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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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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说洪晃的审美趣味
洪晃的审美趣味，是那种一层被一层压着的感觉。
她最早受到的文化影响，应该说就是美国文化。那么一批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小布尔什维克”被空降到美国，刚刚遇上他们清晰地睁开眼睛要看望世界的时候，最后全部的美国文化蜂拥而入那些在国内被清理得一片空洞的头脑。在纽约那样一个花花世界，她的同学中有鲍伯·迪伦、有纽约最前卫的诗人与剧作家的孩子。那时整个纽约还在对60年代革命的怀恋之中：朗诵金斯伯格、穿自己宽松的衣服、在高速公路飚车，把摇滚乐的音量放到最大、在派对时与父母一起吸大麻。她虽然不可能进入美国孩子的世界，但他们随时都在影响与“演化”她。那时候，《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都是他们规定的课外读物。
这一层文化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底色。然后80年代她与刚刚拍完《一个与八个》、《黄土地》与《孩子王》的陈凯歌结婚，陈凯歌对中国文化的沉迷对她审美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遮蔽过纽约那种60年代文化的影响。再之后，与陈凯歌离婚，与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文化参赞结婚，法国文化又从根本上使她否定美国文化，使她这样看待美国文化：“我一年去法国几次，虽然没有长住过，但对法国的那一套有本能的喜欢。法国人对衣服颜色的感觉永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喜欢黑配红、白配黑、蓝配白，永远强调对比，在这里跳来跳去。欧洲人要嫩一点可能会桃红配粉，清爽一点可能会淡绿淡蓝，奢华一点可能会紫配黑，把颜色分得很细，使你看见的颜色更多、更丰富。哪像美国人，什么狗屁的都要对比。”
这几重文化在洪晃身上交汇，使她的趣味经常在各种文化之间自由地舞蹈，但从骨子里，她永远是一种反抗者与叛逆者——这种反抗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喜新厌旧，对一种新鲜文化有本能的热情拥抱，在进入这种文化之后，又会很快因易于接受而厌烦，于是又会重新去追求一种新鲜。
洪晃在北郊曾辛辛苦苦营造了一个充满自己审美想像的窝——那里原来是一大片柿子树林，她用大石头筑起围墙，用完全本色的原木盖起一排东西相通的北房，柿子树与北房之间，是用大石头砌的坛，坐在坛上，葡萄架上就是柿子树。而北房内，除高高的原木的房梁，地上是青石，中间还摆着大石头。我们称这里是一个气派的地主庄园。可惜这房子盖成洪晃新鲜住了一阵，后来还是空的时候比住的时候多。然后有一阵洪晃就鼓动我们一起到长城脚下去盖房子，我们一起到慕田峪水关长城，她看中在一个烽火台下的一片农民房子——在烽火台下，长城触手而及，真是比围墙中那个庄园要有力量多了。但想法是想法，过一段洪晃不再提及，兴趣又转到了对旧厂房改造。她在酒仙桥租下一个大厂房，变成她在城里的家。大厂房空荡荡，家具几乎全是铁焊的，笨拙中显着与原木和石头一样的力。按她的想法，大房子的正中是用铁条焊出的盘根错节的树，这树上吊着灯，洪晃说要把这棵树越焊越大，让它的枝桠伸展得特别巨大。在家的装饰上，洪晃只要一进去，那种疯狂的劲头就会显出来——它给她的审美想像与创造提供了一个相对不会受制约的空间。
科学幻想
我的理想生活是这样的一天：早上不用听闹钟，而是被阳光叫醒。走进厨房煮一杯浓浓奶咖啡，拿起报纸，在阳光下一边喝，一边随意地翻阅，抽第一支烟。洗个澡，穿上非常随意的衣服，放一盘Leaard
Cohen的音乐，开始写东西。中午自己在厨房里做个沙拉吃，打几个电话，睡个午觉。下午带着狗出去转一圈，买点菜回来，再过一遍早上写的东西，有感觉就再写点。大约6点开始给朋友做饭，备几瓶好酒。晚上和几个好朋友吃饭、喝酒、听音乐、聊天。大约12点到1点之间，和小平回卧室，Zuo爱，然后抱着睡觉。
到现在，我还没连续地过过这种日子，但是几乎每次写点什么东西都要过一会，很幸福。我和我妈都有一个毛病，要写点东西就需要一系列的行头，我妈至今手写书稿，所以免不了需要好的笔，好的台灯。两年前，我妈妈跟我说：“妞，我准备在青岛买个房子，可以在那儿写作。”我吓了一跳，这行头闹大发了。
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这些小文章倒是一种日记，有时翻出来倒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都一一回忆了。
（）
科学幻想（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10期）
克里斯汀说：“我看过的中国电影都是讲以前的事，I mean，我们美国就喜欢拍科学幻想片，就像《黑超特警组》（Men In
Black）和《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什么的，中国就没有，You know，科学幻想类的东西。”
“有吧？”我虽然觉得这个黄毛丫头说得挺对的，虽然她从来没去过中国珠江以北的任何地方，但我还是要“扛”一下：“我看过一部香港电影，好像有点像未来的事，有机器人什么的。”
“那不算，”克里斯汀反驳道，“你说的那种电影就像《ET》那类，只是幻想，不是科学幻想。”
“那什么才算科学幻想？”我问。
“科学幻想必须把未来世界想出来，包括未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都必须和今天不一样。如果只是一个未来的东西到今天的社会来了，就不算。《ET》就不算，《星球大战》就算。”
我有个毛病，每当说不过人家的时候就换个话题。“你说，也怪了，就算我们没幻想能力吧，可我们做的事比幻想还幻想，比如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快得出乎任何人的幻想能力，我小时候从来想不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再说，你想一想三峡工程，如果没有想像力怎么可能有这种工程？”
“三峡是什么？”
她真无知。我很得意地花了喝三碗牛奶咖啡的工夫向她介绍了三峡历史之悠久，工程之悠久，工程之庞大，未来之光明。
“你们这么缺电啊？”这是她对我一番辛苦口舌的惟一评论。“But，”我最怕她说But，“三峡工程是从实际出发的，不能算幻想。”克里斯汀说，“我教你什么叫科学幻想。这么说吧，如果叫你拍一个三峡的电影，你拍什么？”
“故事片？”我问。
“故事片。”她肯定地说。我脑子里只有什么大禹、都江堰的故事来回晃悠。这些都不能说，都是历史，说了正中她下怀。“你先说吧。”我反问她。
“那太多了，都是科学幻想。三峡里可以出个妖怪，就像苏格兰的尼斯湖怪兽，这是一个题材；三峡移民这么多，可以拍一个中国版的《开路先锋》（Mad
Max），或者《水上世界》，这又是一个题材；但是最精彩的是拍一个像《华氏450度》那样的片子。”“你是说杜鲁福（Truffaut）拍的未来世界里消防队烧书的片子？”“没错儿，”克里斯汀开始进入角色了。“试想三峡工程成功了，但有一个问题，供电过多，如果不消耗80％，电站就有爆炸的危险，所以在消防队的监督下，家家户户必须昼夜点灯，永远生活在光明中，这是什么感觉？多棒的一部科学幻想片！”
“异想天开。”我用汉语说。
我是在马赛写的，克里斯汀是个美国朋友，写得的那天我们去看了个科幻片，她也的确问了一句：“中国有科幻片吗？”其他的对话都是虚构的。只不过那天的法国报纸里又有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我每次去马赛的第一个星期都觉得到了天堂，不想走了。第二个星期就觉得天堂有点寂寞，第三个星期就觉得我一定是真的死了，才到天堂；第四个星期就火急火燎地订回北京的机票。
陈娘子
陈娘子是我原来用过的一个秘书小姐，长得秀丽，长长的黑发直垂柳腰，一说外语就细声细气。
两年前，我一个外国朋友的丈夫在47岁时弃商从艺，来北京体验生活，借住我家。由于公事繁忙，我只得每天付250元人民币的导游费给陈娘子，求她牺牲自己的周末，伴同画家游览。
头一个周末他们上了长城。画家兴致勃勃，说长城不错，陈娘子更是太友善了，随他爬上爬下，累得小脸通红，一句怨言没有。为了减轻小娘子的疲劳，画家拉着她的手，娘子还表示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天在办公室，我立刻把陈娘子的导游费增加50元，并婉转地暗示，如果画家有任何出轨行为，她可以随时停止导游，并严词拒绝。娘子笑了笑，说了一声“没事儿”。
第二个周末他们去了北京郊区的十渡，回来得很晚。显然在这天当中，画家的诗意、画意都受到了最大的刺激，回到家来立即匆匆把自己关在房里，疯狂地写啊、画啊……第二天在办公室，陈娘子问我，如果她一周有三个小时在白天给画家当模特儿，我会不会介意。据说因为画家对娘子的头发情有独钟。我一点没多心，很轻率地同意了——我没有意识到我要好的女友会为此半年不理睬我。
到了第五个周末，画家要求和我单独谈谈。他已大功告成，完成了他计划在中国要做的事，并首次提出请我看他在中国期间所创作的几幅精品。酒足饭饱之后，画家推出了两张用红丝绸蒙盖的油画，他大臂一挥，用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将两块红绸拉下，显示出两张人体画：一张是陈娘子的Ru房，另一张是陈娘子的屁股。我没有看见预料中的很多毛发，就是有，大概也不是长在脑袋上的。
画家说他已经爱上娘子，并将立刻回家与我的朋友离婚，再回北京娶陈娘子为妻。第二天，一到办公室就发现桌上放着陈娘子的辞职信，信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我给她的机会，并将导游费一分不少地退给我，说：“这钱我收下不合适。”
这件事情当时的确使我很恼火。一来我又要开始找秘书，二来我如何向我的好友、画家夫人交代？！
陈娘子的所作所为使我大大不快，但冷静下来，倒是想到：其一，像陈娘子这样出身平凡而又不甘平凡，死活要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女子，寻找的是一种社会出路。她的寻找方式没有采用暴力，而是用通婚手段，这并没有什么过分。其二，引申看，这也可以说是让第三世界分享发达国家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第一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找一个第三世界的配偶，那也许就不需要世界银行这样的官僚机构来平衡地球上的南北关系了。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的，陈娘子是我妈妈原来的秘书，外国人是彭塞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现在已经有个孩子，高高兴兴地住在澳大利亚，陈娘子是每个老外心目中的标准中国情人。琼认为我写这篇文章是诋毁伟大的爱情，而且我太骄傲，看不起比我出身低的人，我觉得他不能再错了，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伟大的爱情，但是充满了幽默的小资情调，我看不起陈娘子的是她的那种COSMO
GIRL的实用女权主义，并不是她的出身。
所以人都说我坏
我原来坚信一条真理，就是如果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好，那我肯定是个坏人，至少是个变色龙。理由是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如果我能讨所有人的喜欢，一定是我对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说我好。可是近日来我开始深深地怀疑我的座右铭，至少可以说我已经意识到其相反是不成立的：就是如果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坏，这并不意味着我好，而恰恰相反，如果大家都骂我，那我肯定是坏人了。而更可怕的是骂我的人可以是与我丝毫无关的人，甚至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骂我的原因也是由于我的私事。
具体地说故事再简单不过。我的母亲看不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对话就吵得天翻地覆，因此，她擅自向我的朋友们宣布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并且把我最难为情的事情都拿出去说，以便证明她是对的，我是错的。这些都让我恼羞成怒，一咬牙，一跺脚，两个月不理她，恨不得给她嘴上贴胶布。谁知道我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制止她在外面乱讲，反而引起了公愤。
其中当首的很像美国演员理查德·盖尔。这人曾经是个奶油小生，年轻时在电影节有点名气，这个“盖尔”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得罪过他的恩师。另一个领头骂我的人长得像Harrywu。这个人有政治野心，已经侨居美国。我认识他，并且得罪过他。敲边鼓的人中有一个女的，很像布兰卡·贾格尔，她曾经嫁过一个名歌手，离婚之后成了一个社交专家。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当过军官，倒过军火，很像奥利弗·诺思。这个人自己的名声也不太好，但是他一骂我反而得到了一种同情，他总认为正义是他们家发明的。
骂我的人里最让我伤心又受不了的是一个外交官的夫人，她像贝蒂堡·洛德。她看我长大，应该很清楚我混到今天也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可是她不但骂我，骂完之后还要共进晚餐，真是矛盾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几个晚上的失眠，我意识到骂我的人之所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把社会舆论说服到他们那一边，是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我总是强调这些属于私事，实际上已经成了公开的话题，不如实话实说，把家底亮出来算了。我也别天天抱着我的座右铭，还是先把我的错误澄清，向不该得罪而得罪了的人道歉。这样也许社会舆论就会理解我了。
这篇文章没人看明白过，我现在自己也有点模糊我到底想说什么来着。我记得我其实是想说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中国对这种舆论的对策。这里面的人都是骂过中国的人，他们骂得没道理，而我们又太把他们当回事，真是抬举这帮人了。由于没人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发表以后造成了一些朋友之间的误会，有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抱歉，说我其实没说什么。我到是觉得挺好玩的，居然歪打正着。
话说女强人
所谓“女强人”是指能干的女人，但是不包括做家务能干的女人。“女强人”只是指在社会上靠自己的本事混得非常不错的女人。
“她是个女强人。”一个人这么跟我介绍她的老板，“那天晚上万人体育馆里人都挤满了，就是为了看她一眼。她出场的节目是用八台大轿抬出来的。”
“她得有五十了吧？”我问。
“那有什么，她可嫩了！那天晚上她可真有毅力，上台之前她哭着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七个小时之前接到美国长途，我丈夫在纽约和别人上床了。”
“她老不回家可不是要出这种事。”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故事里的“女强人”，所以没有什么同情感。“那后来呢？”——我只有好奇心。
“后来她还是登台表演啊，这么多人都等着她，轿子把她抬出去的时候她换了装，挺高兴的样子，谁也看不出来她丈夫刚把她蹬了。”
女强人问卷一：当丈夫在地球的另一端与别的女人睡觉时，女强人的反应是：A。追到地球另一端B。冻结他的银行账号C。打长途骂死他D。在这一端的万人体育馆里坐八抬大轿坐在我对面的女孩是来应聘“秘书”职位的。她长得很大方，像50年代电影里的人物，比如李双双什么的。我按照招聘手册一个接一个地问她面试的问题：“你的理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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