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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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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的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之时。我们的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于今天坐七、八个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满了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的现象，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候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
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寓房间，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浴缸，没有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的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周工作六天，从来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
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了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同时要跟踪鹿特丹港口的情况。当时还不叫全球化。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他写的一本畅销书里称为“美国的挑战”。不管怎么叫法，投资资本流入欧洲之后，工厂建起来了，可以吞进原材料、吐出预定运往巨大的美国市场的成品了，鹿特丹也随之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国际贸易和投资正在使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真正富起来——以美国人那种方式。
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的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的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这次到了那里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周工作的时间降到了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虽然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
我成为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升至158亿美元，美国年度贸易赤字总数为270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分析家说，这么大的赤字是无法支撑的。商业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交代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减少这一赤字。1986年，我们与日本的赤字已达550亿，年度总赤字攀升到了1500亿。我失败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于是我离开政府，打算写本关于贸易谈判的书碰碰运气，根本没料到美国的贸易赤字（严格地说是往来账户赤字）到2002年底年赤字率会达到将近5000亿。这一数字在好几个方面均意义重大。首要的是，它体现出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全球化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富起来的。
这一结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二战之后，美国决心避免再犯一战刚结束时的错误，采取了当今可能会称为“建国”的政策路线。“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相当于现在900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帮助欧洲重建，为了帮助日本重新站起来而周密制订了“道奇计划”。以美元为柱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目的是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世界银行的建立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基本的基金。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两个机构的最大捐助者。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削减了关税，真正在全球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由贸易。从1947年日内瓦回合的贸易谈判开始，到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止，美国在五十年间连续不断地领导着工业化国家将关税和正式贸易壁垒减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此期间，自由贸易大部分已经达到了互惠的程度，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但是，在开始阶段，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自己的关税，而没有要求它的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相应地这样做。美国还使美元的价值保持了25年不变，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其贸易伙伴的迅速复兴和发展，则大大降低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刚开始阶段的领先地位。最后一点，政府一直敦促美国企业界在国外投资，搞技术许可，增加进口量，以助发展。摩托罗拉公司前董事长罗伯特·高尔文即说起过，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年曾敦促他增加从日本的进口，以帮助日本增强经济能力，巩固与美国的联盟。
最早登上出口明星宝座的是欧洲。1958年，大众公司著名的“甲克虫”车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了美国汽车市场5％的占有率，而人们一看到带变速器和细轮胎的自行车就说是“英国自行车”。不过，在高尔文这类人物的帮助下，日本迅速赶了上来。它具体采取了一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1964年我到东京的时候，日本的公司早已在美国民用电子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正迅速走向统治地位。日本汽车是后来才进来的，但从日本进口的纺织、钢铁和零部件，却大有取代美国工厂之势，从而引起了贸易纠纷。
余下的事便人人皆知了。日本在好几个关键性工业领域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了美国，目前享有的人均收入，按照汇率，有时还大于美国的人均收入。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快学会了仿效日本，后来还另创新招——获取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吸引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利用低成本的优势到其境内办厂。不久，人们就纷纷开始议论亚洲的“小虎”和“小龙”了。最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在进口方面增加了137％，成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居加拿大之后）和美国投资的主要目标。纵览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里，更加自由的贸易已成了一个主要发展因素，出口和进口增长了一百倍还多，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幅为4％。此外，中国和印度上升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之中，使得世界贫困水平有了大的突破。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百万人的收入超过了每天2美元这一极度贫困线。美国在这中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请看：美国用它的巨额贸易赤字，分别吸纳了亚洲25％、拉美60％的出口，全球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总投资的35％均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有关。全球化对非美国人有好处吗？无庸置疑。它是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的福利而构建的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
可是沙箱归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还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游览胜地打下的。在那里，同盟国就二战一结束即须就位的金融结构中的主要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目的是为了避免重演“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悲剧，引起大萧条时期那种经济灾难，致使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在布雷顿森林，美国和英国便认定，要想以坦率和相互一致的方式对特定的困难做出反应，就必须依赖普遍为人所遵守的原则。新体系的仲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这里建立的，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提供资金的多国机构——世界银行也是在这里创建的。在这两个机构中，美国都坚持并被认可享有决定性裁决权。
关于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性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应当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国际货币，称为“班戈”。凯恩斯的理由是，这样一种货币将会使本体系内所有成员处于同等地位，目的是保持该体系平衡运行。这样，如果某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它就会被迫在国内采取紧缩措施，使自己能通过出口走出困境，而不是简单地将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通过过渡性贷款换取紧缩计划的方式，为这种调整提供便利。他另外还建议，贸易有盈余的国家要采取能刺激经济的政策，并对出口征收临时关税。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通要严格调控。这样，国家的利率政策才能有效地调节国内经济。
最后，美国坚决主张用美元而不用班戈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可以按固定利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它各种货币要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货币汇率只能经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致后才能更动，说穿了，就是必须与美国协商一致。资本控制（可限制国际银行业务机会）最后也写进了协议，但对有贸易盈余国家征收临时关税这一点被放弃了。积累赤字的国家自会去调整，因为它们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临时性贷款来弥补赤字——或者说当时看来似乎会这样。
新体系的运行情况完全出乎所料。1947年到1961年间，关税降低73％后，国际贸易量猛增。欧洲和日本复兴的速度快得恍如奇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使其货物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美国市场上愈来愈有竞争力，美国战后之初的巨额贸易盈余不可阻挡地渐渐变成了赤字。当初美国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的是可以使我们得到可任意用自己的货币支付这一有利条件。然而，赤字的出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不向有盈余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凯恩斯提出的临时关税，就不能压它们提高自己的货币价值或减少出口，它们的钱柜里就会积攒起大堆大堆的美元。
由于有盈余国家的银行系统里有效地建立起了额外储备，这些美元就可能会加大货币供应量，刺激通货膨胀。实际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只要以美元计价，就是一个通货膨胀输出问题，也是美国逃避应用于该体系其它所有国家的规章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过也有一种补救办法。他国接受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单位的条件，一直是美国答应保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并保证可按固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于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像其它国家一样按照同样的规章制度采取紧缩措施来维护该体系，还是废止该体系呢？面对这一痛苦的抉择，美国选择了后者，而且还是利用它庞大的势力单方面这样做的。在没有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既要支撑越南战争，又要支撑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国际支付的压力已变得无法承受。1971年3月3日，尼克松总统干脆暂时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这就等于用事实上的标准代替了黄金兑换标准，使美元在世界上成了流通券，而美国对它的管理并没有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承担任何义务。其它国家的货币须以美元为标准浮动，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得按照美国变幻无常的经济政策调整。在所有资本控制措施于1974年元旦解除之后，美国真是可以用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而且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或对他国承担什么义务。这是真正的自由。至于世界其它国家，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美国人的观点阐述得很准确。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正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同我们共享繁荣一样。是朋友就该这样。”
在打造全球化的框架方面，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印刷世界货币的能力，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挥霍者：我们可以不去在意节省不节省，可以不停地积累贸易赤字，其它国家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贸易保持平衡，生产多少就只能大体消费多少。美国却不必为了买进而去卖出什么，它只要印钞票就可以了。美元本位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也大为有利，它使得美国可以在积累将近6万亿美元往来账户赤字的同时，在国外的累积投资20世纪末也达到了约11万亿美元。
然而，美元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工具。美国市场的规模，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普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庞大，与美元合力将美国推上了全球化的统治地位。以电影和广播电视业为例。如果你是美国电影制作商或电视公司，你开始面对的是28亿潜在的国内观众。相比之下，如果你是法国人，面对的大约是6０００万观众；如果是德国人，则是8000万观众。当然，如果你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可以指望有十几亿观众，不过这些观众会仅限于国内的。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也可以指望有几十亿观众，因为除了美国的观众以外，全世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都是你的潜在市场。美国人比其他任何人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唱片都多，美国的流行文化遍布全球，这一点都不足以为奇。
其它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无疑是世界头号武器供应商，但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支持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资源。例如，因特网最初本是阿帕网，即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网络。单单是开始于25年前的这一个发展项目，就意味着当今全球因特网75％的流量要经过美国，并且在某个点上要由美国的载体处理。最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能通过使美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来加强美元的地位。纵令这个世界让美元搞得人晕头转向，但它还是要抓住美元不放。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你还能把自己的钱放到哪儿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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