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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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

　　　　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

　　　　故乡是故乡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

　　　　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第10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唉！我还能回去”“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