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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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似乎姓刘。我想，这样的人在家里搞一个舞厅是不奇怪的。
　　　　　　　　　　　　　　　　　　重庆戴家巷（3）
祖父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我也不记得祖母曾经逗我们玩过。祖父安详，祖母带几分严厉，他们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动作。倒是有几位客人的一些特别举动在我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一位是个医生。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饭吃到嘴里不嚼，直接吞咽下去。他侃侃谈来这样做的根据是，肠胃对于人的健康来说极为重要，而肠胃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把饭放在嘴里嚼得烂烂的，胃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要囫囵吞。祖父听后一笑置之，自己照嚼不误。医生每次在家里来吃饭总是身体力行，每顿饭吞三碗。他的身体看来的确很好，声若洪钟。后来我上小学学到成语“囫囵吞枣”时，立即想到了这位医生。这个成语是形容不求甚解的行为，我当时暗想，医生却是思考了一番道理才“囫囵吞饭”的啊。
医生的举动引起哥哥和我的兴趣，但我们的模仿很快被祖母制止了。其实要想不嚼而吞，喉咙也有抗拒。囫囵吞饭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三碗”作为一个有趣甚至带点豪迈的符号仍留了下来并被模仿。吃饭时，我在面前摆上三个小汤碗，盛上三碗米饭，口中念念有词：“我吃三碗！”因为碗小，这种缩微的豪迈引来一阵笑。其实，笑我的人未必知道其中的典故。
还有一个客人吃鱼的方式堪称一绝。也许是生在嘉陵江边，我特别爱吃鱼，自小对鱼刺的分辨能力就很强，因此常得到夸奖。不过，夸奖归夸奖，为了怕我们被鱼刺卡住，祖母还特别严格要求：吃鱼的时候不准说话；鱼不能和米饭同时进嘴。但我发现大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有一个姓斯的客人，他一面高谈阔论，一面毫不经心地把鱼和饭放在一起同时开吃，最后在米饭和鱼肉咽下去以后，把鱼刺从嘴里吐出来，而且看不出任何分辨刺的动作。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准我们模仿的。
1995年，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事邱泽奇、刘能在湖北仙桃市毛嘴镇做乡镇组织调查。我们每天在乡政府食堂吃饭。食堂有一个大师傅做饭，做的土菜土饭，十足乡间风味，其中一道辣椒烧鱼做得很有滋味，只是鱼小刺多，吃起来比较麻烦。当时我就讲起当年那个客人的吃法。哪知出生在舟山群岛上的刘能听后说：“那算什么！我们是可以连刺一起吃掉的。”当下示范一番。看来做什么都是天外有天啊。
祖父的秘书敖先生，我们称其敖秘书，也是我在戴家巷有特别印象的一个人。他个子高高，身体奇瘦，带一副大眼镜，具有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样子。其实，不止形象，他的行为也很是“传统”。母亲曾讲到他的一件事。重庆夏天极其炎热，一日，敖秘书从外匆匆归来，手中往地下不断滴水。母亲见状忙问他怎么了。他笑嘻嘻地把手举起来说：“买了一只冰糕。”其时，冰糕已经化得几乎只剩一个棍了。在街上买了冰糕要拿回来才能吃，斯文如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是扎了满头的针。他常感头疼，针灸医生来家里在他的办公室中为他治疗。一次我走过他门外见他顶着满头的针对我笑，我大为吃惊！我屁股上打一针还要大人鼓励“不哭是英雄”，他头上扎那么多针还在笑！我见他进行这种满头针治疗不止一次。后来我听其他工作人员讲，治疗效果不显著，最后终于发现，头疼的根源是眼镜不合适。新工具，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制造了新的麻烦。
祖父晚年生病住院我陪床时，曾闲聊往事。讲到敖秘书，祖父说他是“奇相”。他还讲到一段趣事。一次，祖父去他房间找他，见他躺在沙发上。叫了一声，没有反应；再看身体，没有呼吸起伏；摸一摸手，冰凉。祖父怕他出了什么问题，忙叫人来。结果是他工作太累，睡得太沉了。虚惊一场！
我对戴家巷的记忆不多。如果闭上眼睛，我想不出那里的房屋外观和院内构造。19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重庆出差，这是我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一天，车过一处，我顿时觉得有点眼熟，于是问司机：“戴家巷在哪里？”“不是刚过吗！”他回答。我心里一阵激动。不知是碰巧了，还真是童时的记忆起了作用。不过，那次出差时间太紧，没有去寻旧时曾住。
2001年我到重庆给培训班讲课。晚上得暇，到戴家巷去了一趟。巷口已经大拆大建，巷内也再找不到老门老房了，但山下嘉陵江水的流淌还可以感觉到。
　　　　　　　　　　　　　　　　　　缙云山（1）
1954年夏，祖父祖母到重庆缙云山避暑，带哥哥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离家去避暑。记得我们住在上山大道左侧一座独立的房子里。出门举目可望高山，山林葱郁，房子不远有一小溪流过。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和这小溪有关。
这条路边还有几座构造类似的房子。往上走的一座住着熊克武先生，我们叫熊爷爷。熊爷爷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关于广州起义，历史书中有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说，而熊爷爷是当时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任四川省督军――四川省最高的军政长官。著名而传奇的战将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他的麾下。后来在内战中，熊爷爷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祖父在准备起义时，和熊爷爷联系密切。据祖父回忆：
1949年10月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做了部署之后来到成都，首要的活动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转向西南，蒋本人飞临四川指挥军事，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压力日益增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祖父到成都后即处于被监视状态，他写道：
“当我来成都后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对门即出现一连宪兵，四周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佣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来到成都之后，形势更加复杂。12月6日晚，在川康军人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缓冲角色的张群在即赴云南前到成都我家里来后，祖父担心张群一走，已率部退到成都的胡宗南等人会对他和家人动手，遂连夜让父亲开车把祖母和姑姑送到交往甚深的老中医王朴诚家中，把我母亲和哥哥送到我外祖母家，祖父则带父亲住到老部下邹善成的儿子邹荫萱家里。12月7日，祖父只带两个随从出城和邓锡侯将军会合，到彭县组织起义，派人带话指示父亲转移到南门外乡下的邹善成家中。邹善成在当地乡间很有影响，消息也灵通，住在这里如有事变，可有回旋余地。
据父亲回忆，当时，熊克武也住在邹家。作为国民党*，熊爷爷对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极度失望，决意不去台湾。他和父亲讲到，蒋介石曾派人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到台湾去，他把手枪拿出来说，如果一定逼他去台湾他就自杀，派来的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为防止被绑架，他找到祖父，祖父把他隐蔽到邹家。父亲说，他在身边放一把手枪，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他安全地度过了那段动荡的时光。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刘伯承任主席，熊爷爷是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副主席是：*、贺龙、王维舟、龙云和祖父。此次他们在缙云山避暑，便都是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的西南行政委员会）成员而被安排的。
　　　　　　　　　　　　　　　　　　缙云山（2）
在缙云山避暑期间，我家和熊家常来往。熊爷爷的大儿子熊伯齐、二儿子熊仲华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熊伯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他是个带着红领巾，唱着歌，昂着头的少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把沉稳的他和当时的印象连接起来。熊伯齐潜心国画、书法和篆刻，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在缙云山时，他总是和哥哥走在前面，我则跟在后面跑。我印象最深的玩法，一是采蘑菇，二是在竹林里抓笋子虫。笋子虫是有点像绿色蚂蚱那样的节肢动物，身子比较肥胖。把它们抓来放在火上烤一烤很好吃。我们迁居北京后，熊伯齐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常来家里玩，教我们练习田径，画国画。记得他曾送给我一幅他画的茶花，上面题诗云：
当年别乡富童痴，
八载居京成人时。
蛰伏众生北国地，
江南茶放遍春枝。
他到底大我许多岁，在我于北国地“富童痴”之时，他已生出成年人的思乡之情了。那幅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并浸涵着我们早年友谊的画，在“*”抄家期间，也不知道被折腾到哪里去了。
把思绪拉回到缙云山中。一次，我和哥哥又到熊爷爷家去玩。傍晚准备回家时被告知房后的溪水旁边有一只豹子在喝水，我们暂时不能出屋。熊爷爷打电话到家里，祖父和祖母叮嘱我们不要急着回来，等豹子走了再说。我们静静地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记不清是熊爷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熊伯齐说，我们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豹子喝水的声音。
过了一阵，祖父的警卫员亮鹏叔叔来接我们。我们到溪边去看，果然有豹子踩水后留下的湿足迹。
第二天，亮鹏叔叔带上枪和另外一个人进山寻豹子。我在家门口看着他们时隐时现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隐没在山林中看不见为止。后来，他们回来了，我急忙去问碰到豹子没有，他们带着未如愿的神情告诉我说没有找到。不过，此后在我们住在缙云山的那段时间中，再也没有听到豹子来的消息。
2003年到2004年期间，我带研究生在重庆市西彭镇做该镇的发展研究。在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北京之前，此项研究的联系人兼合作者赵宜胜先生（迈德房地产顾问公司总经理），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闲聊间问我吃完饭后想到哪里转转，我就说起对缙云山有些童时的印象，不知现在怎样了。一起吃饭的人中正好有一人是缙云山所在地区的领导，他说起那里在搞旅游开发，还提到在贺龙曾居住过的地方搞了一些纪念标志。这一下子使我想起，我曾听大人们讲，祖父带我们在缙云山居住时，贺龙便住在更前面的一栋房子里。也许后来开发的贺龙居住地就是那时的那片地方？也许凭记忆还能找到一些实地印象？我要求去看看。我的要求被满足了。
山路边那一栋栋小房子就在眼前了。我能够找到一些感觉。路和山的走势以及搭配有点眼熟，但土路已经成了柏油路，路面太光净了，没有土石和鞋底摩擦的感受。当时住过的就是这种房子：几级木头梯子，栏杆，侧面的门。但是住在哪一栋记不清了。溪水没有了。站在房子边上仰望山顶，还能找到依稀印在脑海里的亮鹏叔叔他们进山时的图景。不过，图景的尺寸似乎变小了一些。尺寸感变化最大的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当时觉得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要走一段路，现在看来不过是十几步路而已。那时毕竟个子太小了！我忽然有些犹豫。或许，那些房子已经拆了，现在这些根本不是？
　　　　　　　　　　　　　　　　　　旅途中（1）
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我和哥哥随祖父、祖母迁居成都。时间是1954年。
我们从重庆到成都是坐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高兴。我特别是对于火车的烟囱和汽笛感兴趣。重庆的嘉陵江上，每天有轮船来往，那时的轮船是火轮，船上有烟囱，烟囱冒着浓烟。守着嘉陵江，轮船的汽笛声我也常常听到。那时，哥哥和我还有一个火轮玩具，加上油点上火以后，冒着烟，可以自己在大盆里行驶。不过我们玩的次数很有限，大概是因为那时候　油是紧缺物资的缘故吧。然而，这更增加了每一次玩的兴趣。其实，烟囱和汽笛对于我不仅有江上每日所见所听以及玩具的魅力，它们在我心中是一个引发想象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船跑；它们还意味着远方――母亲是乘轮船走的。现在，曾经和江水联系在一起的烟囱和汽笛，被放到火车上和陆地联系起来了，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情景，朦胧的象征，令人兴奋。
烟囱和汽笛在我生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在心中的印象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儿童时代画画，涉及辽阔的画面，常常爱画上火车或轮船，并且要有烟囱和烟。1972年冬季，北方农村冬闲时节，我离开插队的雁北农村，南下到太原、平遥一带游历并访问朋友，尔后又到河北白洋淀农村小住。在从保定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挤坐在车厢的地下闲而无事，正好遐思。构想诗句便是一种遐思游戏。在火车的“咣当咣当”的晃动中，凑成一首“七律”。诗的头两句是：“喷云吐雾三千里，几处留踪几处家。”末尾两句是：“一教长笛惊别梦，青空碧海眺京华。”前两句和最后两句都和火车有关，其代表性物件则是烟囱和汽笛。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的东西读多了，这两个物件就越来越难和写诗这样的情感活动相联系了。不过，它们在我记忆中的特殊位置，是抹不掉的。
那次坐上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后，对于火车那有点摇晃的运行，感觉有趣。特别是在车厢里走动，别有一番滋味。但这种摇晃感在吃饭的时候，却觉得是一种麻烦了。那天在火车上吃的是面条。在重庆家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吃米饭，面条算是一种点心，偶尔食之。因为不常吃，所以用筷子把长长的面条夹起来放到嘴里的技术有欠熟练。恰恰那天吃饭的时候火车又晃得厉害，因而几度不能顺利地把面条夹到嘴里。于是，便向祖母要求用筷子把面条先卷成一个卷，再放到嘴里，这样比较稳一些。为什么要向祖母请示呢？因为这种吃法我曾在家里自发采用过，但被祖母认为是“没吃相”而制止了。这次，要重用故技，当然要祖母同意。结果很是顺利，条件变了，祖母放宽了要求，这碗面条也比较顺利地吃完。这大概是我接触到的规则变通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次随祖父、祖母长途旅行，乘坐了飞机。1955年，祖父到北京开会，祖母和哥哥及我一同北上。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运输机，机上的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人。机舱里没有现在客机上那种面向前方的成排座位，而是在机舱两侧有两条长座位供乘客使用。
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很新鲜，但起飞后很快就觉得颠簸得很厉害。那种颠簸使人越来越觉得头晕、恶心。哥哥忍不住，首先呕吐了，吐在飞机上准备好的呕吐袋里。我努力忍耐，不想吐出来，但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并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来不及打开呕吐袋，就一下子吐到祖母身上。祖母本来没有事的，被我这样一折腾，又忙着让我漱口、清洁衣服、打扫秽物，结果她也吐了。一家人中只有祖父一切正常。不知是他本来就不晕，还是坐过多次后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