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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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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每为友人言:“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及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宝,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隐相”梁师成以三百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从沈元粥手里购得苏轼亲笔“月林堂”三字榜名;有一士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役查获,执送有司勘审,京尹见其诗集后士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誉士人为人之义,执酒以敬,暗纵之。
  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之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子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眼髻发,颀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诵先生文,愿执巾侍,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紫府押衙了。”莫蒙正梦醒,遍传“苏子瞻今为天上紫府押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醮,皇帝赵佶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赵佶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甫伏于地,即恍惚面魂灵升入天帝灵霄官,见奎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赵佶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
  岭外瘴魂多不返,
  家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如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篇二十二
  汴京·端礼门·宣德门·繁塔寺
  晨钟暮鼓,苍凉凄绝。北宋王朝灭亡了·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苏轼病逝一年。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泞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已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
  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摩有佚罪,乃命
  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
  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
  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
  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
  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
  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亻先、贾
  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馀官四十八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
  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
  张士良、鲁焘、赵约、谭囗、杨囗、陈询、张琳、裴彦臣
  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们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欲所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大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嚎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嚎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涌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涌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地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涌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习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
  百官急忙跪倒领旨。
  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寡,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
  今再谕四事: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官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离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视,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黎庶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祐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恸云天: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礼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仰首而视,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
  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在苍凉悲怆的呼号声中,人伏鞍闭目,马垂首落鬃。
  童贯立马端礼门前,眺望着如癫如疯的老人,脸上浮现出几丝阴笑。
  老者突然仰天大笑,随即放声而歌,步履踉跄而去:
  苏黄不作文章客,
  童蔡翻作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
  不知奸党是何人?
  老人吟唱远去了,跪地不起的人们眺望着、垂泪着、沉默着、思索着。识者早已认出老人,心中默默地叨念着:他是云游和尚“无知”大师啊!
  童贯立马端礼门,眺望着踉跄离去的老人,脸色铁青,低语身边的禁卫:
  “奸党余孽未绝”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四十年。苏轼病逝二十五年。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四日日落时分,汴京城城北城西号角急吹,战鼓急擂,战马的嘶鸣声萧萧不绝,马蹄腾起的烟尘,这暗了落日,淹没了城堞。三个月来兵临城下的金兵,又以攻城之势恫吓威逼着龟缩于皇宫内的大宋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赵佶、二十六岁新即皇位的皇帝赵桓和朝廷中枢重臣太师蔡京、太傅玉黼太尉梁师成、领枢密事、广阳郡王童贯、宰相李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停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
  去年(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工。陕西边塞致仕老将种师道,以七十四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二十六年中,穷奢极欲、专事靡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狎妓寻乐,微行觅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四十四岁,便把皇位传给了二十五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也是香风中长大的一个软胎,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挟持恫吓下,便派朝廷重臣李邦彦、张邦昌、白时中、赵野等至金兵大营,乞盟于城下,订立了屈辱的条款:
  一、贡输金五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驼一千匹,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
  二、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三、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宋国皇帝为亲王。四、宋朝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为质。
  条款已订,金银绢帛已纳,金兵仍围城不解,战马肆虐于城下,威逼朝廷罢免主战将领,遣散勤王兵马。金兵的号角声、战鼓声,终于使昏庸的大宋朝廷再次屈膝。今日傍晚,皇帝赵桓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催促下,借种师道部将耿南仲夜袭金兵大营失败之机,下诏罢免了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和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的职务和兵权。
  罢免李纲、种师道的诏令传出,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人们,在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领导下,数百名学子冲出太学大门,沿街呼号,慷慨激昂,京都黎庶起而响应,聚众数万人,群情激愤地涌向皇宫宣德门。
  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时年四十岁,登高挥臂情愤泪流,声情动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邦彦敛怨于西北,朱囗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发丝。此六贼者,异名同罪,当擒此六贼肆清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三十五岁,亦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茺淫靡费于人群之前:
  “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卿相,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误君蔽主,罪恶滔天。元祐奸党碑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院;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黎庶。大家抬头看一看延福宫、民岳园,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良岳园周长十五里,高峰九十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王饰屋,极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童贯公开鬻卖官爵,人所共知,京都早有“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之民谣,可有谁敢管啊!王黼荒淫无耻,坏事做绝,侍妾成群,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之多,朝廷的官爵还有尊严吗?李邦彦,市井浪子,以讴谚得宠,凭蹴鞠当上了宰相,懂得什么朝政!此等奸佞执权,国家能不灭亡吗?现时,金兵威逼城下,李邦彦、梁师成对外屈服,与金兵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贡以金银千万两,以食饲虎,简直是卖国!对内残害忠耿之士,罢免李纲大人和种师道大人的兵权,简直是投敌所好!蔡京、童贯不除,社稷难保!梁师成、李邦彦不死,大宋必亡”
  这是大宋王朝建国一百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京都大骚乱,也是孤城日落哀境中民心愤怒的大爆发。人群震怒,高呼“除此六贼”。陈东破指滴血成书,其书曰:
  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之徒,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李纲为执政,中外相庆,而李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缘沮败,归罪于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且李邦彦等人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保金人不复改盟否也?李邦彦等人不为国家长久计,又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情,罢命一传,兵民骚动,至于流涕,咸谓不日为敌擒矣!罢李纲非特堕李邦彦等人计中,又堕敌计中也。乞复用李纲而斥李邦彦,且以阃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
  陈东的“血书”交宣德门禁卫呈入,人群秩序尚肃,伏阙高呼:“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适李邦彦带随从护卫趾高气扬由宣德门出,人群拥前论理,李邦彦以势压之,众怒而数其罪状,且欲殴之,李邦彦捷足逃免。时皇帝赵桓遣内侍吴敏出而传宣:“李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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