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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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积极开展技术引进，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后来居上。
　　在为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奋斗时，周恩来就指出：“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弃争取外援。”自力更生不是关门建设，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不可以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６０年代以来，在提出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时，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他说：“我们是大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９３页。我们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同上书，第５６４页。对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要择其先进、适用的，设法引进。“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同上书，第５６６页。只要发挥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善于取人之长，我们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同上书，第５０４页。
　　第四，按步骤，分阶段，积极稳妥，循序而进。
　　周恩来认为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战略与战术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既不能胸无大志，也不能好高骛远。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他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同上书，第４９３—４９４页。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同上书，第５６３页。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他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同上书，第３３８页。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同时，把更快地建成我国独立的经济体系作为当前的任务之一。他认为“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进入６０年代后，一方面，周恩来指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提了多年，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六十年代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由工业化的目标向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转变，同由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向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转变是相互联系的。它反映着周恩来对中国富强之路的探索过程，对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着周恩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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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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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两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也需要有一个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周恩来管理国家卓越的贡献、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之一是提出并坚持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开辟了通向中国富强的光辉道路，并为后人循序而进奠定了基础。




*禹的传人


　　毛泽东还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具体部署治淮。他提醒秘书们：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7月22日，他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了治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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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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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中国的富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周恩来特别重视两件事：一个是治水，一个是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技攻关。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周恩来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无与伦比的伟业。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中国古代治水自禹之后，代代有传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从春秋时期开始，经历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把西东走向的江、淮、河、汉通连了起来；秦始皇时期建成的广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系，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运的范围。为解决干旱问题，我国很早就修建了技术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国；黄河河套灌区，创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迹。但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水政荒废，河流失修，不涝则旱，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躬亲治水，除害兴利，功在当代，泽及万世，是当之无愧的禹的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设决策都是在周恩来具体负责下制定出来的。
　　５０年代前期，他急淮河大水，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调治淮所需，订治淮规划，保证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胜利完成；随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的战略决策，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５０年代后期，他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设的决策。
　　６０年代，他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
　　７０年代，他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
　　淮河是周恩来部署治理的第一条河流。
　　历史上黄河夺淮，淮水宣泄不畅，水旱灾害频繁。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为了阻止日军追击，于６月９日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次黄水从贾鲁河、颍河倾泻入淮，进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黄河虽于１９４７年被挽回故道，却给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恶果。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７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阳关以上右岸全部漫决，正阳街上水深数尺。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几乎每天都给中央来四个Ａ的特急电报，报告灾情。８月１日的电报中说：淮北２０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３１００余万亩，占皖北全区１／２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８０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４８９人。受灾人口共９９０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落了眼泪。７月２０日、８月５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２１日，毛泽东接连在淮河水灾及治淮情况的电报上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根治淮河的战略，请周恩来具体部署、落实。
　　毛泽东还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具体部署治淮。他提醒秘书们：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７月２２日，他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了治淮问题。
　　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２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负责人及专家４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据当时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回忆，治淮会议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安徽有内涝，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苏北去，苏北怕承担不了，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另外，苏联专家根据本国的经验，认为水是很宝贵的资源，不能白白放掉，放掉就是浪费，应该把水蓄起来，建立蓄水池。《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４７页。安徽认为自己是内涝，排都排不出去，怎么个蓄水？这就是当时存在的十分棘手的蓄泄之争。为解决蓄泄之争，周恩来反复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讨论、协商、开大会解决问题达六次之多，会下还与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治淮会议根据这一方针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大决策。周恩来部署治淮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领导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保证了治淮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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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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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２日，周恩来就治淮问题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说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请他们审议，待１０月５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且至下月初，时间不长，即有变更，亦尚来得及补救。一封给中财委的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的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强调中央政府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治淮的需要。“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３５页。
　　１０月１４日，发布了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及豫皖苏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问题，批准了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一系列大型骨干工程。为加强对治淮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１０月２７日，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第５６次政务会议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等四人为副主任。１１月３日，周恩来主持第５７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治淮问题的报告》时讲话，集中论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指出治淮委员会机构必须设在靠近淮河的蚌埠，而不宜设在南京。１１月６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正式成立。１１月２１日、２２日，周恩来又连续两天参加研究治淮第一期工程问题。
　　在周恩来部署下，到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０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初步解除了水患威胁，并为以后的全面治理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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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荆江分洪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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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１０多米，所以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为了缓解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周恩来就开始酝酿修建荆江分洪工程。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期间，他们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的汇报。同年冬，周恩来给邓子恢写信，指出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他请邓子恢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２日，第６７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但是，江湖矛盾引起湖南、湖北两省人民生死利害的矛盾，对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些顾虑。当１９５１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为荆江分洪工程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时，湖南常德专署则向毛泽东写信，状告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０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两湖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转过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这里生动地体现了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如果当时对湖南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态度，显然只能激化两湖矛盾，无助问题的解决。２月２３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他说：“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做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对此，周恩来提出了具体处理办法，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说：“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报告并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２月底，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汉，然后又亲往荆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