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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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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 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 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 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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