意把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花掉，他们还可以借给其他人。这个世界上并不缺想借钱的人，所谓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是没有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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