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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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内容：　1942（3）年，我只有5岁，5月的一天，我父亲谭永去芙蓉芭买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那时，他被日本兵拷打，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那里的环境，脚受了伤没有药物治疗，最后死了。我父亲被抓走后，我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我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父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叶一青　
　　59．　蒙难者：　
　　叶一青（Yap　Yit　Cheang），男。　
　　投诉人资料：　叶一青之子叶运兴（Yap　Yoon　Hing），40岁，身份证号4681185，建筑工人，住址：　Lot　No。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占时住址：　Ampang　Pechah　Village，Kuala　Kubu　Bahru，Ulu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31日，我父亲叶一青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返回马来西亚，总共在那里工作了44个月，工资每月S｜8。00，总共S｜352。00。我作为他的儿子很高兴能够代表他叙述上面的事实。附件内容是我父亲自己手写的关于他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事实。还有一份日本陆军中尉的信件的复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对我父亲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Khudrai　Beda　
　　60．　蒙难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投诉人资料：　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岁，身份证号380401045099，住址：　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父亲Blong　Bodek　Bin　Sarip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0日。　
　　杨东　
　　61．　蒙难者：　
　　赖东，男，76岁（采访时的年龄），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赖东之妻杨东（Yong　Tong），69岁，身份证号0013198，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No。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新马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赖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叶坐了几天火车才抵达目的地。大约1944年农历端午他去世，埋在铁路旁边。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他死亡的消息是一个姓吕的人告诉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蔡金　
　　62．　蒙难者：　
　　徐发，男。　
　　投诉人资料：　徐发之妻蔡金（Chai　Kim），75岁，身份证号231673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D35；　Jalan　Durian（2）；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马来西亚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徐发被日军拉夫做苦力，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当时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车经槟榔启特和其他大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一起由5825部队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后来我从一个姓吕的人那里得知，1942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死在泰国的NanChang　Station，这是5825部队驻扎地。日本人应该对我丈夫的死负责。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27日。　
　　Mohammad　bin　
　　MD。　Akid　
　　63．　蒙难者：　
　　Md。Akib。　bin。　Abu，男。　
　　投诉人资料：　Md。Akib。　bin。　Abu之子Mohammad　bin　MD。　Akib，59岁，身份证号3335362，跟班，马来亚人。住址：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邮编7546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愿意对此作证：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　127A；　J。Bujit　Cina；　75100；　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　73；　Durian　Daun；　75400；　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Halima　binte　
　　Hj。　Husin　
　　64．　蒙难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岁，tentera　Jepun。　
　　投诉人资料：　Adad　bin　hj　husin姐姐Halima　binte　Hj。　Husin，68岁，身份证号3714966，家庭主妇，马来西亚人，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邮编75050。日占时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Adad　bin　hj　husin被日军强迫拉夫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居住在kg。　Krubong。在那里由于缺乏药物治疗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7日。　
　　Tijah　binte　Kudai　
　　65．　蒙难者：　
　　Kudai　bin　taib，男，46岁。　
　　投诉人资料：　Kudai　bin　taib之女Tijah　binte　Kudai，62岁，身份证号0872062，退休，马来西亚，住址：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某一天夜里12点，我们这里马来的酋长带着日军强制性地把我父亲抓走了，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当局发了一张绿色卡片，让我母亲每月从区办公室或者酋长那里领薪水。三个月后，卡片改成了红色的。那以后，酋长告诉我母亲这是最后一次领薪水了，因为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岁和18岁。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岁，身份证号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邮编75100。日占时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岁，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岁，身份证号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130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9）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三个日本兵来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Via　Kuala　Lumpur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难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诉人资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751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Kwai河上的铁路桥。1946年，一个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岁，身份证号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邮编75250。日占时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邮编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1）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Ipoh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Ipoh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岁，出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