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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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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杀文龙，以伺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焕之冤三。
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伊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虏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随班末，不谓就日辰刻，文瑞［等］七人走矣。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具有翼而能上飞耶？此焕之冤四。
身居大将，未尝为子弟求乞一官。臣查袁崇焕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所在有声。今奇等谓动造圣旨，白昼杀人，非独所在骇闻，长安士庶无不愿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焕之冤五。
臣思曹谷为御史时尝对臣言，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焕下狱时，祖大寿统兵二十余万奋激欲叛，何之璧率家四十余口诣阙代监。今奇等谓减耗军粮、擅挞兵将，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焕之冤六。（钱家修《白冤疏》）
下面简单说一下其中的第四件冤屈：阉党余孽施刑威逼一个木匠，让他诬告袁崇焕为奸细。袁崇焕下狱之后，其中一条罪状说刘文瑞拿了袁崇焕的亲笔信，让他送给皇太极。刘文瑞是个木匠，大家想想看，袁崇焕是堂堂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即使有这样绝密的大事，也要找其非常亲信的人，怎么会找个木匠来通信呢？这显然是诬蔑。此事上报崇祯帝，崇祯帝要求调查。就把刘文瑞等七人关在锦衣卫的监狱等候审查。
第二天开庭审问刘文瑞等人。钱家修是言官，也随班参加审问这个案子。将要开庭审讯的时候，刘文瑞等七人突然逃跑了。钱家修就上疏崇祯帝说，锦衣卫是何等地方？刘文瑞等人都是带着枷锁的囚犯啊，怎么会逃走呢？难道他们是长了翅膀从天上飞走的吗？可见，这些人明显是在做伪证。为了诬陷袁崇焕，阉党余孽不惜利用一切卑鄙手段。姚宗文早在天启时就依附阉党，与原抱奇表里为奸，为打击袁崇焕而设置政治陷阱。
第二个故事：程本直为袁崇焕而死。
程本直，史料记载他的身份为布衣。他自称跟从袁崇焕在队伍里，亲身参加了保卫京师的战斗。有人推断他是袁崇焕的幕僚或侍从。后来，崇祯帝下令将他处死。还有一说，他是在袁督师蒙难后自杀的。《东莞县志》记载张次溪写过《程本直墓记》：今京师袁督师墓右有一茔，无碑碣，相传为从督师死者，姓名不传，此当为程本直墓。程本直曾经目睹袁崇焕的英勇行为，所以他写的为袁崇焕鸣冤的文字《漩声记》声泪俱下，十分感人。文曰：
犹忆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虽然死则死也，窃有愿也。愿余弃市之后，复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尸首，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这就是袁崇焕的真正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肝胆相照，以死相随。
第三个故事：余大成为袁崇焕鸣冤。
《东莞县志？余大成传》记载：余大成，字集生，号石衲，江宁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官兵部职方司主事。崇祯帝曾亲书“清执”二字赐给他。崇祯八年（1635年）被贬谪广东电白，迂道至东莞，吊祭督师，慷慨呜咽，见者声泪俱下。他既是袁崇焕的继任者，又是袁崇焕的崇拜者。
余大成曾气愤地说道：“奈何使功高劳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于是往见兵部尚书梁廷栋。余大成和梁廷栋有下面的对话：
余：“兵临城下，而自坏万里长城，岂计乎？”
梁：“此上意也。”
余：“焕非但无罪，实有大功。今日围城中，舍此，谁堪御敌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争之。”
梁：“人皆言焕畜逆。”
余：“兵由蓟入，焕自辽来，闻报入援，誓死力战，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谋也？”
梁：“焕杀文龙与王遵抚（遵化巡抚王元雅），非逆耶？”
余：“焕斩文龙是已；王遵抚死于敌者，而谓焕杀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
梁廷栋不悦。后来，余大成被贬官充军。
紫禁城鸟瞰
第四个故事：何之璧愿为袁崇焕代坐监狱。何之璧带着全家老少40多口人到庭阙叩头，请求代袁督师坐牢。
由于有这样的大义之士，冒死疏谏；再加上祖大寿在孙承宗的统率下，带领辽军陆续收复了关内的失地；而满桂等辽军以外的勤王军则一再战败，永定门之战身死。崇祯帝逐渐冷静下来，于是又打算任用袁崇焕主辽事。崇祯帝在钱家修的《白冤疏》上旨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但崇祯帝后来反复，决定杀袁崇焕。
袁崇焕的磔死，东林内阁的垮台，说明邪恶战胜正义，乌云遮住晴空，表明“崇祯新政”的结束。《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在这里，不能理解为因为袁崇焕死而导致明朝灭亡。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袁崇焕死了之后，“边事益无人”，边事更加没有人；同样，自东林内阁垮台，朝廷也更加没有人。所以，明朝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崇祯帝为什么要杀袁崇焕？袁崇焕死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
袁崇焕被判死刑，究竟犯了何罪？他为什么由论死、到必死、再到磔死？袁崇焕含冤而死，已经300多年。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袁崇焕石刻像（拓片）
明末清初的文人，多从袁崇焕个人责任去找答案；民国以来的学者，多从崇祯帝、明奸臣和天聪汗的个人恩怨去找答案。这一讲我重点剖析袁崇焕悲剧的原因，先从钦定罪状说起。一、钦定罪状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未刻（13～15时），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
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九条。这九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九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让我们对这九条罪状逐一分析。
1？所谓“付托不效”。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
面对后金铁骑长驱直入，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先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北京，还没有攻打北京城，嘉靖皇帝就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了。此次皇太极攻打北京城，崇祯皇帝迁怒于重臣，接连重惩多位重臣，先命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第二天又谕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把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廷杖八十，有三人毙于杖下。不久，又将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兵部侍郎刘策下狱、弃市。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他提醒过要重视蓟镇的防守，而且他的防区主要在关外而不在蓟镇。但是，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全部责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主上圣明，这对袁崇焕则是不公平的。
第三十五讲崇焕死因｜2？所谓“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帝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他欺骗隐瞒了什么呢？没有明说。崇祯帝责其“专恃欺隐”，或指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目标。但是，崇祯帝若以此事指责袁崇焕，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
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往来书简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6封，袁崇焕致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
6？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谏疏，或拖延因循，或严行禁止。己巳事变发生，不出崇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
7？所谓“顿兵不战”。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辽军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而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
8？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
9？所谓“携僧入城”。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他率军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不许”。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入城”就会当内应吗？所以，袁督师“携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无！其罪名，“莫须有”矣！
由上，九款钦定“罪名”，后八款都已被历史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罪至“论死”，尚有“八议”或“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八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这是多种原因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二、多因一果
袁崇焕之死，究其死因，是当时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可以说是多因一果。
天聪汗的反间。天命汗与天聪汗父子，先宁远之战、后宁锦之战，皆败于袁崇焕坚城洋炮之下，对袁深衔大恨。己巳京师之役中，又在广渠门与左安门两败于袁军。天聪汗既在军事上不能战胜袁督师，便在政治上施反间计以除之。由此而产生了袁督师死于皇太极反间计之说。此说始于《旧满洲档》，《满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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