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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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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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