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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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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辽东后，经略杨镐以李如桢为铁岭人，派他守铁岭。铁岭是李氏宗族、坟墓所在。但在李如柏还京候勘时，其族党部曲、豪门大户皆随之而去，车载马驮，城中空虚。连游击陈维翰也将150两银锭运走。至于城中百姓，“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李如桢领命后，未驻铁岭，而驻沈阳。我们想想看，总兵官跑到沈阳去享受荣华富贵，而让那些官兵留在铁岭给他卖命，大家能心服吗？所以后来参将丁碧开门迎敌，从气节来说当然要谴责，但是设身处地来想，应当说是明朝政治腐败的结果。
总兵官李如桢不仅躲在沈阳，而且在得到铁岭危急的战报后，未能立即驰援，也是明失去铁岭的重要原因。据山东巡按陈王庭参劾李如桢言：“据七月二十四日酉时，署铁岭游击李克泰以虏入三岔儿堡，紧急夷情飞报李如桢矣。闻虏距边只十四五里，设使亲提一旅，衔枚疾趋，一夜可度铁岭。虏闻援至，自不得不解铁岭之围，何乃缩朒（ｎǜ）观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时，方抵新兴铺，俟贺镇守兵至方才合营，而铁岭于是日辰时陷矣。”
据记载：铁岭陷后城内军丁死亡4000余人，城乡男妇被杀掳万余人。但李如桢纵兵割后金死兵179颗首级报功而还。朝中言官交章论劾李如桢，经略熊廷弼疏论其罪。李如桢以拥兵不救、失陷铁岭罪，被罢任。后言官又攻其罪，被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年），李如桢被免死充军。杨镐先后以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三个儿子如梅、如柏、如桢为总兵，他们——如梅败于朝鲜岛山之役；如柏贪**跋扈，放情酒色，羞于萨尔浒之役，后引罪自杀；如桢虽将家子，却不知兵，则辱于铁岭之役，后下狱论死。《明史？李成梁传》论道：“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下面，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开原—铁岭之战的经验与教训，从后金与明朝两方面看——
努尔哈赤取胜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选取最优方案。努尔哈赤进军时有几个方案可以选择，他选择了一个最优方案，就是先打开原、铁岭。如果他先打辽阳，则至少要经过半年准备，这时熊廷弼也到了，可能就碰个硬钉子。所以军事指挥也好，平常工作也好，有许多方案可以选择，怎么能够选择最优方案，是很重要的。
二、选择最佳时机。努尔哈赤选择萨尔浒之战胜利、全军士气正旺，而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尚未到任的当口，发动开、铁之战，这个时机非常得宜。时间早了、晚了都不会取得攻破开原、铁岭的战果。
三、选用内应智取。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明朝的失败的教训，也主要有三：
一、朝廷决策滞缓。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还拿不出对策来，对手已经兵临城下，那仗怎么打？
二、经略防御无方。经略杨镐，没有实施任何有效的措施进行防御，错过了积极防御的时机。
三、将领纨绔腐败。守开原的马林是败军之将，守铁岭的李如桢是纨绔之将，以之对付后金诸将——四大贝勒，无异于羊入虎口。
正当辽东战事吃紧之时，明朝朝廷上也乱成一锅粥。万历皇帝死了，他的儿子泰昌帝立，登极仅一个月又死，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再立。一月之内，皇宫里头办了两次国丧，一片哀泣。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也在此时发生。这三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辽东战局，我们将在下文着重介绍。
第九讲
明宫三案
前面已经讲过，当明朝辽军在辽东战场上连遭败绩，形势异常严峻之时，紫禁城内也乱作一团，一月之间，两办国丧，一片哀戚。其实，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早已使得大明皇朝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而“明宫三案”或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和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具体言之，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一、梃击案
“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这个皇太子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叫朱常洛。万历帝皇后无子，妃嫔共生八个儿子，其中早死三人，实际竞争太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宫人王氏所生皇长子常洛，另一位是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万历帝长时间在立常洛与立常洵之间犹豫不决，形成朝廷大臣所谓的“国本之争”。这个梃击案，其实就是储位之争的极端表现。为更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先把朱常洛其人简单介绍一下。皇长子朱常洛命运多舛（chuǎn），充满悲剧色彩，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母宫人。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泰昌帝）。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shěnɡ），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子因母贵，也喜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常洵，一直想立常洵为太子。后来这位皇子被封为福王，明末被李自成军杀死，此是后话。万历帝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既怕违反祖制，又受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19年不立皇太子。
第二，不让入学。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万历帝5岁开始读书，但他一直不允许儿子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然后就长期辍读。19岁时又奉旨出阁读书，以后读书断断续续，长期被禁闭在宫中。所以，他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第三，太子难熬。明朝皇位继承，一般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好懂，皇位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第二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叫立嫡呢？就是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儿子，算嫡子，有嫡子的情况下，要立嫡子，没有嫡子，才可以立其他妃子生的儿子，原则是选择其中最年长的。第三句话，就是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皇帝要没有儿子怎么办？只好由他弟弟来继承。后来崇祯皇帝就是这样。
第九讲明宫三案｜万历帝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常洛，按理应当成为皇太子。但是万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艰难而漫长（19年）。万历自己是6岁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xǐ）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还是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从立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胆小怯懦，唯恐被废。有人著《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郑（隐喻郑贵妃）福（隐喻福王）成（隐喻更立太子成事）”，其书大意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直到朱常洛32岁时，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再举一个例子。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考炼，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一称东李选侍（简称东李），另一称西李选侍（简称西李）。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他最宠爱的西李后来还引发了一起“移宫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梃击案”。
梃击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ｃàｉ），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向太子号诉，就是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二人对话的过程是：贵妃拜，太子也拜，贵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万历皇帝一看这事情闹大了，牵连到郑贵妃不好，又牵扯到太子——两头为难，怎么办呢？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这就是“梃击案”。
大家注意，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红丸案”。
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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