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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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极能接受新思想的领袖，这样未经通报地冒昧见面合适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去拜访陈独秀，打算先从这位直性子的人那里摸清北大的底细。

　　　　陈独秀正在学长室安排课程，他想让胡适教哲学史和英国诗，可这位小老弟却至今音讯杳然。正在犯愁时，敲门声响打开一看，见是一位二十六七岁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他的眼突然一亮，大声叫嚷起来：

　　　　“是适之哈哈，总算把你这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盼来了！”

　　　　他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初来乍到的胡适之，他真想给这位同乡的大师兄磕个响头呐！是他借《新青年》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国内思想界的明星，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和先驱。还在他留学回国的关键时刻，让他非常体面地走进了常人梦寐以求的北大。他从此将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治学和与中国思想界对话。

　　　　可是，他的嘴角却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眼前又浮现五月里那个如坐针毡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正在举行博士论文的答辩，以杜威为首的六位教授表情严峻，似懂非懂地讨论著他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这篇几乎耗尽他心血的近九万字的论文，终于令洋教授如读天书般地难以破译，留学七年的他最终未能通过论文答辩。

　　　　他虽然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光。但这似乎也怪不得他呀，民国初年的中国士大夫好像已被洋人吓昏了头，好像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谁叫他人还未回国，报界早已公布了他头顶的博士头衔

　　　　陈独秀忙着给他倒茶让坐，亲热地说：

　　　　“来北大后平时和玄同谈的最多，现在好了，又有了一个知音。哎！你路上走了多久呀？真把我急死”

　　　　胡适有点歉意地解释起来：

　　　　“我是6月9日离开纽约的，经过加拿大，日本东京和神户，于7月10日抵达上海。正值北京闹复辟，便回绩溪看望了一下母亲和未婚妻。”

　　　　“听说家里为你这洋博士找了位小脚女人？还听说你在美国很受几位女士青睐，平均每天要向外发三封信？”

　　　　见陈独秀一见面就毫无顾忌地开玩笑，他的脸先红了起来。口袋里就贴身带着韦莲司温情脉脉的信，但说出的话却很理智：

　　　　“我是三岁死父亲的，母亲为我操尽了心。只要她能高兴，倒也无所谓。”

　　　　陈独秀感叹地吸着烟说：

　　　　“看来适之将来能有大出息，在中国要想成为圣人和国人导师，先要在婚姻上完美无缺，没有绊闻。唉！”

　　　　胡适却没有闲情听他叹息，急切地打听起情况来。

　　　　“听说北大校风不太好呀？”

　　　　陈独秀点了点头说：

　　　　“这话倒不假，学生不好学，逛妓院、打麻将，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像那位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至今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堂上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慢吞吞的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也只好干着急。”

　　　　“蔡校长难道不管”胡适对北大能如此容忍“老妖怪”有点惊讶。

　　　　“学生中对延聘辜鸿铭和刘师培也有不满的，但蔡先生讲究兼容并蓄，冰炭同炉，常说‘道并行而不相悖’。不过先生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把你我等人请进北大就是一例。按他的办学思路，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问大家。我现在觉得他这样做也有些道理。因为正是兼容并包这面自由主义的大旗，才保护住了我们这批纠集在《新青年》周围的异端分子。”

　　　　胡适突然有些冲动起来，他毕竟刚从西方回来，满脑子的美国理念。

　　　　“我不主张教授间的新旧对立，但蔡老先生欲兼容并蓄，宗旨似乎错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瞥了陈独秀一眼。见对方似乎挺欣赏他的这股锐气，又不安地问：

　　　　“听说北大的学生旧学根基很深，不太好对付？”

　　　　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故意吓唬道：

　　　　“恐怕不在你我之下，所以你这前三脚一定要踢好。我和蔡先生都商量过了，想请你担任哲学系主任，再教英国诗和英文。你的中国哲学史准备得如何”

　　　　“没有问题！”胡适自信地说。

　　　　“好！我陪你去见见蔡先生，他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呢。走！”

　　　　当陈独秀陪胡适走进校长室时，蔡元培正在安排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和评议会的选举时间。一见到胡适之，他先是松了口气，仰天长吁了一声。他又向陈独秀要了一支烟，说：

　　　　“你总算到了！到了就好办了！”

　　　　陈独秀调侃地说：

　　　　“蔡校长对你特别偏心呢，这评议会每学科只选两名教授做评议员。这老蔡就一直压着非等你到了才选举，连我都看出来了！”

　　　　胡适感动地起身向蔡元培鞠躬，出于真心地说：

　　　　“实在太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适之一定不负您的厚望！”

　　　　蔡元培见他举止文雅，高兴地摆摆手，说：

　　　　“这样吧！听说你讲演口才过人，我先安排你在开学典礼上讲一次，给大家有个好的印象。你是研究墨家学派的，开学后可以和章士钊的逻辑学，马叙伦的老庄，一起搞一次讲座。让师生们都来见见世面，也把你这哲学系主任的牌子亮出去。适之，有信心”

　　　　见胡适爽快地点点头，蔡元培收拾好桌子上的公文，幽默地说：

　　　　“今天咱北大卯字号的三只兔子全齐了，走！老兔子请客，去六味斋庆贺一番。顺便把玄同也叫来，让这位章门弟子今后多给适之保保驾。”

　　　　胡适就这样挟雷带电地闯进了北大，成了新旧各派最关注的人物。

　　　　胡适和蔡元培都很快发现，双方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狂热的大学主义者，都以创办一流大学为终生志向。就在那天晚上吃饭时，胡适递过来一份刊有三年前他写的《非留学篇》的报纸。蔡元培看了连声赞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适之真不愧是旧学深邃，新知深沉的人。想不到当一般的留学生还沾沾自喜时，你已在忧患地大声疾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还有，你发表的大学是文化学术中心的观点也和我见解相同。仲甫、玄同，你们看，适之的这一段话说得多好”

　　　　所以今天，9月17日的北大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作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场面是够气派了，大礼堂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其中有许多是刚考进北大充满好奇的新生。蔡元培辞退了一批不称职者以后，对所有留任和新来的教师都重新发了一份大红聘书。这些学界宿儒和名流正兴高采烈地在前排就坐，谈笑风生相互问候。

　　　　在蔡先生的邀请下，胡适踌躇满志地昂步走上了讲台。

　　　　就在他微笑着站起身时，他下意识地用英文轻声念了一句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他以为别人不懂，却被旁边的辜鸿铭听到老怪物朝他惊鸿一瞥，露出轻蔑的冷笑。

　　　　胡适留学时曾因讲演出众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他今天重点阐述了他的关于大学在保留高级文化人才，创造新文化方面所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提出了要用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来改造北大，把北大办成现代国际著名大学的设想。为了炫耀自己的先见之明，他又充满感情色彩地回忆起那段留美经历。

　　　　“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就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我以为今日要造国家不亡，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响起了掌声，但不够热烈。他还想用激情说些豪言壮语，赢来更多的掌声。耳边忽然传来辜鸿铭不高不低的嘲讽，也许是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老怪物先说了一口纯正的英语，随后又变成了法语。

　　　　“胡先生留了七年学，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

　　　　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垮了，他瞟了一眼正襟危坐在辜鸿铭身边的黄侃、刘师培、陈汉章、崔适、马幼渔、马叙伦、章士钊、黄节等一大批国学大家，忙红着脸低头走下台来。

　　　　最令他难堪的还是在教师休息室里，老先生们也许已看在洋博士面子上，没有对他吹胡子瞪眼。但那种挖心挖肝的调侃和嘲讽，就算他绅士风度再好，也只好哭笑不得

　　　　黄侃今天心情特别地好，满脸都是笑容地说：

　　　　“胡适呀胡适，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我就尊称你‘黄蝴蝶’不过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我今天当着面给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看这白话文多啰嗦呀？如换成文言，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哈哈哈！”

　　　　辜鸿铭只管靠在椅子里吸烟喝茶，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待过足了烟瘾，刘二来唤他时才缓缓地起身。临走前，他古怪地盯了胡适一眼，又用英语说道：

　　　　“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这浑号还是当年在日本时取的，周树人喜欢熬夜，又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经钱玄同命名，就在朋友间叫开

　　　　周树人一看是他，也不示弱，边放下笔起身让座，边调侃道：

　　　　“是爬翁真是难得的稀客。”

　　　　这里也有个典故，钱玄同这人喜欢热闹，最爱激动。当年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课，他一冲动就要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自然就成了“爬翁”。而黄侃更是不客气，干脆直呼其为“钱疯”。

　　　　钱玄同脱去长衫，放下大皮包，坐在藤椅上，望着屋里到处挂着的碑帖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