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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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商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所言，“我们既想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也想扩大我们的比萨饼店。”按照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作用就是要在“各个重要的全球性网络中发挥中心作用，”这些网络要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影响力，使我们能与他国一道为和平、人权和稳定做出努力。”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所采用的战略，就成了为达到“创造国际环境”的目的，以有助于推进“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方式进行“交战”的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的当选，起初还预示着要采取新的方针。竞选期间，布什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是个傲慢的国家，人家就会那样看我们。我们如果是个谦逊的国家，人家就会尊重我们。”另外，他还主张减少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多种义务，并发出过不要搞“建国”的告诫。但是，刚一迈进新政府，他对中国的叫法就从“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并急切地重新强调了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不过，不管潜存着什么新方针的可能，肯定都被9月11日发生的事给抹掉了。9月20日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这位总统说，“自由本身正在遭到攻击。”在2002年6月发表的西点讲话中，他谈到了要倡导我们的人类进步模式，但要“以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宗教的容忍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为基础。”他还说，“只要我们用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代替贫穷、压抑和怨恨，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推进公正的和平。”布什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说就等于宣布自己为一方的皇帝，而对他的“承认”，用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话说，我们“避之惟恐不及”。　


帝国的精神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命定不会有多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国是惟一一个国名后缀有“主义”二字的国家。“崇美主义”算得上是一个熟悉的字眼（不过，听到更多的是它的反义词“反美主义”，但从来没听到过“反日主义”或“反德主义”）。其它国家一般都是遗产社会，它们的身份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和遗产。美国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理念之上的。一个人要想成为美国人，就得在爱默生称为“宗教经历”的过程中改信那些主张。正如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建立在某种信条上的国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得更深刻，因此我们用他的话做了本节的引语。该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有限统治。由于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新社会而辛勤耕作的选民，所以他们在这些价值观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从上帝到足球，可能全都各不相同，但是却无人对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产生质疑。　


　　“9·11”事件发生后，似乎凡是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挂起了美国国旗，所有的演讲都以“上帝保佑美国”告终。因为刚从国外回来，我知道这种做法会让外国人觉得多么奇怪和不悦。爱尔兰共和国军的恐怖分子在英国发动袭击，或者说，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在法国，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在日本发动袭击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国旗满天飘，他们的首相或总理也没有要求上帝给予特别的保佑。难道美国人以为他们比别人神圣吗？不，但他们敢肯定，他们的理念比他人的更好、更神圣。关于这一点，布什总统表达得非常到位。他说：“遭到袭击的是自由本身”——不是世贸大厦，五角大楼或者美国，而是重要得多的东西：自由，信念，真正的信仰，惟一能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希望的东西。　


　　美国人相信崇美主义具有普遍性，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更好，更神圣，就该当领导者。这种信仰的好处在于，这是一种超凡的信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你是否有其它信仰或加入了其它团体。实际上，美国人对自己的帝国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打心眼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美国人，他们目前的国家或文化团体是一种可悲的偶然，但又是可以转化的。爱默生写道，美国将会是“人的第一个国家”——是个人的，而不是国王或各个阶层的第一个国家，但不会是最后一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他人的引路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也想跟从。美国领导人说要在全球促进自由的传播时，他们心中想的是崇美主义的传播。　


　　这一信念从许多方面看都无比诱人——不亚于平等的主张。在美国人的信念中，平等并不等于平等的社会地位或同等的报偿，而是同等的机会。最早到新大陆来的殖民主义者是为了致富，信念向它的信徒们预示着永远都会有同等的机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言，“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进新大陆那时起，美国就成了机会的代名词，美国人民则从不断扩张中找准了自己的基调。这种扩张不仅是开放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美国人旺盛的精力，将不断要求有更广阔的施展领域。在我国大部分历史上，美国一直是对新来者开放的，而且一直是才能、商业技能和辛勤工作可望得到公平（或者说更好）回报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比较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时曾这样写过：在日本，一切都在禁止之列，除非得到特许；在美国，则是一切都允许，除非被特别禁止。这种自由，或许比政治自由更使美国对移民有吸引力，更能使美国成为全球许多人的希望之源。除了这种吸引力之外，还有我们的容忍态度和我们这个移民社会的包容性。只要你坚持这种信念，你就几乎可以心想事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有信奉其它宗教的自由。尽管也有别的担忧，但开国时坚持政教分离，的确是天才之举。它保证了宗教的活力与权力。欧洲的国教和贵族统治集团与专制政府已混同一气，难分彼此，并逐渐开始消亡，美国独立的教会却方兴未艾。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是宗教观念最深的人，这话到今天都千真万确。在任何一个周末，一多半美国人都会去某个礼拜堂。相比之下，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只10％～20％的人去教堂。在这方面，美国与穆斯林社会倒更加相象。　


　　美国宗教生活的基调一直是由新教各个教派来定的。这些教派强调个人以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严格遵守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建立的道德规范。因此，说教习惯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很盛行，尤其表现在美国对其它国家的看法中。　


　　这种对宗教的笃信与对平等机会的那种万事皆可行精神的结合，产生的结果有好有坏。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强有力的结果是人才兴旺。这一点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使它在技术、医学、艺术和大学教育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美国不但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在全世界最富的人中占绝大多数，在慈善捐赠方面迄今为止也位居榜首。一些名牌大学，如斯坦福、哈佛和耶鲁，都得益于慈善家的乐善好施而存在。安德鲁·卡内基曾宣称“死时还富有的人死得可耻。”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原则。美国个人财富达到1000万美元者每年捐出约9％，普通美国人向教堂和慈善团体捐出自己收入的2。2％以上。美国的捐款总共占国民收入的1％。相比之下，欧洲的占大约0。5％，其它地区则更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平等机会原则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这些年来社会公正状况不断得以改进的结果。笃信宗教的人们一面主张平等，一面搞种族歧视那种矛盾的局面，虽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却无法保持下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因为歧视作法的慢慢停止（这一过程仍在自我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因为美国人的道德观最终无法接受非人道的行为。　


　　然而，美好的神话下面往往掩藏着种种罪恶。有一种矛盾的现象说来耐人寻味。一个因其宗教观连堕胎都加以限制的国家，却经常动用死刑。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使美国社会其它方面的古古怪怪显得更加突出了。美国每年有15万多人被杀害——按人口平均，比其它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得多。这一比率与美国平民人口武装到牙齿一事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美国的监狱也比其它任何一个大国都人满为患。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将近1人被判犯有重罪，20个人中有1个进过监狱（黑人的这一比率是1比5）。美国的人口虽然才占世界人口的5％，囚犯人数却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经济方面的矛盾同样突出。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富国来说，贫富差距算是很大的。例如，1998年，8个美国人中大约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20％是儿童——这两项的数字都比西欧大约多一倍。没有国民保健计划，意味着４000多万人得不到健康保险。可是，富人的情况却格外好：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有家庭所积累的财富比占95％的整个底层的财富还要多。在这一点上，美国同样位于发达国家之首。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似乎无一使民众感到非常不快。机会平等这一神话的魅力太大了，美国人根本就不去想怎么打败富人。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致富上，即他们自己如何致富。　


　　那么，当美国领导人大谈扩大自由王国之时，对这个帝国的外围阶层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人的信念来自慷慨，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想给自己机会，也想给世界机会。可惜的是，美国人对于给世界机会想得太少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惟一重要的世界。越南战争期间，士兵们一谈到回家就常说“回到世界中去”，这决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美国人不学外语（美国的大学2002年共毕业了9名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也不到国外去旅行，大多数人在地图上找不到“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的位置。美国是一个机会众多，新思想层出不穷，无论哪个专业都明星云集的地方，外面的一切在概念上几乎都不值得一提。美国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帝国，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虑它将走向何方，它需要什么，而且肯定无人负责。这种不去注意的状态会造成疏忽，导致采取条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亚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政府经验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正急于建立基本的民主结构——宪法，市政会，非军事警察部队，独立的中央与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层官员请求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大使拉尔夫·L·博伊斯尽其所能做出了反应。但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减少了50％还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这种情况不独印尼一家。据《纽约时报》2002年7月报道，美国在诸如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外交岗位都人手不足。几个月前，《时代周刊》曾经报道，原教旨主义者开办的穆斯林学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补因政府预算失败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应是放弃对巴基斯坦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以便让对方腾出资金用于教育开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时代周刊》2002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说，由于担心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有可能把钱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强制流产的计划上，美国拒绝拿出原定给该组织的3400万美元。且不说花在中国的只有300万美元，而且具体目的还是通过展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性来制止强制性流产；也不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同时正在宣布与同一个被拒绝给予人口基金的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的计划。拒绝给联合国资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戏外，简直毫无意义。“既然流产在我们这里都不违法，我们怎么能去告诫其它国家不能搞流产方面的咨询呢？”美国作家加里·威尔斯有此一问。我们能够，而且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流产问题在美国承载着宗教意义。我们认为，其它所有国家都是美国人想怎么样，他们也想怎么样。除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外，谁都不会对其多加考虑的。　


　　当然，除非是有什么阻碍了机会，或者是有什么带恶意的事情发生。这两者必定引起集中反应。如果是阻碍了机会，反应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大量非法复制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使微软在那里及其它地区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还是那个将驻印尼代表削减了一半、又对巴基斯坦的学校状况毫不在意的政府，但这次它却全力以赴，迫使中国政府对非法仿制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之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倘若事情跟恶意沾上边，做出的反应可能要厉害得多。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美国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不合意的“对方”相对抗中形成的，而对方总是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起初，这个对方指的是英国贵族统治的压迫，后来广义地指欧洲封建君主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其后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统领欧美文明抗击德意志帝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领头人物，最后美国便把自己看成了自由世界对抗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每一次，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都把斗争变成一种道义上的圣战。因为美国人做事不能有违良知，他们发现很难支持似乎是非正义的战争，也无法为世俗的或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战。若要支持某场战争，美国人必须得觉得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在以正压邪。由于是在对邪恶开战，就得不折不扣地取得胜利，对方的投降也必须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9·11”事件引发的反应，这就是布什总统为什么会说“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和“不论死活，我们都要逮住他们。”他将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套改为“邪恶轴心”，原因亦在于此。为了值得一战，敌人的恶行也得是不折不扣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目前在奉行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一体化原则，目的在于将“其它国家和组织纳入某些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