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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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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这能否增进美国的安全，但这必然会降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美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3％～5％花在国防上，实际上是把那么多钱用在了我们不大可能使用的产品和设施上。因此，首先，假如我们将资金用于能取得收益的方面，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们没有。其次，如果我们只是出口库存产品，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收益，但由于补偿协议和共同研究项目等，我们损失巨大。最后；也就是第三点，我们廉价转让的专利技术会被国外的对手用来改进多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与美国的待售品进行商业竞争。我们悲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负担，我们还会抱怨我们的盟国舍不得花钱来保持部队相当的战斗力。但事实是我们想要承担这些责任，我们需要这些责任，补偿协议就是有力的证明。官方称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是为了保护盟国。但是，要让盟友接受这些协议还得给他们好处。很明显，他们和我们对威胁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在利用我们承担特殊责任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却恳求他们让我们承担这些责任。
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障碍，它们即便想和我们合作也非常困难。五角大楼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商，它的采购量占全球的二分之一强。作为武器供应商，不能向五角大楼出售武器就无法保持竞争力，就得不到大批订单以及要保持领先优势所必须的巨额研发资金。但拜五角大楼所赐；外国公司要向它出售武器，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火工业结构需要重新调定的时期之一。冷战结束后，武器消耗减少了，国防工业也相应地缩小了。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曾邀请各个国防企业的总裁共进晚餐；这次晚餐后来被称为“最后的晚餐”。席间，佩里建议这些总裁开始考虑合并和抛售问题。这本是该考虑通过国际兼并将国防工业全球化的时机，但却没有哪个企业进行兼并，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公司的抵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这样可能会削弱美国武器的统治地位；削弱帝国的优势。
第七章 人民爱和平，战争打不停
美国历史上的战争
2002年2月，在与北朝鲜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在中东之行途中会晤了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例行视察驻扎在汉城北面非军事区的美军时，布什总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极力强调，“我们的人民爱和平。”
布什的这个声明不屑一顾。美国人的确不认为自己好战，也不承认美国有扩张领土和成为帝国的企图。在美国所打的战争中，赢得美国民众积极支持的凤毛麟角，民意调查的结果亦显示美国人作为个人对美国以外所发生的一切不大关心。如果就美国海外驻军和所承担的义务举行全民公决的话，那么美国人很可能会对其中大部分投反对票。然而，布什总统的讲话是在美朝关系已呈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发表的。美国政府一贯反对韩国对北朝鲜所采取的“阳光政策”，向来主张向北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它所痛恨的共产党政权垮台。这至少是造成美朝关系日趋紧张的部分原因。这种局面也暴露出了美国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人民生来热爱和平，但这个国家不仅诞生于战火之中，而且从此几乎一刻未停地忙于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据我统计，从1789年《美国宪法》颁布至今，美国几乎年年卷入海外军事行动。诚然，这些行动也包括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和警戒任务，但总共达235次。这些行动均有代号，其中有25到30次行动可以说是具备了全面战争的特征。
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美国人就已经在和美洲印第安人交战了。从建国伊始到100年后的完成疆土开拓，美国人和其他各部族几乎每年都爆发冲突。乔治·华盛顿当总统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西北地区（当时的俄亥俄和密歇根）的印第安人起义，虽然他因为自己必须这样做而感到惴惴不安。他希望“今后不再出现武力胁迫的必要”，并敦促国会批准善待印第安部落的政策。托马斯·杰斐逊在印第安人问题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虽然悲怜印第安人的命运，但也照样推行决定印第安人命运的西进运动。安德鲁·杰克逊曾因把西米诺尔人赶出佛罗里达而扬名于世。对此，他并未显示出文明之士应有的良心不安，反而认为印第安人“不可能与文明社会共存共荣”。虽然杰克逊不幸言中，但他得出此结论的理由也许站不住脚。不管怎样，截止到1890年，印第安人不是死掉就是进了居留地。
除了美国内战和１８１２年那场巩固美国独立于英国之地位的战争外，19世纪美国与外敌的战争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两场全面对外战争；另一类是多次对外入侵、小规模冲突以及认为有必要保护美国人及其商业利益时在全球各地进行的军事干涉。其中许多次都是由美国先挑起的，而它几乎每次都能从中渔利。刻意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从来没有与别国共同打过一场战争。最初的一系列小冲突发生在美国人和北非各伊斯兰国（埃及除外）的海盗之间。当时，行贿已经成为在地中海地区做生意的一部分代价，但美国人不愿打点这帮海盗。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在地中海、太平洋、非洲和南大西洋均已有海军中队，负责保护美国在福克兰群岛捕猎海豹者的权益，以及惩罚偷盗美国商人鸦片的苏门答腊人等一应事务。其中有三件事的后续影响特别大。19世纪40年代，美国获得了在中国通商的特权，开始了一个世纪的扬子江巡逻。巡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另一个是保护美国传教士。1853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着著名的“黑色船队”驶进了东京湾，要求日本人开放市场，要不然他们就炮轰东京，大举入侵。1871年，海军上将约翰·罗杰斯在朝鲜也上演了同一出戏，但收效甚微。
真正的战争是1846年与墨西哥的一仗和1898年与西班牙的一仗。与墨西哥的战争起因于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当时，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派遣了一支军队大举南下，进入了墨西哥境内。美国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结果不仅获得了得克萨斯，而且还拿走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大部和加利福尼亚。美西战争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据说西班牙人在残酷镇压古巴独立战士；二是因为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神秘地爆炸了。美国因此随即出兵古巴。在这场被国务卿海约翰称之为“那场战果辉煌的小小战争”中，美国又一次以很小的伤亡得到了大片疆土，其中包括波多黎各岛、维尔京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了控制住菲律宾，拒绝接受菲律宾人仿照美国《独立宣言》撰写的《菲律宾独立宣言》，并镇压了菲律宾的独立战士，其残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西班牙人镇压古巴战士时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威廉·麦金利总统所说的“使菲律宾基督教化”的机遇，而菲律宾人信仰天主教已经长达350年了。
20世纪的美国历史是以三场圣战为主线的。这三场圣战的目的是把世界从军国主义、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第一场当然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过错是否真的大于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这一点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美国参战后，把法国、英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从德国军国主义霸权中拯救出来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尽管19世纪美国所打的战争（内战除外）大部分是为了扩张领土、保护贸易路线或者捍卫某种说不太清楚的“荣誉”，但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却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实行的长老制体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它不允许美国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去打一场战争。相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必须“坚持和平与公正的原则”，并“为创造一个最终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听上去象布什总统讲的，那就对了，因为理想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早已根深蒂固。
威尔逊总统要求参议院批准其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但在此次交锋中他输了。威尔逊总统钟爱国际联盟，他的理想主义遭到了重创。美国常常先拿出一项计划或者一个机构，然后向其它国家兜售，但最终美国自己却不肯接受，这种事屡见不鲜。参议员威廉·博拉和亨利·卡伯特·洛奇曾经在参议院带头投票反对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他们被后人称为“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者”一词从此便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孤立主义者，洛奇实际上还一直积极支持美国搞帝国主义。相反，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他们珍视美国的主权，坚信美国的优越性，但怀疑别国的动机和可靠性。在他们看来，美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单干更自在。
如果说曾经有过什么正义战争的话，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美国把世界从一个名副其实的邪恶帝国手中拯救出来了。这也是一场为了自由和正义，为了结束战争而打的战争。因此，战争的目标是敌人无条件投降。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使用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武器，并向世人表明此举合情合理。由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均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美国因此决定不能抛弃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于是开始做一些以前不曾做过的事。美国领导创建并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通过签订各种长期协议，美国和其它国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它失去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当然，美国继续是老大，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可以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但是，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任何国家都会追求其国家利益，这已成为一条公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希特勒把征服大部分世界和灭绝犹太人看作是德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多年来一直单方面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此时则开始把它的国家利益界定为：改善全球的经济状况，重建那些疮痍满目的国家，并创建一个建立在总的法律原则和应有的法律程序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实际上，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与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秩序异曲同工。所以，美国在这一时期奉行的是多边主义，甚至提议由新成立的联合国掌控核武器。一个称雄世界的大国竟主动提出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不过，这项试验尚未来得及大规模展开，本世纪的第三次圣战便开始了。
冷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美国的军队人数已由原先的约1500万人减少到150余万人，而且美国政府有意继续裁军。战争打赢了，也该让“士兵们解甲归田了”，谁都没有继续谋划帝国之事。可是，冷战却彻底改变了一切。
冷战实际上始于1946年初。2月9日，约瑟夫·斯大林发表了一次讲话，断言西方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和平的人民不可能进行合作。2月22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出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指出按照莫斯科领导人的看法，苏美之间不可能存在永久和平。因此他们认为，要保住苏联的影响力，就必须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凯南同时还强调说，苏联人办事无计划，爱冒险。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演说，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亘欧洲大陆降落下来。”关键事件发生在2月21日。那天英国驻美大使宣布，大不列颠已是囊中羞涩，既不能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抵御共产党的暴乱，也不能继续维持在中东许多地方的驻军。
因此，杜鲁门政府就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美国是否应该接过大不列颠的重担，肩负起规划世界格局的广泛责任？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作出了回答：
“当今世界此时此刻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迫害的自由。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的，它依赖于恐怖和压迫一些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或一些外部势力，企图征服自由民族。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定是支持这些自由民族如果我们退缩，世界和平必将受到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也必将受到威胁。”
即便让乔治·布什来讲，也不一定讲得比这更好了。紧接着，美国就抛出了“马歇尔计划”，发起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在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着手研制氢弹。1949年，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军，而且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
杜鲁门提出的战略既不是先发制人，也不是预防性战争，而是遏制。其逻辑根据便是麦迪逊的名言：“坏事定有败露时。”但是，遏制战略持续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已经远非初衷了。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得服从于严密封锁苏联人、中国人和其他共产党人这个大局。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封锁是首要目标。新的“国家安全观”使得美国提出了新的指导原则，该原则完美地综合了所有的外交政策传统，不论其新旧。遏制战略激发了美国民众狂热的爱国主义和“我们要跟他们斗”的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浅埋于心，易于触发。遏制战略还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最神圣的“自由”价值观正受到攻击，同时，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束之高阁的单边主义政策重新赢得了市场。美国对外依然承担义务，依然结交“缠人的盟友”。不过总能确保自己有行动的自由。实施遏制战略还使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需要有了依据。这样一来，美国一度在美西战争和其他较小冲突中奉行的进步牌帝国主义也变得名正言顺了。随着这些基地的建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遏制战略成功地吸收了威尔逊思想，提出了自由的国际主义价值观并把它们当作武器来运用。最后一点是，通过反对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和要求开放市场，遏制战略达到了发展商业的目的。正如托尼·史密斯所言：“美国的霸权造成了一种反帝式的帝国主义形态。”詹姆斯·沃伯格称之为从孤立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们想成为世界公民，除非世界成为美国的延伸。”
冷战是一场圣战，因为它动机纯正，既不图物质利益，也不想征服别国，而是与罪大恶极的敌人进行斗争，对此不应该有什么疑意。如果需要我们再次抉择的话，在我看来，我们还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我们兴许会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法付诸实施。由于无知，偏执以及迷信武器和实力，我们至今还在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付出代价。在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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