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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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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皇帝赵顼在这场天灾面前,在连续多日的应变无策,废寝忘食的折腾下,特别是在两天来闭门沉思中,完全感受到“上天示警”的威逼了:十月不雨,哀鸿遍野,市易榷兼,商贾怨道,朕失民心;华山崩塌,中枢不协,重臣箝口,谏台无声,朕失吏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谤起街巷,文人助澜,朕失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吏、士、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
  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黎庶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所贷之款,将本利难收,若“追呼收缴”,势必招民怨恨,进而激起不测。城乡货物匮乏,百货流通已呈枯竭,将使“市易法”失去敛利功效,若再由市易务“控制开阖之权”,势必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招致商贾细民的怨恨,使市易更加萧条。“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推行,在灾荒年月,已非当务之急,强行之,徒耗民力,徒增民间惶恐而已。暂停“变法”以休养民力吗?退一步而顺应天灾的驱使吗?六年“变法”取得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朝野变革图强之志也许会从此而瓦解涣散无遗的。“变法”不可停!停止“变法”这句话是万万不可出口的。
  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渡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
  “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唯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
  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侧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扑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涌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嚎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哄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唯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
  “流民入京,惜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
  “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
  “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
  “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
  “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
  “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
  “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果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
  “‘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
  “‘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悻。‘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雨何不落?徒受苦煎而已。今又要‘敬佛祈雨’,更为怪诞,泥塑菩萨,与天何干?若能拂照人间,还要历代君臣何为?徒劳民伤财而已。至于颁布这道‘广求直言’诏文,更是自扰,难道有人‘直言’反对‘变法’,陛下就要废除新法吗?水旱常数,尧、汤不免,既非天神示警,亦与人事无涉,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人道尚占’为宗旨,在‘天道尚变’中,观察和推测这种变化带给人世间的影响,顺应其变化而‘修善人事’。如天寒而增衣,山崩而移居,江河涨落而筑堤、旱涝频仍而兴修水利,沧桑变化而趋时应变”
  王安石侃侃不休,陈升之不时地摇头:“天道尚变”、“人道尚占”,又是一套新鲜玩艺。“天人合一”没有了,“天人相应”没有了,连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训也全然错了。欺人乎?欺天乎?欺哄年轻的皇上啊!王安石,狂狷而不识时务之人,此地不是经义局,而是天灾流民相逼的御堂,你竟敢如此卖力地传歪经,布邪道。
  吴充听得一颗心儿怦怦乱跳。介甫啊,一年来经义局里的冷板凳,真把你坐成书呆子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之说纵然有理,也不是现时之所需。天花乱坠的雄文华章,当不了饭吃,济不了流民,解不了皇上心头之忧!再说,皇上不是孔、孟、苟、庄,更不是杨、朱、墨、翟,你竟敢如此嘲讽挪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皇上“散粥”、“敬佛”、“广求直言”三事,乃应变安民之策,虽有收买民心之嫌,但总比你现时还在要嘴皮子说空话强多了,何劳你逐条不漏地挖苦批驳呢?唉,自司马光、苏轼遭贬离京之后,介甫你在朝政上已无对手,在才学上已无匹敌,你独领风骚三年,终于养成了这脾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脾气,真是权位造成的悲哀啊!吴充多次向王安石投去提醒和阻止的目光,奈何王安石忘乎一切,根本无暇向他一瞥。
  王安石一通铺天盖地地狂说,让冯京听得脸上不时出现兴奋和惊讶之色:王安石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连先师孔子也敢于责贬!他窥得了天地间万物变化的奥秘,叩开了“人定胜天”的大门,此人确实不同凡响!“灾异与人无关”的见解毕竟是有见地的。这些都是王安石一年来埋头“经义局”之所得吧?可惜,此公心胸狭窄、霸气凌人、好为人师,独不知自己的轻重分量,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体察他人,虽高声据理而言,只怕皇帝听不进十之一二!
  如冯京所猜,皇帝赵顼的愤怒在胸中翻腾着,根本就听不进王安石含讽带刺的高谈阔论。赵顼此时琢磨的,是如何不失态又能抵挡住这位“拗相公”的奚落,既保住帝王的尊严,又制止这无稽之谈。当王安石说到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修善人事趋时应变时,他耐不住了,厉声打断了王安石:
  “善!朕虽韭英明君主,亦愿闻先生‘趋时应变’之策!”
  王安石的思维,仍处在快马奔驰当中,想刹车也刹不住,何况不想刹。
  “‘天道尚变、人道尚占’,此乃英明君主治国理政之根本,明乎此道,方能识人知人,用人信人。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划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漠谋谏挣之佐来,此皆明主‘趋时应变’之杰作。现天早成灾,臣所思‘趋时应变’之策有二:一,修善人事,变更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以‘适时之人才’替代‘才不逮时者’,以利‘变法’大业得竞其功。臣以为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大常寺李定等人,均可委以重任。并请陛下速召中书检正官章惇从西南梅山回京”
  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惊失色,相对而觑,心犀通矣:王安石所谓的“修善人事”原是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换班啊!又一批人将被贬逐,又一批人将被晋升。如此“趋时应变”,朝廷不就成了王安石的书房、客厅吗?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皇帝赵顼。
  皇帝赵顼已经是怒竖双眉:王安石的“修善人事”,原是要取代朕的“修善人事”,胆大妄为,竟至如此!
  王安石不理不睬皇帝神色的变化,从抽中取出一份奏表,接着自说自的:
  “二,全力救灾。‘敬佛祈雨’之举,劳民伤财,断不可行!朝廷可向十大禅寺和京都殷富之户暂借银两,各州各府亦可援例而行,以便筹款资助干旱地区打井取水,广种蔬菜诸薯,以度荒年。市易司已从江南、四川诸路购得粮米二百多万斛,十天之后,将陆续运至京都,可保京都形势之稳定。此乃市易司提举吕嘉问所奏南粮川米分批漕运至京的日期和粮数,仅呈陛下阅览。”
  皇帝赵顼勉强接过奏表,草草看了两眼,突然发出一阵疹人的苦笑:
  “真是美妙的前景啊!全是一派鬼话!朕耳塞目蔽,对荆湖南路和夔州路购粮情况浑然不知,但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粮米,只怕在一个月内也是看不到踪影的。据朕所知,市易司派往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购粮官离开京都还不到五天!”
  王安石闻此言大骇,冷汗“唰”地涌出:难道吕嘉问在弄虚作假?!
  皇帝赵顼抬手把吕嘉问的奏表扔下御案,忿然而语:
  “臣下如此欺朕,上天能不示警吗?!朕若依此欺朕误国之言救灾,京都待哺流民必将陈尸街头。朕连日来废寝忘食,所恐惧者,正为人事如此之不修,依新法而论,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若再不及早匡正缺失,朕将失尽天下民心!”
  陈升之、吴充、冯京的面孔恢复了常态,他们徐徐地舒了一口气。
  皇上一言九鼎,清除了可能出现的又一场朝臣被贬的灾难。
  他们开始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王安石,关注着王安石的反应。
  王安石此时在想,皇上不唯没有领会自己“天道尚变”、“人道尚占”的开导,反而要“匡正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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