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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权力-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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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此之外，还当了总统的内部高参。总统的一些助手认为戈尔的地位对克林顿是步步紧逼：“他永远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吗？”很明显，戈尔与希拉里都是好竞争的人，各自争权夺利。正是这种新的体制为副总统提供了最佳的发挥才能的条件。这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届白宫都没有的现象。
副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向前跃进了一步。当时沃尔特·蒙代尔在白宫西翼拥有一间办公室，其位置就在卡特总统的办公室的楼下。据说在这个“远亲不如近邻”的城市里，蒙代尔已经获得即刻接近总统的权利，而且是与总统关系亲密的顾问。从那时起，每一位副总统开始享有西翼的办公室。里根总统举行就职典礼前不久，我打电话给鲍勃·芬奇向他请教如何与里根相处，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做过里根的副州长。他说，“关键是每周一次的午餐会。”我把所听到的传达给吉姆·贝克和乔治·布什，果然，他们开始照办，在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之间建立了午餐会制度。“午餐”从此成为白宫不可缺少的“主食”，为高层领导私下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论坛，而且这些举措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在克林顿—戈尔这个新的领导组合中，办公室人员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副总统成为总统的合伙人，但超出了侍从和顾问的身份。除了鲁宾之外，他经常向总统提出一些精明建议。大卫·Ａ·希南与沃伦·本尼斯和著的《共同领导》阐述强手联合享受共同领导的信心和乐趣的重要性，该书一再强调良好的伙伴关系对老板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这种关系就如同乔治·马歇尔对哈里·杜鲁门、周恩来对毛泽东、史蒂夫·鲍尔默对比尔·盖茨、克雷格·巴雷特对安迪·格罗夫所起的作用一样。即使是地位低的合伙人得到提升？熏也不能保证他能成功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有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良好的关系表明总统必须通过确立一个合适的副总统，使之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克林顿有足够的自信，他甚至把自己潜在的对手带到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中心，带到总统工作的中心。他毫不介意与别人一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如果他希望副总统能成为他与国会之间的有价值的纽带，那他会失望的，因为戈尔与其他要人之间摩擦很大。但是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去研究问题，在参加对外政策会议之前，他不仅阅读备忘录，还阅读来自海外的大量电报通信。在克林顿眼里，他一直是一位理智的伙伴。
我认识戈尔已有多年，在白宫里作为他的潜在的支持者与他接近。有人认为我很天真，他们说，他正在试图操纵你。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富有成效又有启迪意义。每隔一两周，我们会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谈论克林顿总统的工作方式、体制的运转及管理情况。我们一起喝人参茶，他这时会拒绝外人打扰。
令人吃惊的是在我离开以后，戈尔深陷伦理道德的旋涡之中。他登上副总统的宝座时是一位“廉洁”先生，我在白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能将工作理顺。有人告诉我大楼内流传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很不确定是否该与总统谈谈，结果我去见副总统戈尔，他立即向克林顿汇报此事，麻烦就此了结。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6）
“夫妻档”领导的危险性
总统与第一夫人的关系一直很复杂、微妙并藏有潜在危机，他比任何其他人更依赖第一夫人，她一直是他的主要支持者。克林顿的生活中如果没有希拉里，我认为他就不能入主白宫。但对这两个人来说，到达同一目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特迪·罗斯福在被问到他那难以管束的女儿爱丽丝时回答说，他可以花时间来管教她或是管理这个国家，但却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儿。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前几年，他很难同时协调好工作、婚姻及个人几方面的事务。尽管他与妻子有着公开的婚姻关系，外界人士却对此桩婚姻不无怀疑。我也一样，如果这不与他的领导方式缠结在一起，我不会在此提及。如果不提这一点，就无法对克林顿的总统工作进行分类整理。
我所见到的克林顿在每一天都需要得到他的妻子给他情感上的支持与赞赏。他依赖她，总是谈起她，并表现得好像她就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我没有见到她得到过什么回报，但我断定她也从克林顿那里汲取了很多。
在他们的关系稳定时，他们彼此互补非常完美，这种合作关系对他的工作能力是一种促进。她就像锚，而他是风帆；他是个梦想家，她是个现实派；她是战略家，他是战术家；他主外，她主内；她帮助他入主白宫；他也帮助她得到权力；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中间派，她倾向于左派；她拥有丰富的超我力量，他也拥有大剂量的本我精神；他做事激动，她办事内敛；她沉着镇静，他常大发雷霆；他喜欢笑，她则很严肃；他甚至让人们知道他穿什么品牌的内衣，她却坚持有自己的隐私空间；他对黑人人权问题关心备至，她则关心妇女权益；他关注老年人的健康，而她最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共同热爱他们的女儿，切尔西是他们的全部。
然而他们之间关系构成的方式——在其平静的外表下不断变化的情绪，造成了他在任职期间严重的问题。甚至当戈尔退出高层管理的方盒子之后，她仍然留在那里。当然，这么做也无济于事，无论她多么才华横溢，两个人都无法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无法共同做出决定。在这条路上，这对充满活力的夫妻能鼓舞起竞选中的精神与提高其质量，州长级可以有合作领导者，而总统的职位，则没有第二者的空间。
希拉里克林顿在走进白宫的那一天就遇到了问题。这位有高学位的优秀女性成为了第一夫人，她拥有的光环几乎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她很自然地把埃莉诺·罗斯福作为自己的楷模。然而正如杜克大学的一个学生对我指出的那样，克林顿夫人似乎并不赞成这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罗斯福的权力来源于第一夫人，而希拉里是从总统那里获取了她的权力。大多数的美国人难以容忍这一事实。多丽丝·基恩斯·古德温也曾提到罗斯福夫人太领先于她的时代，结果人们把她看成是个怪人。一对夫妻可能窃笑着发表这样的评论：“她那一套又来了。”对成熟男人来说，克林顿夫人似乎更有威胁力，好像她会把他们从稳固的地位上狠狠地摔下来。早些时候希拉里曾向我叙述她从一些中年男人那听到的对她的评价：“我愿意我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儿，但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像您那样。”
在我同克林顿夫人一起工作的１８个月间，她捍卫社会事业的精神赢得我极大的尊重。尽管我们的政见分歧很大，我仍能看出她在热情地追求社会公平。批评家说她热衷于权力，事实当然如此。当时就这个词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权力是一个好领导的标志。然而没过多久我就与希拉里发生了矛盾，我们的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开始只是对政策的制定看法不一致，后来就触及到了关于如何掌管白宫这一实质性问题。
在克林顿任职的第一个夏天，总统预算案顺利通过，不久，克林顿夫妇召开有副总统、高级官员及政治顾问参加的会议制定秋季计划。我们在三楼的“日光浴室”集会。会上的议题是关于卫生健康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区、彻底改造白宫政府等等。我不记得这一切是如何触发的，但是克林顿夫人突然就我们在预算案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发起严厉尖锐的攻击，虽然她在指责工作人员，但很明显，攻击的目标却是克林顿。我们这些人都被她说成是愚蠢的外行，只会惟命是从。争吵的场面令人难忘，她的丈夫正在失去尊严，成为机器人式的总统。我们怎么能装聋作哑如此愚钝？我们本应该坐视不管他们的卫生健康计划。她手下的人都有信誉、组织有序、申明己任，这次非要在我们面前露两手不可。那么现在你们这些家伙如何能够通过国会取得一项共和党的贸易协定？你们不是也把卫生健康计划弄得一团糟吗？
总统为自己和工作人员进行辩护，他们俩又坐在一起，离室内最后一排座位老远。我们其余的人尴尬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许多夫妻之间也都发生过激烈紧张的争吵，但大多数人会避开众人的耳目。很明显，克林顿夫妇经常在工作人员，甚至在州长助手们面前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对话，他们的朋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白宫政府来说，这一点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感觉自己介入了他们之间的隐私。随后，一个与会者告诉我这种事经常发生。通常在谈话进行中，她会发射一枚致命的导弹直逼克林顿的心脏，在击中目标之前，这枚导弹轰然爆炸，弹片击中总统的随从人员。总统也会反击，也会变得勃然大怒。有人主张不要理会这种场面，但我无法做到。这样的谈话不仅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还会加深比尔和希拉里两个派别的分歧，使人们在总统和夫人面前变得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对每个人来说，使总统在正确轨道上行使职能变得难乎其难。
我在此并非故意给人留下克林顿夫人是一凶神恶煞的老妇的印象。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的怒气，下决心把她的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地为双方共同的成功而奋斗。但她看到克林顿或工作人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便再也无法控制怒火，所有的情绪便会立即爆发。
据我所见，克林顿夫人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女人。因《华盛顿邮报》索要“白水事件”有关文件，我们发生冲突，在那之后的几周，我同意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新闻》中为克林顿夫妇辩护，我想试图去表明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电视台直播的那天早晨，我接到希拉里打来的电话，她和丈夫正要动身前往阿肯色州参加克林顿母亲的葬礼。对于她这几个月来所经受的一切我表达了我的同情，谈话的时候，她哭了起来说：“你可以告诉你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说我们已经接受了教训。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好事，这个城市中我们不理解的事儿太多了，这一切太难了。”
我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可最后我说：“我真希望到你身边，拥抱你。为了你的快乐我会努力付出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回首往事，我希望这一切都有所不同。他们来华盛顿的确是为做好事，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权力。如果这些年来他们的关系不像现在这么发展的话，或者克林顿再晚些年竞选成功的话，那么也许一切就会很稳定，也不会在他的事务中出现这些闪失，他们也就不会尝试这种夫妻合作的体制。正如事实所示，他们每个人都为这段日子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且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7）
卫生健康计划落败
星期天晚上到白宫开会，真是少见。但形势紧急，恰逢比尔·克林顿的又一关键时刻，他和希拉里想召集我们，大约有２０多人聚集在总统寓所地下室图书馆里。当时是１９９４年６月，克林顿夫妇的卫生健康计划已经无力支撑下去。
几个月后，我刚刚到白宫不久，负责该计划的主要头头艾拉·马加津纳来征求我对于他、第一夫人及总统正在制定的卫生健康计划的意见。他想询问有关健康计划的政策，并希望得到我的大力支持。虽然艾拉热衷于重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但我发现他不好大喜功而且讨人喜欢。我愿意与他共事。
他向我描述此项计划时，它尚未公开，我感觉他是在抓我当倒霉蛋。听起来，这项提议非常复杂，与我最初想象的适当性也就是它政治的可行性比起来，仍需要政府的介入。艾拉告诉我，它只是草案并不是我们的最终法案，但它可以使民主党激进派处于同一阵线，同时我们可通过谈判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可获得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在内的多数人的支持。与现在这个草案相比，你会喜欢最终的法案的。
我对他说，请暂时不要理会我的反对意见，我们得关注它的立法前景。政治多数情况下都有戏剧性，国会也不可能让它通过，尽管国会由民主党控制。３０年来，历史上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是由两党合作而取得了多数票，例如医疗服务、人权、税改等等。我们应该以两党的温和派为中心逐渐形成联合，而不是由左翼支持国会提出的议案出发，再向中心深入。应在三条或四条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概括性建议，然后让双方拟出可吸引两党多数的最终议案，而不是直接拟出详尽计划。
“现在我们谈得离题了，”他说道。在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时，克林顿夫妇其实早就决定了要采取的策略。我与艾拉告别，他认为这项计划更多的将会是靠中派的支持，而非政府参与。我向他保证我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
我很快发现卫生健康计划在政府内掀起了激烈的论争。时夏，在一次内阁的会议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唐娜·沙拉拉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得谈一谈。”几天后吃午饭时，她向我讲了对于计划雏形的疑虑，“我并不是到华盛顿来建立一个新规则的官僚。”这话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内阁官员身披坚持自由派原则的外衣（这不公正），宣称政府管理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持这种想法的并非她一人。整个经济小组对该计划也有怀疑态度，而且早已声明。白宫又一次分为几派：站在民粹党一边的有克林顿夫人、政治顾问及其他顾问；另一面有经济小组、唐娜、麦克和我；副总统没发表意见，斯蒂芬波洛斯试图从中调解。总统好像站在希拉里一边。
那年夏天在一次卫生健康会议上，经济小组放低了他们的声音，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分明不喜欢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此计划说了算的只有三个重量级人物：第一夫人、总统和艾拉。就是这样排序。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只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劳拉·泰森就成本预算向第一夫人提出质疑，我们其他人都躲闪不言，以劳拉为保护衣。在此无须说出孰胜孰败。
是年秋天以及在１９９４年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总统强行提出卫生健康计划，这是他第一任期内的中心任务。起初，反响很好，克林顿的陈辞使人信服，人们觉得政府正在下大力迎接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一夫人在参众两院以该计划领导人身份陈述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经进一步考察后发现该计划漏洞百出，遭到了来自保险业、小商业和国会山的保守的共和党的反对。这回鲁布·戈德堡遇到了对手。１３５４页充斥着对私营部门命令的语气（要么是你“应该”做这个，要么是你“不应该”做那个），都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自由党人认为接受加拿大单方付款模式力度不够大，持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力度已经很大，足以使它被扼杀于摇篮里。他们回忆起美国医药学会贬低杜鲁门的计划为“社会化的医疗”，克林顿夫妇的计划就是“政治操纵的卫生健康改革”，这个口号差不多已经成了公众常说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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