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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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第07章　好政府主义（1922）
　　　　1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北伐军誓师韶关，兵分三路进攻江西，并接连攻克赣南多座城市时，陈炯明也和吴佩孚达成了密的，并开始调集五十余营粤军从粤桂边境移师广州。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赶回广州。当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果然有谋叛布置，就在省城演说时公开警告道：“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炸死他。”可是他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有点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而陈炯明也接到吴佩孚的密电，催他早日动手。说：“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终于横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恺，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

　　　　孙中山是炮轰前得到消息紧急转移的。远处已隐隐传来叛军进攻的号音，宋庆龄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却还想向叛军晓明大义制止叛乱。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了，就强挽起他的手臂离开了总统府。夜已经深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封锁线，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而宋庆龄是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和副官的护卫下，于第二天才冲出重围与丈夫会合的。

　　　　6月17日这天，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亲自率领六舰军舰，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他曾手书密令要江面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迅速回粤平乱。而回师的部队终因遭到直系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番苦战，被迫分成东西两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孙中山就这样一直孤守在黄埔海面，以艰苦奋战五十多个昼夜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结束。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却没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羽，竟会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当他乘俄国“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他惨痛地发表了《对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领袖。他不止一次地对汪精卫、张继和蒋介石说，第一次护法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这次的失败，又使他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他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为师的新策略。

　　　　2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

　　　　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

　　　　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

　　　　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

　　　　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

　　　　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

　　　　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

　　　　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

　　　　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

　　　　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

　　　　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

　　　　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

　　　　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

　　　　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

　　　　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

　　　　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而全国学界却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